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在团中央的岁月

“三胡”，指的是曾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胡耀邦、常务书记胡克实、候补书记胡启立。“文革”开始后，青年学生中成立了红卫兵组织，他们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了团中央。当时，北京海淀区一个中学的红卫兵，首先在团中央机关大院贴出了“打倒三胡”的大标语……

先后相聚团中央

“三胡”可以说是代表着建国前3个不同时期参加革命工作的团中央领导人。胡耀邦是中央苏区时期著名的“红小鬼”，1929年底14岁投身土地革命；胡克实是抗战爆发前后投身革命的三八式干部，1937年9月，16岁的他加入中国共产党；胡启立则是1948年4月在北京大学学习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19岁的他积极投身北平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历史的洪流和机遇将他们先后推到团中央的领导岗位。

从1952年起，胡耀邦长期主持团中央工作。他带领全团积极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青年工作的一系列指示精神，开创了建国后青年工作最为活跃的时期之一。这一时期，胡克实可以说是胡耀邦的最主要助手之一。自1952年到1966年“文革”爆发前，一直在团中央书记处担任领导职务的，只有他们俩人。

胡启立到团中央工作的时间要晚一些，和胡耀邦相识也晚一些。1955年8月，全国学联十六大召开，当时胡耀邦是团中央主要负责人，而胡启立作为北京大学团委书记，是刚从学校毕业不久的一个26岁的青年。在那次会议上，胡启立被选为全国学联主席。之后，他和胡耀邦才逐渐熟悉起来。

全国学联大会结束后，胡启立被通知毛泽东主席要接见全国学联负责人。听到这个消息，他既激动又紧张，不知见到毛主席说什么好。也许是体谅到胡启立当时的心情，胡耀邦找来了他。胡耀邦耐心地帮胡启立归纳出几个问题：要加强形势的学习和教育，要增强社会实践，要有应对困难的思想准备等。

到了毛泽东那里，胡启立按照胡耀邦帮助思考归纳的几个问题，一一作了汇报。毛泽东听了后很高兴。可以说，胡耀邦手把手地帮助胡启立通过了这场考试。之后不久，胡启立进入团中央联络部工作。其间，他还曾担任驻捷克布拉格国际学联书记处书记、副主席。

1964年，为响应中央的号召，团中央系统也积极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在同年7月召开的团中央九届一次会议上，作为全国学联主席的胡启立被选为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以胡启立当时的年龄和资历，走到如此重要的领导岗位，在团中央机关内外，应该说都引起不小的震动。

当时，胡耀邦找到胡启立，进行了一次非常中肯的谈话。胡耀邦的这次谈话，多年以后胡启立还记忆犹新。在胡启立担任全国学联主席以及进入团中央工作之后，胡克实作为书记处书记、常务书记，也关心着他的成长，给了他许多有益的教诲。

患难与共团中央

1966年六七月份，“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北京就处于十分混乱之中。

6月初，胡克实列席了刘少奇和邓小平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此次会议本来应该是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列席，因为他生病住院，就由胡克实列席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北京地区“文化大革命”情况。根据会议决定，由团中央负责向北京市八个城区各中学派出了大批工作组。

7月18日，毛泽东批评派工作组是“镇压学生运动”，是方向和路线性的错误。为此，全国各地以批判工作组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突破口，把斗争的矛头公然指向刘少奇。

当时，针对团中央领导层的问题，有人说“三胡等人是糊糊涂涂犯了错误”，但毛泽东不认同这种说法，“三胡不是糊糊涂涂，是清清楚楚”。毛泽东的意思就是，团中央和胡耀邦等是自觉地犯了镇压学生运动的方向和路线错误。

为此，8月13日，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团中央领导层，中央有关负责人奉命宣布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等团中央领导人停职反省。随后，胡耀邦等人被关押在团中央机关的“牛棚”反省检查。由于“三胡”等团中央领导人停职反省，根据中央指示，团中央成立了一个临时书记处，主持日常工作。

随着团中央书记处被改组，团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也纷纷起来造反，并表示支持红卫兵到团中央造反的行动。每天，团中央机关大院挤满了进京串联的各地红卫兵，要团中央交出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等人让他们批斗。进入10月，在所谓“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下，新一轮的造反狂潮还在扩展。江青、康生等人继续攻击团中央，胡耀邦等人遭到更残酷的揪斗。

一段时间里，“三胡”等人每天都要多次被揪出来示众，一群身强力壮的造反派押着他们，将他们强行拖到批斗台上。就在这种情况下，胡耀邦等人也宁折不弯，不向恶势力低头。胡耀邦经常鼓励胡启立等年轻同志：要挺得住，要经得起考验。胡克实也非常关心年轻干部，在一次接受批斗时，他悄悄地对身边的胡启立说：“你要挺住啊，要相信党，相信群众，真理和事实总会搞清楚！”

分手告别团中央

1968年10月的一天，接中央通知，胡耀邦离开团中央机关的“牛棚”，参加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后又参加了中共九大。九大结束后不久，团中央机关直属单位的全体干部职工进驻位于河南潢川县黄湖农场的“五七干校”。

1971年2月，胡耀邦得了急性乙型肝炎，病情很重。为此，他向中央请示回北京治病。之后，胡耀邦再次回到干校。此时，周恩来借“九一三事件”之机，将一大批被打倒的老干部从干校等地方接回北京，体检治疗。于是，胡耀邦又重新被“解放”回到北京。不久，胡克实、胡启立也先后离开黄湖农场，回到北京。

“三胡”回到北京不久，中央组织部的军代表找他们谈话，说是准备分配给他们新的工作岗位。

面对中央组织部的军代表，胡耀邦严肃地说，作为党的干部，分配到哪里都可以，做什么工作都行。但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对我作了那么长时间的审查，在分配工作之前，一定要给我一个正式的结论，而且这个结论应该必须是中央认可的。

但是，驻团中央的军代表起草的《关于胡耀邦的审查报告》中，将胡耀邦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胡耀邦对这个审查结论意见非常大，据理力争，不承认自己属于“三反”分子，也不承认自己是“走资派”。由于胡耀邦迟迟不同意在审查结论上签字，因此复出的工作安排被搁置起来。就这样，胡耀邦被长期地“挂”了起来，平日除了参加“学习会”，定期向驻团中央的军代表汇报思想状况之外，其余的大部分时间在位于富强胡同六号的家中埋头读书。

胡耀邦虽然暂时不能工作，但却积极鼓励过去熟悉的同志尽早出来工作，想办法帮助还没有得到“解放”的老干部尽快获得解放。同住一个大院的胡克实也和胡耀邦一起，积极为他们出谋划策。

当时，胡启立经组织安排准备去偏僻的大西北宁夏，到基层工作。他来到富强胡同，征询胡耀邦的意见，胡耀邦鼓励他说：“有工作就好，有工作就好。”1972年11月，胡启立前往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担任县委副书记。不过，粉碎“四人帮”后，胡启立一度重返团中央，担任团中央常务书记、全国青联主席，直到1980年才最终告别共青团工作，到天津担任市委书记（当时设第一书记）、市长，那是后话了。

胡克实的工作，中央后来也有考虑，1973年12月，胡克实调任国家地震局党的领导小组组长。从此，他离开了团中央，一直在科技战线的领导岗位上工作。

1975年7月，经叶剑英提议，邓小平同意，中央决定由胡耀邦担任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主持中国科学院的日常工作。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猝然去世，作为当年在团中央工作的老同事、老部下，胡克实、胡启立都异常悲痛。同年9月，胡克实撰文以表达对胡耀邦不幸离世的迟到哀思；1999年4月，在胡耀邦去世十周年之际，胡克实又撰文回忆胡耀邦：“他是我们团中央书记处的好班长。他是良师，是益友……我是永志不忘的。”

2005年11月，恰逢胡耀邦诞辰九十周年，已离开全国政协副主席岗位的胡启立撰文回忆胡耀邦。文中，胡启立回顾了在团中央工作的不少往事，并动情地谈道：“在我70多年的人生历程中，如果有人问我，什么人对你的影响最大、最深刻？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是耀邦同志！在我一生的许多关键时刻，耀邦同志用他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地为我指明了做人、处世的原则和道理，支持和帮助我走过人生坎坷之路。”

（摘自《党史博采》2015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