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中，周恩来如何推动毛泽东走向领袖地位

1934年12月12日，周恩来力主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转移的行军方向，这就是通道会议。会上，博古、李德坚持前往湘鄂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而毛泽东等人否定原定计划。由于周恩来的支持，毛泽东第一次在中央有了发言权。此后，周恩来多次支持毛泽东意见，为毛泽东的崛起之路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据理力争，力保毛泽东随军长征

1934年长征之初，中央高级干部的去留，均由博古、李德决定。张闻天作为政治局常委，也只能依照他们的通知行事，对瞿秋白想参加长征的愿望他都爱莫能助，其他人的作用更是可想而知了。毛泽东是博古、李德排挤、打击的对象，所以不在参加长征人员之列。

能劝动博古改变主意的，自然只有周恩来。他说，毛泽东是中华苏维埃主席，在军队中有很高威望，怎能不带呢？博古无奈之下才答应下来。据说，后来李德怨怪他书生意气、优柔寡断，指责“这是一个后果严重的错误”。这就是说，是周恩来据理力争，毛泽东才得以参加长征的。

后来又有一种说法，是毛泽东自己想留在中央苏区。这源自博古后人的回忆，金一南《浴血荣光》中也有相应的介绍。是周恩来连夜赶去劝说，毛泽东才同意参加长征。分析起来，这一说法也有可信之处。一是中央苏区是毛泽东亲手领导创建的，感情深，不愿走或走得不甘心；二是受博古、李德长期排挤，他的正确意见得不到采纳，想留下来继续开展游击斗争，把根据地再搞出个样子来。还有一点，毛泽东看不上博古、李德的瞎指挥。但大多人认为这是野史，因为在目前可见的文献中无据可查。

无论哪种说法，都印证一个不争的事实，毛泽东是经过周恩来努力才随军长征的。试想，如果毛泽东留下了，在异常严峻的困境中他的命运会如何？中央红军和党的命运又会如何？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我们可以断定，如果毛泽东没有参加长征，“中国革命不知道要推迟多久。”单从这一点讲，周恩来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是居功至伟的。

决策转兵，摆脱了红军陷入绝境的危险

1934年12月11日，中央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县城。12日，周恩来力主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转移的行军方向，这就是通道会议。围绕是否要到湘鄂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会上争得非常激烈，毛泽东等人否定原定计划的意见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但博古、李德则坚持西进会合。这次临时会议时间短促，虽然未能扭转博古、李德的主张，但正确意见已开始在中央领导层占了上风，实现了“通道改向”，部队西进黔东而不是立即北上湘西。更为重要的是，这是自宁都会议后的两年来，由于周恩来的支持，毛泽东第一次在中央有了发言权。

12月15日，红军攻占贵州黎平。18日由周恩来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继续讨论红军今后的战略方向问题。博古、李德坚持折入黔东，然后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这势必会陷入敌人的罗网。周恩来果断决定采纳毛泽东等人的意见，到川黔边建立根据地。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放弃原定计划，西进贵州遵义。黎平转兵，是重大的战略转变的开始，在风雨中拨正了党和红军的前进方向。李德见自己的意见被否决，当场发了“洋脾气”。从此，周恩来与李德的关系开始疏远。博古服从会议决定，还劝慰周恩来“不要理他”。第二天，周恩来做出执行会议决议的部署。

1935年1月1日，周恩来又在瓮安的猴场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重申黎平会议决议，决定抢渡乌江，攻占遵义。以遵义为中心建立川黔边地区根据地，然后再向川南发展。这次会议，实际上取消了李德对红军独断专行的指挥权。周恩来主持召开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实现了红军转移的战略转变，摆脱了陷入绝境的危险，也为遵义会议纠正“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错误打下了基础。

全力举荐，促成了毛泽东在中央领导地位的确立

遵义会议确定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此前的三次会议可以视为是遵义会议的前奏，为毛泽东的崛起之路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处在特殊位置上的周恩来，顺势而为，有力推动了这个过程的演变，在遵义会上更是发挥了他人无可替代的关键作用。

遵义会议是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经过三天的讨论，会议最后做出如下决定：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会议结束后，中央常委分工，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是王稼祥同毛泽东商议后由王出面提议，并得到周恩来、张闻天、朱德支持召开的。周恩来是这次会议的主要筹备者、关键组织者和领导者。

毛泽东说过：“那时争取到周恩来的支持很重要，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遵义会议的召集，是基于通道会议的各种争论而由政治局会议所决定的。黎平会议时，周恩来就主持做出了适当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定。自通道会议后，不断的斗争，就是排除李德指挥作战，改变战略方针。召开遵义会议意味着什么，扩大到军团一级意味着什么，博古、李德应该是有察觉的，最初不同意让军团主要领导参加。周恩来不仅支持，而且还积极进行筹备和组织。红军进入遵义后，他立即布置参谋人员准备会场，对一、五、九军团的行动和会议期间的任务做出细致周密的安排。他亲自电报通知军团负责人与会，当年发给刘少奇、李卓然的那份电报，不仅成为后来研究判断遵义会议召开时间的文献资料，而且也成为周恩来组织筹备会议的有力证据。

毛泽东还说过：“这次会议开得很好，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这是对周恩来影响会议进程的客观评价。周恩来“严肃而认真”准备的副报告，现身说法，进行自我批评。一方面以很强的说服力，让大家认识军事领导上的严重错误，使不愿承认错误的博古、李德陷入被动；一方面给后来张闻天的“反报告”和毛泽东的长篇发言以有力支持。同时，也为随后打破僵局，提出撤销自己的职务，举荐毛泽东出来指挥作战作了铺垫。

杨尚昆说，“恩来同志不计个人得失，以他的地位和声望，全力推举毛泽东参与领导中央红军今后的行动，对形成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此后相继召开的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起到了夯实基础、巩固成果的重要作用。

遵义会议的召开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孤立的。从通道到会理，中央召开的一系列会议犹如一个环环相扣的链条，推动了中国革命的转折和前进，而每个环节都贯穿着周恩来的关键性努力和作用，否则这个历史链条就有脱节的可能。尽管当时党内军内对军事上的瞎指挥有争论、有怨气，尽管毛泽东的思想智慧和军事才能广为人们认可，但如果没有周恩来促成和主导这一系列会议召开，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就没有机会被采纳，他的领导地位也就难以形成。就是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既不是党内总负责，也不是最高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赞赏毛泽东的军事才能，把他推让到统帅的位置上。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周恩来为党和中国革命推举了自己的领袖。

（摘自《党史博采》，尹广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