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批评”派的重写文学史运动

摘 要：英美新批评派崛起于重新确立文学经典的重写文学史行动。T.S.艾略特倡导以17世纪玄学派为代表的新型诗歌样式，其目标是推翻19世纪以来简单直白的浪漫主义诗歌。克林斯·布鲁克斯撰写《现代诗与传统》，其用意与艾略特并无二致。与所有文学思潮的兴起一样，新批评派重写文学史是为了替新的文学样式扫清障碍。

关键词：新批评 重写文学史 玄学派

早在现代派奠基之作《荒原》（The Waste Land， 1922）问世之前，英美“新批评”早期代表人物T.S.艾略特已经完成了论文《传统与个人才能》（Tradition and Individual Talent， 1917）。论文主要观点有：创作者如何看待传统对个人的影响，“情”与“智”在创作中所处的状态，贬低弥尔顿和19世纪浪漫主义，赞美17世纪英国玄学派诗歌和推崇伊丽莎白时期的诗剧等，几乎确立了20世纪文学创作和文学判断的新标准。这篇文章影响非常深远，以至于很快成为现代批评和现代文论诞生的标志。艾略特因此不仅被看作20世纪最杰出的现代主义诗人，也被看作20世纪最重要的诗歌批评和理论家之一。正如雷纳·韦勒克在《近代文学批评史》中所说的那样：“从早期的纯正程度来看，艾略特的文学批评确实很了不起。”{1}

虽然艾略特个人情感上更认同英国，但他改变不了生于美国长于美国的人生经历。青年时期的艾略特曾在哈佛大学求学，当时著名的人文主义者欧文·白璧德是他老师。白璧德对浪漫主义持否定态度，这一观点深深影响了艾略特。白璧德认为西方近百年走错了路，正是浪漫主义导致了欧洲世界的颓废堕落、杂乱无章。他尤其反感放纵情感和欲望的卢梭，对卢梭提倡的自然主义深恶痛绝，坚信西方的堕落是因卢梭自然主义而起。白璧德痛斥卢梭及其信徒毫无理性和节制可言，认为只有具备自控力的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有教养的人类：

一个作家之所以伟大，不单单要看他说了什么，还要看他省略未说的东西……如果一个人能够克制自己的某种能力甚至是他的主要能力，控制他的情感甚至是喷涌勃发的情感，并且在这些能力与情感发展到最高峰的时候，用相对立的因素来克制它们，那么他就最符合人之为人的标准了。{2}

白璧德的论述主要是为了提倡人文主义。人文主义是文艺复兴的核心精神，因此白璧德指出真正伟大的作家如莎士比亚，不管笔下人物处于多么慷慨激昂的状态，作者本人始终都保持着克制，不会任由感情汪洋恣肆倾泻而出。人类作为存在个体，也应该具备自我控制能力，这是心智健康的基本要求。人类作为社会群体，更应该具备控制力和克制力，这样才能避免进入无政府主义。

除了写有多篇批判浪漫主义的文章外，白璧德还撰文提出重视研究古典文学。他认为在文明进程中，在研究作品时，应该“把它们作为古代与现代世界一脉相承的发展链条上的环节而予以研究”，“运动未必都意味着进步”，“任何对作家的单纯割裂研究都完全不足以说明问题”{3}。白璧德所说的古典文学，是宽泛意义上的古典，更多是一种立场上的古典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具有历史观的文学观念。

艾略特的文学基调正是由“保守主义”的白璧德奠定。白璧德的自我控制力是健全人的标志，艾略特干脆提出诗人应该隐藏自我，将自我融入“客观对应物”中消失不见，即《传统与个人才能》中著名的“非个性化理论”：“诗歌不是放纵感情，而是逃避感情；它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4}他认为诗人更像是情感与客观事物之间的媒介，他将之比喻为“催化剂”（catalyst）：“诗人的头脑就是那少量的白金丝”{5}，在情感和“对应物”之间，能够促进它们的反应生成，改变反应的速率，但诗人本身却不会发生改变。

“分泌物”是艾略特使用的另一个比喻。英国诗人、学者A.E.豪斯曼曾提出过创作是被动的，不是松节油那样由树木自行产生的分泌物，而是如同“牡蛎里的珍珠那种病理的分泌物”{6}。艾略特对此非常赞赏，并骄傲于自己并非受到豪斯曼的启发，而是与豪斯曼不谋而合产生了类似的想法。他从自身的创作经验出发，认为创作过程是主体受到外界刺激后，才产生了创作冲动和创作热情，如同牡蛎产珠一样被动。

“催化剂”也好，“分泌物”也罢，艾略特一再反对的仍是19世纪以来重视主体情感抒发的浪漫主义诗风。

不过，艾略特所持的并非唯美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他赞同“诗的纯正”，更强调作家和作品不可避免要受到文学传统的影响。虽然艾略特自称为“古典主义者”，但他对17世纪的法国新古典主义毫无兴趣，他赞许的是罗马古典主义。艾略特欣赏维吉尔创作的“一个体现尊严、理性和秩序的比较文明的世界”（《论诗歌与诗人》，1930）{7}。艾略特自称为古典主义者的另一个目标是为了强调传统对作家的作用。与大学时期的老师白璧德一样，艾略特相当反感当时流行的反传统观念。他指出，自浪漫主义兴起后，“传统”二字就很少出现在英国文学研究中，即使偶现，也仅仅是“以形容词的身份”，而且，“除非用作贬义，这个词就很罕见”{8}。他提出文学研究应该具有历史意识，对任何诗人和艺术家的评价，“不可能只就它本身来做出判断，你必须把他放在已故的人们当中来进行对照和比较”。

克林斯·布鲁克斯是“新批评”中期的代表人物，他写有《现代诗与传统》一书，是一部向艾略特致敬的英国诗歌史。与艾略特一样，布鲁克斯要确立17世纪玄学派诗歌在英国文学史上的新地位。在艾略特撰文称许玄学派之前，玄学派诗人一直处在文学史的边缘地带。布鲁克斯用“隐喻”“机智”“反讽”等专业术语，分析证明了玄学派诗歌卓越的艺术贡献及其对诗歌史的意义。

布鲁克斯秉持了新批评派对浪漫主义诗歌一贯的蔑视态度，他非常不喜欢雪莱的诗风，称之为“技艺拙劣，韵律粗糙，修饰松垮，还经常出现花哨俗气的隐喻”，认为诗人应当把雪莱作为需要警惕的学习对象。但布鲁克斯不讨厌浪漫主义诗人济慈，在雪莱的对比映衬下，他认为认为“济慈几乎从不多愁善感，雪莱却总是自哀自怜。济慈特别讲究艺术性，所以他根本不会冒险，不会写出像雪莱那样让人难堪的呐喊‘我气喘，无力，我昏迷！’，或者‘我轻覆于人生的荆棘！我流血！’这样的诗句。济慈就算是在刚开始写诗的不成熟期，也总是把热情控制在形式中，他在《秋颂》里保持了客观性，在《夜莺颂》里他则尝试了标准的自我反讽”{9}。对于布鲁克斯来说，优秀的现代诗作中不包括浪漫主义诗歌，真正体现现代性的是后期象征主义诗歌。

美国著名批评家爱德蒙·威尔逊曾写过名篇《阿克瑟尔的城堡》，为象征主义运动确立了名称和历史定位，这本书因此成为法国象征主义运动里程碑式的著作。布鲁克斯虽然赞赏以叶芝、艾略特为代表的后期象征主义，但对法国象征主义（前期象征主义）的观点却与威尔逊大相径庭。在《象征主义诗歌与象牙塔》一文中，布鲁克斯对威尔逊象征主义理论进行了批评。威尔逊认为诗人的“模糊和自我逃避”是象征主义的主要特点：“象征主义的首要任务是模仿事物而不是陈述事物……真正的象征主义所用的符号，就是与本体相剥离的喻体。”{10}布鲁克斯认为，这全是老生常谈，因为模糊性是几乎所有诗歌的共同特点，所有诗歌都在寻找、塑造象征性的事物，即艾略特所说的“客观对应物”。

布鲁克斯之所以批评威尔逊，是为了重新确立经典传统和文学秩序，继续完成T.S.艾略特的文学批评雄心，为17世纪英国玄学派诗歌确立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新批评认为，象征主义诗歌的确具有现代性，但其之所以体现出现代性，并非因为威尔逊所说的个性体验的表达和模糊性，而是因为象征主义表现出的玄学派式的艺术风格，即充满反讽、悖论和隐喻，这种诗歌形式因其复杂性而显得高级和充满魅力。因此，现代诗是“我们当代的在必要的复杂性和模糊性方面取得成功的最佳诗歌”。

究其根本，19世纪中后期以来盛行的主观化诗风是新批评派的攻击对象。为了推倒以浪漫主义为代表的文学风尚，新批评派采用了委婉曲回的重写文学史

的做法，创立新的经典和文学秩序以摆脱文学创作中

维多利亚式的说教习气及浪漫主义的情感泛滥。新批评派对玄学派诗歌的全新审视，及他们在诗歌创作方

面的革新，使人们将关注的目光转向了玄学派的诗风，即以“客观对应物”表现主体情思的意象派和象征主义诗歌，并由此开启了现代文学和现代批评的新时代。

{1}{7} 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五卷，杨自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343页，第313页。

{2} 欧文·白璧德：《文学与美国的大学》，张沛、张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8—107页。

{4}{5}{8} T.S.Eliot， Tradition and Individual Talen，Selected

Essays， London：Faber and Faber Limited， 1932，p21，p18-19，p3.

{6} 艾略特：《诗的效用与批评的效用》，杜国清译，台北纯文学出版有限公司1983年版，第171页.

{9} Cleanth Brooks. Modern Poetry and the Tradition，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lifornia Press，1939，p237.

{10} 爱德蒙·威尔逊：《阿克瑟尔的城堡》，黄念欣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