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可以怨【三】

没有人愿意饱尝愁苦的滋味——假如他能够避免；没有人不愿意作出美好的诗篇——即使他缺乏才情；没有人不愿意取巧省事——何况他不至于损害旁人。既然“穷苦之言易好”，那末，要写好诗就要说“穷苦之言”。不幸的是，“憔悴之士”才能说“穷苦之言”。白居易《读李、杜诗集因题卷后》：“不得高官职，仍逢苦乱离；暮年逋客恨，浮世谪仙悲。……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作出好诗，得经历卑屈、乱离等愁事恨事，这代价可不算低，不是每个作诗的人所乐意付出的。于是长期存在一个情况：诗人企图不出代价或希望减价而能写出好诗。小伙子作诗“叹老”，大阔佬作诗“嗟穷”，好端端过着闲适日子的人作诗“伤春”“悲秋”。例如释文莹《湘山野录》卷上评论寇准的诗：“然富贵之时，所作皆凄楚愁怨。……余尝谓深于诗者，尽欲慕骚人清悲怨感，以主其格。”这原不足为奇；语言文字有这种社会功能，我们常常把说话来代替行动，捏造事实，乔装改扮思想和情感。值得注意的是：在诗词里，这种无中生有（fabulation）的功能往往偏向一方面。它经常报忧而不报喜，多数表现为“愁思之声”而非“和平之音”，仿佛鳄鱼的眼泪，而不是《爱丽斯梦游奇境记》里那条鳄鱼的“温和地微笑嘻开的上下颚”（gently smiling jaws）。我想起刘禹锡《三阁词》描写美人的句子：“不应有恨事，娇甚却成愁”；传统里的诗人并无“恨事”而“愁”，表示自己才高，正像传统里的美人并无“恨事”而“愁”，表示自己“娇多”。李贽读了司马迁“发愤所为作”那句话，感慨说：“由此观之，古之贤圣不愤则不作矣。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也。虽作何观乎！”“古代”是召唤不回来的，成“贤”成“圣”也不是一般诗人能够和愿意的，“不病而呻”已成为文学生活里不能忽视的现象。也就是刘勰早指出来的：“心非郁陶，……此为文而造情也”，或范成大所嘲讽的：“诗人多事惹闲情，闭门自造愁如许。”南北朝二刘不是说什么“蚌病成珠”“蚌蛤结疴而衔珠”么？诗人“不病而呻”，和孩子生“逃学病”，要人生“政治病”，同样是装病、假病。不病而呻包含一个希望：有那样便宜或侥幸的事，假病会产生真珠。假病能不能装得像真，假珠子能不能造得乱真，这也许要看本领或艺术。诗曾经和形而上学、政治并列为“三种哄人的玩意儿”，不是完全没有原因的。当然，作诗者也在哄自己。

我只想举三个例。第一例是一位名诗人批评另一位名诗人。张耒取笑秦观说：“世之文章多出于穷人，故后之为文者喜为穷人之辞。秦子无忧而为忧者之辞，殆出于此耶？”第二例是一位名诗人的自白。辛弃疾《丑奴儿》词承认：“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上半阕说“不病而呻”“不愤而作”，下半阕说出了人生和写作里另一个事实，缄默——不论是说不出来，还是不说出来——往往意味和暗示着极端（“尽”）厉害的“病”痛、极端深切的悲“愤”。第三例是有关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作家的故事。有个名叫李廷彦的人，写了一首百韵排律，呈给他的上司请教，上司读到里面一联：“舍弟江南没，家兄塞北亡！”非常感动，深表同情说：“不意君家凶祸重并如此！”李廷彦忙站起来恭恭敬敬回答：“实无此事，但图属对亲切耳。”这事传开了，成为笑谈，有人还续了两句：“只求诗对好，不怕两重丧。”显然，姓李的人根据“穷苦之言易好”的原理写诗，而且很懂诗要写得具体，心情该在实际事态里体现出来。假如那位上司没有当场询问，我们这些后世的研究者受了实证主义（positivism）的影响，未必想到姓李的在那里“无忧而为忧者之辞”。倒是一些普通人看腻了这种风气或习气的作品。南宋一个“蜀妓”写给她情人一首《鹊桥仙》词：“说盟说誓，说情说意，动便春愁满纸。多应念得《脱空经》，是那个先生教底？”“脱空”就是虚诳、撒谎。海涅的一首情诗里有两句话，恰恰可以参考：“世上人不相信什么爱情的火焰，只认为是诗里的词藻。”“春愁”“情焰”之类也许是作者“姑妄言之”，读者往往只消“姑妄听之”。我们在文学研究中，似乎恢复了小孩子时代的天真老实，把白纸上的黑字认真坐实，有时碰见“脱空经”，也看作纪实录。当然，“脱空经”的花样不一，不仅是许多抒情诗词，譬如有些忏悔录、回忆录、游记甚至于历史，也可以归入这个范畴。

我开头说，“诗可以怨”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文学主张。在信口开河的过程里，我牵上了西洋近代。这是很自然的事。我们讲西洋，讲近代，也会不知不觉地远及中国，上溯古代。人文科学的各个对象彼此系连，交互渗透，不但跨越国界，衔接时代，而且贯串着不同的学科。由于人类智力和生命的严峻局限，我们为方便起见，只能把研究领域圈得愈来愈窄，把专门学科分得愈来愈细。此外没有办法。所以，成为某一门学问的专家，在客观上是不得已的事，尽管在主观上是得意的事。“诗可以怨”也牵涉到更大的问题。古代评论诗歌，重视“穷苦之言”，而古代欣赏音乐，也“以悲哀为主”；这两个类似的传统有没有共同的心理基础？悲剧已遭现代新批评家鄙弃为要不得的东西了，然而历史上占优势的理论认为这个剧种比喜剧伟大；那种传统看法和压低“欢愉之词”是否也有共同的心理基础？一个谨严安分的文学研究者尽可以不理会这些问题，但不妨认识到他们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