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荣格与阿德勒的释梦观比较

2016-04-23 17:47:00徐凯
心理技术与应用 2016年4期
关键词:比较分析实践应用

徐凯

摘要释梦是精神分析的经典技术。其先驱者弗洛伊德、荣格和阿德勒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梦的看法,开创了―个全新的心理学领域,在梦的元理论思想上一直指导着后世释梦的走向。尽管弗洛伊德、荣格与阿德勒的释梦观都建立在对无意识理解的基础上,都认可梦是通往无意识的捷径,但他们在梦的本质、功能、工作机制和解析方法上却有着不同的理解,在实践应用中也应加以区分对待,以便服务于当下的释梦实践。

关键词释梦观;比较分析;实践应用

分类号B8406

DOI: 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16.04.007

1引言

经过长期的探索,弗洛伊德提出梦是真正的精神活动,具有心理学意义。他于1899年出版《释梦》一书,从心理学角度对梦进行解析,标志着现代科学释梦的开始。从一开始,弗洛伊德就强调释梦的重要地位,认为它是每一个心理咨询与治疗从业者所必须掌握的技术。自现代科学释梦开创百年来,新的释梦理论和技术不断出现,已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但纵观其发展史,经典精神分析学派始终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代表人物,除弗洛伊德外,荣格和阿德勒在释梦上也有深刻见解,在梦的元理论思想上无出其右者,其后的释梦观大都是在其基础之上进行改进,或是以新名词替换他们的概念,或是在其思想指导下发展出新的技术。目前,两者间的比较研究主要有华红艳(2013)对阿德勒和弗洛伊德梦理论的比较、吕伟红(2010)对弗洛伊德和荣格释梦观的比较,但鲜有文章比较这三者的释梦观。不少从业者对三者的释梦观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从而带来在实践中的混淆应用,因此非常有必要对此做一比较分析,以服务于我们当下释梦的实践应用。

通过分析发现,有关释梦观的论述包括对梦本质的看法、梦的功能、梦的工作机制以及梦的解析技术四个部分。梦的本质看法是关于“梦是什么”的思考阐释,它是释梦观的理论基础,根本地影响着其他成分;梦的功能是对“梦有什么用”的具体阐述,它影响着人们对梦所持的态度,为梦本质观点所直接决定;梦的工作机制阐述“梦如何运作”,即梦显现无意识意图的方式有哪些,它直接决定着梦的解析方法;梦的解析阐述“怎样解析梦”,即通过哪些方式来把握梦的意义,它是释梦观中的实践环节。下面本文将从这四个方面具体比较弗洛伊德、荣格和阿德勒的释梦观。

2弗洛伊德、荣格和阿德勒在梦本质观点上的比较

在弗洛伊德看来,梦本质上都是一种愿望的满足。愿望材料的来源主要有最近印象深刻的事、日常生活中的琐事、幼年时期的印象和生理刺激,其中以幼年时期印象为重点(弗洛伊德, 2004)。弗洛伊德认为,幼年印象之所以成为释梦考察的重点对象,原因在于梦采取的是原始或退化的方式。他进而主张,如果要对梦有一个更深的理解,不仅需要回溯到幼年时期,还要追溯到人类种族的初期,从中可以得到有价值的东西(弗洛伊德, 1984)。这一观点已明确指向了集体无意识,尽管弗洛伊德并未在这一思路上继续走下去,但集体无意识却在荣格那里得到了继承和发扬。

荣格的梦本质观点建立在他对无意识的理解上。在弗洛伊德的基础上,荣格提出了集体无意识概念,并与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概念做明确区分。在他看来,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概念本质是个人经验压抑而沉入的个人无意识,而集体无意识却是普遍存在于人类中,它是人类在种族发展中所遗留下来的心灵印象,具有潜在的趋于同一反应的倾向。相比较个人无意识,集体无意识才是无意识活动中最根本的部分,是人类做梦的根源(拉·莫阿卡宁, 1994)。基于个人无意识与集体无意识的区分,荣格把梦分为大梦和小梦。在他看来,小梦来自个人的无意识,并与个人生活相关联;大梦是集体的梦,它来自集体无意识的原型,其广度超越了个人的经验,不仅对梦者而且对他人都具有极大的意义(弗尔达姆, 1988)。

对于梦的本质,阿德勒既不赞同弗洛伊德的主张,也不同意荣格的观点。在阿德勒看来,弗洛伊德对梦的理解否定了人的个性一贯性以及动作与表现的一致性。他认为,梦与清醒生活并不对立,“从科学的观点看来,做梦者和清醒时的人是同一个人,因此梦的目的也适用于这个一贯的个性”(阿德勒,2000a)。因此,就其本质而言,梦是入睡前思维的延续,而不是一种根本不同的状态。基于此,阿德勒主张,对生活的总体态度是梦的基础,梦是生活样式的产品,并与生活方式相一致;梦不是弗洛伊德和荣格所言的对精神遗传的回顾,而是前瞻思想的投射。

3弗洛伊德、荣格和阿德勒在梦功能观点上的比较

基于对梦本质的不同理解,弗洛伊德、荣格和阿德勒在梦功能上的观点也相差甚远。在弗洛伊德看来,梦的功能就是满足被压抑的欲望。他同时指出,有的梦不令人愉快,似乎愿望并没有得到满足,这其实是梦的伪装和变形,恰恰象征了另一愿望的满足(弗洛伊德, 2004)。

相对于弗洛伊德,荣格和阿德勒对梦功能的看法更具积极的态度。荣格认为,梦的总体功能是恢复梦者的心理平衡,通过生产梦的材料,以一种微妙的方式,重新建立整体的心理平衡机制(史蒂文斯, 2003)。此外,梦还有一种预期能力,这并非意味着梦能预测未来,而是梦有一种对未经过事件的前认知。这是因为无意识常常能感知到我们意识所不能感知到的信息,它会通过梦的方式向人们显露相关的信息(荣格, 1988)。

相比较荣格重视梦对个人心理的整合意义,阿德勒更关注于梦在解决个人现实问题中的价值。在阿德勒看来,梦是人类心灵创造活动的一部分,是联系着梦者所面临的问题与其成功目标之间的桥梁,人们做梦的目的是获得对未来的指引及解决问题的方法,并引起一种准备应付某种问题的心境(阿德勒, 1997)。反过来也可以说,梦是逃避现实的途径,所以如果能勇敢地面对生活中的问题,他将会很少做梦(阿德勒, 2000a)。

4弗洛伊德、荣格和阿德勒在梦工作机制观点上的比较

弗洛伊德对梦工作机制的论述最多,影响也最大。基于梦本质的观点,弗洛伊德认为梦并不是直接满足被压抑欲望,必须要通过伪装和变形才行得通。伪装和变形是由梦的工作来实现,它起着审查的作用,将顾虑的愿望伪装到难以辨认的地步才允许其进入意识。通过考察,弗洛伊德进一步细化梦工作的方式,有凝缩、移置、视觉化和润饰四种。凝缩是指各种各样的要素压缩于某一表象;移置指在梦的思考与梦显现之间梦的中心发生转移;视觉化是用具体的形象表示抽象的概念;润饰是指醒后对梦中的材料加以条理化,使其更能掩饰真相。因此,对释梦而言,必须消除梦工作所带来的伪装与变形才能把握到梦的含义。但弗洛伊德同时也指出,并不是每个梦都有背后的隐意,有的梦,如儿童的梦,则是毫无掩饰,直接满足他的愿望(弗洛伊德, 1984)。

荣格否认梦是伪装歪曲的,主张梦是无意识的一种自主表达。在他看来,梦本来就是完整的,并不存在着伪装和歪曲,梦之所以令人费解是因为它使用的是我们在意识状态里不太理解的无意识语言(荣格, 1991)。梦的这一自主表达通常采取象征的手法,大梦对梦者的意义尤为重大,它能恢复梦者的心理平衡,但这往往需要通过集体无意识的原型补偿意识自我的片面态度才能得以实现(史蒂文斯, 2003)。

相比较而言,阿德勒并未在梦的工作机制上做过多的阐述,基于梦是现实问题解决的途径,阿德勒提到个人生活问题在梦中是以明喻的修辞手段得到表达的(阿德勒, 2000a)。尽管阿德勒在很多方面都走到了弗洛伊德的对立面,但在梦与梦者情绪的关联上却同样给予重视,与弗洛伊德强调的情绪是揭示梦伪装与变形的手段不同,阿德勒认为情感是梦解决问题所必需的动力成分(阿德勒, 2000b)。

5弗洛伊德、荣格和阿德勒在梦解析技术上的比较

基于对梦工作机制的理解,弗洛伊德发展出自由联想的释梦技术,即将原有观念保留在意识中,任意联想。在弗洛伊德看来,梦的元素是象征的,自由联想能使被代替的观念进入意识之内,由此可以推知隐伏的原念。他强调,自由联想需要梦者的积极配合,但若梦者出现阻抗,也是释梦重要的线索,可以用来发现无意识的思想(弗洛伊德, 1984)。此外,正如在梦工作机制中所提到的,弗洛伊德强调要特别注意梦中的情感,因为显示出意念的材料会被置换以及取代,而情感却维持原状不变,故而情感可以作为释梦的重要线索(弗洛伊德, 2004)。

荣格抛弃了自由联想技术,认为这一方法过于技巧化,用它来理解梦的含义只会揭示情结,这对治疗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他建议使用放大(amplification)技术,即释梦工作者要尽可能多地搜集有关语言要素和语言意象的知识,以便更好理解梦和一切人类产物的象征意义和原型根基(霍尔, 1987)。放大技术对大梦来说尤为适用,因为大梦包含了原型图像,对它的解释就不能仅仅只停留在个人的范围上(荣格, 1991)。因此,为了理解梦的集体无意识含义,治疗师应对梦中象征因素有广博的知识,包括历史、人类学、民俗学、神话学、宗教学等各方面。同时,荣格还建议采取积极想象(active imagination)技术释梦。积极想象意指通过集中思索而产生的一系列幻觉,它可以是言语性的,也可以是非言语性的,或者二者结合起来使用。这是一种非常有用的技术手段,对个性化过程的实现具有特殊的效果。在梦的呈现形式上,荣格认为具有很大连贯性的系列梦要比单个梦更具意义和价值,因为同一梦象对不同个人而言有着不同的象征含义,单个梦中意象可能会有多种不同解释,而在系列梦中治疗师更能认出梦的重要内容和基本主题,从而纠正在解释前面的梦时所犯的错误(荣格, 2007)。此外,荣格鼓励梦者的自我释梦,建议梦者把梦象画下来。这种方式能发挥梦者个人的独立性,不仅可以了解自己的无意识,从梦中提取信息,避免释梦的盲目性,而且也是个人创造的重要源泉(弗尔达姆, 1988)。上述释梦观被荣格统称为综合建构法,认为这不同于弗洛伊德、阿德勒释梦的还原简化法。在荣格看来,还原简化法是客观层面的释梦,它适用于梦中事物实际存在的梦,符合思维的经济原则;综合建构法是主体层面的释梦,把梦视为梦者人格的某些方面,它主要适用于大梦(冯川, 1996;弗尔达姆, 1988)。

阿德勒同样反对自由联想,认为自由联想把梦带出了科学的范围。基于梦是逃避现实的途径,阿德勒(2000a)认为释梦的意义在于使人明白他在自我欺骗,人一旦明白,他就会停止做梦,而梦对他也失去了作用。他主张,只要把握到梦和现实共有的生活态度,就能理解梦的含义。而梦与现实的关系受社会感和权力纷争的影响,它们在梦中得到明显的表现,因此它们是释梦时的重要考察因素。此外,鉴于梦与梦者的心境紧密相关,梦的意图往往存在于它所激发的感觉中,可通过所遗留下来的感觉来把握梦的目的。但总的来说,阿德勒对梦的解析并不热衷,他指出,“所有的梦都不是能被轻易理解的,事实上只有极少数的梦能被人理解”(阿德勒, 2000b)。

6弗洛伊德、荣格与阿德勒释梦观的实质及其实践事宜

就其根源,弗洛伊德、荣格与阿德勒的释梦观都建立在对无意识理解的基础上。他们都认可梦是通往无意识的捷径,这是经典精神分析释梦观的基本论调。但在对无意识具体阐释上,三人各不相同。弗洛伊德关注于个人经验受压抑而形成的个人无意识,尤其是幼年时期的受压抑愿望。当荣格提出集体无意识概念而开始脱离弗洛伊德的无意识观点时,其释梦观也以独特的方式从弗洛伊德的理论中脱颖而出,得到新的发展。但需要注意的是,集体无意识的构念在弗洛伊德那里也早有相关论述,而非惯常所认为的集体无意识是荣格与弗洛伊德理论的根本区别。阿德勒作为精神分析学派内部对弗洛伊德提出异议的第一人,他在很多方面都走到弗洛伊德的对立面。他重视社会活动的作用,关注于超越自卑和实现卓越,这不仅影响到他的性格理论,最终也影响到他的释梦观。对阿德勒而言,梦不再像弗洛伊德和荣格所言的是对个人或种族过去经历的回顾,而是对现实问题解决的投射。

弗洛伊德、荣格与阿德勒的释梦观从不同方面对梦进行解读,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梦的看法,有助于对人类心理隐藏部分的深刻理解,开创了―个全新的心理学研究领域,直接影响了后世释梦的走向。三人中,弗洛伊德的释梦观影响最大。他提出的许多元理论思想,“至今仍然大体上未受到挑战,甚至任何值得认真研究的替代理论也没有出现过”(鲁本·费恩, 1987)。如弗洛伊德所提出的凝缩、移置、视觉化和润饰梦的转化方式,一直作为掌握梦的工作的理论基础。尽管得到如此高的评价,但事实上弗洛伊德在释梦元理论上的工作仍受到贬低,如上文所提到的他在集体无意识思想上的贡献。而且,随着在释梦理论上的反思,弗洛伊德修正了早年的一些观点。如在梦的解析方法上,后期弗洛伊德纠正自由联想在释梦观的唯一地位,认为如果懂得梦的元素的象征意义,是可以不需要梦者的参与而释梦的,“对梦的内容的一定成分是可以采取独立的立场……而且这些成分应当被看作为并被解释为另外某些事物的象征”(弗洛伊德, 2001)。近些年,随着个人精神性(spirituality)的兴起,荣格的释梦理论日益受到重视,在咨询实践中的地位更为突出。阿德勒释梦观看似不如弗洛伊德和荣格的那么大,其实不然,他对其后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和存在主义的释梦理论和技术都有着举足轻重影的影响,是它们重要的思想来源。

既然弗洛伊德、荣格和阿德勒的释梦观都能把握到梦的含义,那么在针对某一具体梦境的解析实践中,究竟如何使用哪一个作为指导思想才是合适的?弗洛伊德、荣格与阿德勒虽然在梦本质的看法、梦的功能、梦的工作机制以及梦的解析上的理解大相径庭,但就成效而言,它们在某种程度上都表现了不同的“真实”。不同释梦观反映的信息不尽相同,争议谁的释梦观更有价值并无多大意义。因为不同视角下对梦的理解不同,没有任何一种释梦理论能穷尽梦的全部含义,它们没有好坏和优劣之分,都能促进我们对梦含义的把握。正如史蒂文斯(2001)所说,“释梦,像其他心理疗法一样,是一门艺术而不是一门科学,因此就不存在一种正确的或错误的方法来诠释它。”对此,弗洛伊德(1984)主张,“实际上,我们对梦的了解究竟达到何种程度,那只有实践和经验才可决定。”总之,在释梦实践中,我们要采取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从梦中抽取任何对治疗有推动和促进作用的成分,并以一种可以促进治疗的方式使用梦(亚龙, 2004)。在这个意义上,释梦的价值不在于这个梦到底是什么,而在于这个梦为什么,在于它对梦者的启示,对梦者人生的完善意义。

参考文献

阿德勒(1997). 超越自卑 (刘泗 译). 北京: 经济日报出版社.

阿德勒(2000a). 生命对你意味着什么 (周朗 译).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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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尔(1987). 荣格心理学入门 (冯川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冯川(1996). 荣格:神话人格.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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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本·费恩(1987). 精神分析学的过去和现在 (傅铿 译). 北京: 学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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