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判断、问题反思与走出困境
——近35年来公众历史教育思想的演进

刘 开 军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成都610066)

价值判断、问题反思与走出困境
——近35年来公众历史教育思想的演进

刘 开 军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成都610066)

近35年来,有关公众历史教育的认识与反思包含了价值判断、问题反思与走出困境三个主要层次。研究者从培养国人、传承文明、认识国家前途等角度衡量公众历史教育的价值,给历史教育赋予了人文情怀和政治担当。面对历史知识传播中史实讹误、史观混乱、语言媚俗、过度追逐利润而忽视教化等问题,史学界开展了深刻的反思与批判,并形成了一些共识:第一,树立公众历史教育的原则,更新传播手段;第二,提高公众历史教育主体的素质,培养专门人才;第三,借鉴国外经验,发展公共史学。今后,有关公众历史教育的批判仍是必要的;各级政府、学术机构、学术团体在公众历史教育中要担负起各自的职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公众历史教育要为公众服务,但不能抛弃历史和教育的双重底线;史学工作者与非史学专业出身的从业者需互相学习,取彼之长补己之短,共同推动公众历史教育朝着繁荣、健康的方向发展。

公众历史教育;通俗历史;公共史学

作为一个关乎民族记忆和文明传承的重要课题,历史教育一直为中外史学家所关注,如2015年召开的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会议选题之一就是“记忆争夺战:政治、学术和媒体之间的历史教育”。不论是传统史学的“资鉴”、“教化”功能,还是“新史学”强调的启迪民智、培养爱国心等,都与历史教育有密切的关系。本文所探讨的历史教育与学校中的历史教学有一定的区别,它是指以推动社会发展、传承文明和提高公众素质为旨趣的各种形式的历史知识社会化活动,姑且称之为公众历史教育。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众历史教育的重要性日益为人们所认识,有关争鸣也随之出现,呈现出理论审视不断深入的趋势。

一 传统与价值

以通俗讲史的形式传播历史知识,起源久远,至宋代已经非常盛行,经明清不断发展,延及近代此风未衰①。基于公众历史教育的深厚底蕴,近35年来,史学界关于公众历史教育的认识,首先是将它视为中国史学的一项优良传统。1981年,白寿彝重温《三字经》时,专门谈到了历史教育传统问题:

从教育工作上看,我想到历史教育在我国的悠久传统。我国第一位大教育家孔子以《诗》、《书》教弟子,《书》就是历史文书的汇集。《书》以疏通知远为教,也就是一种有意识的历史教育。孔子作《春秋》,明嫌疑,别是非,是从他的政治立场出发所进行的斗争,同时也是以史书的形式进行教育。……当前,我们还是应该把历史教育这个传统坚持下去。[1]1288-1289

白寿彝把历史教育传统追溯到孔子,并明确提出要继承这个传统。他自己也是身体力行,撰写了多篇文章,如《从六十年来的史学发展说到对青年的教育问题》(1981)、《史学工作在教育上的重大意义——1982年5月19日在北京市史学会上的讲话》、《写好少年儿童历史读物》(1983)、《学习历史与当好干部》(1984)等。这些文章虽内容不同,但主题思想却非常明确——总结历史教育的古老传统、提炼历史教育的当代价值。“文革”结束后,面对思想解放和文化重建的时代使命,白寿彝特别重视对公众进行历史教育,显示出卓越的历史眼光。

其次,回答了公众历史教育有什么用的问题。这似乎是一个司空见惯的问题,但实际上仍有一个认识上逐步深化的过程。1982年,白寿彝说道:“我从事教育工作已有四十四年。从事历史研究工作,还要多几年。这实际上,不管我持的立场和观点怎样,都做的是历史教育的工作。但长期以来,我只是简单地认为,这是传播历史知识的工作,是客观地研究历史问题的工作,没有自觉地把这个工作跟现实联系起来,没有认识到这是历史教育的工作。一直到最近几年才意识到历史教育的重要性,应该把史学工作跟教育工作联系起来。”[2]题记白寿彝将历史教育的价值概括为六点:第一,教导如何做人,讲清楚做人、做社会主义新人的道理;第二,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第三,对于民族团结的教育有很大的意义;第四,讲清楚人类改造自然、掌握自然规律的道理,明白人与自然的关系,对于建设四个现代化有积极意义;第五,通过历史教育,总结历史经验,明白历代治乱兴衰的道理,这样可以培养人们重视现实政治、关心国家命运,提高人们的政治觉悟和辨别能力;第六,进行爱国主义和历史前途的教育[1]242-250。这六点认识从做人讲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再说到国家前途命运,从小到大,由个体及于国家,为历史教育注入了政治担当。这是20世纪80年代有关公众历史教育价值最为全面和权威的阐述。

在有关公众历史教育价值的论述上,瞿林东继承白寿彝的衣钵并作出了新的阐述。他发表的《传统史学和历史教育》(1986)、《论读史明道》(1992)、《大矣哉,史籍之为用也》(1993)、《传统史学与人生修养》(1994)、《从史学中汲取更多智慧》(1997)、《史学——我们的一个精神家园》(2006)、《史学修养与文化自觉》(2012)等文章,没有空洞的说教,而是循循善诱,说理透彻,举例生动。瞿林东论公众历史教育的功能,有三个重点:一是强调以历史进行自我教育,感悟人生哲理,守护精神家园;二是从历代政治家与历史教育的典型事例中,论证历史教育与政治运动、朝代兴衰的关系,让人感受到沉甸甸的份量,呼吁人们把历史教育摆在一个恰当的位置上;三是从历史文化认同与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文化自信与学术话语重建的高度上,彰显历史教育的当代价值。上述论断赋予历史教育浓郁的人文情怀和当下意义,反映了当代关于历史教育价值认识的新水平。

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初关于历史教育的价值评判,拉开了新时期公众历史教育大讨论的序幕。公众历史教育作为一项具有重要现实价值的学术传统,伴随着国人精神生活层次的提升,越发受到各方面的重视。在“文革”梦魇过后的新时期,历史知识开始在更广泛的层面上普及开来,但此后的知识界却在传播怎样的历史知识、如何传播历史知识等方面出现了认识与实践上的分歧,由此引发了深刻的批判。

二 问题与批判

近35年来,公众历史教育出现了空前的热潮。从媒介层面来说,纸质出版物市场繁荣,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电视迅速普及,近15年间电脑和手机也“飞入寻常百姓家”,门户网站、微博、微信等为公众接受历史知识提供了更为便捷和自由的平台。从公众对历史的兴趣度和接受度来看,近年来出现了网络写史、电视讲史、“全民”听史、通俗历史读物方兴未艾之势,历史成为公众讨论的热门话题,“一批非职业历史学家异军突起,掌握了相当的话语权。……似乎正在发挥着比‘职业历史学家’更大的影响力”[3]。按理说,职业史学家具有专业优势,但事实却恰恰相反。网络写手们快意江湖,而专家们却在书斋中束手无策。对此,知识界也作出了批判性省思。

第一,公众历史教育存在的问题与史学工作者的责任。

在一派热闹嘈杂的景象背后,公众历史教育的确暴露出许多问题。古装历史剧动辄以“秘史”为噱头,抗战“神剧”充斥荧屏,至于一些通俗读物,只看书名就会吓人一跳,如《三国一点也不靠谱》、《唐朝从来不淡定》、《唐朝绝对很邪乎》、《别笑,这是大清正史》、《民国就是这么生猛》、《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历史真的很有料》等等,《唐朝绝对很邪乎》甚至赫然写着“李世民之所以选择儿子李治做接班人,是因为李治的性取向没有发现什么异常”[4]43这样无厘头和粗俗不堪的话语。

对公众历史教育的反思,也就是从批判上述讹误和荒唐开始的。有批评者归纳“通俗历史热”中存在如下突出问题:一是内容庸俗,如皇宫秘闻、宦官流氓、桃色故事;二是史实讹舛;三是史观错误,包括美化帝王将相的专制、残暴,宣扬宿命论和官场权术,任意褒贬人物,颠覆历史[5]。也有学者从外在表象与深层观念两个维度评价当前的历史通俗化活动,认为:“当前的‘通俗历史热’给史学带来的变化,主要还体现在外在形式或‘技术层面’上,具体而言即在表述形式上的通俗化——语言、文字及情节描述等,而远未实现内容与观念等史学‘核心部分’的变化。”[6]这些批评言之有据,比较全面地总结了历史通俗化的主要弊病。笔者以为,除此之外,一些受到热捧的历史作品传播的历史知识比较琐碎,缺少思想与文化的内容;为了求新求异,一些捕风捉影的历史知识,被随意放大;它们所给予公众的历史知识是碎片化的,只有故事性,缺乏思想性,渲染了个人的权术,消解了历史的正义。

在普及历史知识的过程中,职业史学家缺位,业余的历史爱好者、网络写手扮演了主要角色,“角色错位”问题尤其突出。面对这个问题,史学工作者也在自我批判:“很多史家将史学社会化视为一种不入流的非学术行为,对此不屑一顾。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社会大众对史学的需求却难以满足,各种伪史学纷纷登场,哗众取宠,使人真伪难辨。”[7]经过这些年来不断的批判和引导,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以往那种史学家鄙视历史通俗化工作的不良风气。以近年来的“明史热”为例,由明史专家撰写的通俗读物已有:陈梧桐的《自从出了朱皇帝》、王春瑜的《与君共饮明朝酒》、毛佩琦的《毛佩琦细解明朝十七帝》等,这些书也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反响。当然,相对于公众迫切的历史需求来说,“大家小书”毕竟还是太少了,难与各种“草根史学”抗衡,更无法平分秋色。

第二,公众历史教育需要通俗化,但通俗往往与庸俗划上了等号。

通俗和庸俗(粗俗、媚俗)之分是人们争论较多的一个问题。通俗不是庸俗,更不是媚俗,而是“通识”与雅俗共赏的结合。有学者从“史义”的角度划分通俗和庸俗,认为通俗史家追求“史义”,而庸俗的作者则抛弃了“史义”,一味地谄媚于公众,忽略了自己的职责。

通俗和庸俗,一字之差,实则大相径庭,主要差别在“史义”上。庸俗的作品是没有史义或史义低级趣味,虽然也有事和文,但是缺少思想。有的作品,材料丰富,文字华美,但没有主题,读者看完,不知作者所云;有的作品,材料丰富,文字华美,但格调不高,读者看完,不能得到健康的精神陶冶;有的作品,材料丰富,文字华美,但表现出的思想落后甚至反动,读者看完,不能得到正确的引导。凡此种种,皆可归入庸俗作品之列。至于等而下之的既没有史义又缺少材料和文采的“读物”,只能看做文化垃圾,连作品都算不上。[8]

事、文、义是历史学的三大要素。章学诚曾有一个非常形象、准确的比喻:“事者其骨,文者其肤,义者其精神也。”[9]123历史学的主要内容是叙事,如同人的骨骼;叙事的载体是文字表述,如同人的肌肤;写历史最终是要表达史义的,义如同人的灵魂。事、文、义的统一才是完整的历史学。三者之中,义最为重要。缺少史义,不能彰显历史学的魅力,也就谈不上教育了。倘若逐利忘义地从事历史普及,只会粗制滥造,公众历史素养的提升也就无从谈起。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没有受过学术训练,在通俗化问题上恰恰成了优势?因为他们没有背负沉重的学术包袱,他们强调写史即写人,写人即写心,归根结底是有趣和私欲,而这些恰恰是公众所喜欢的。但公众喜欢并不代表这就是公众历史教育的精髓。

第三,公众历史教育中的种种乱象,归根结底可以概括为:利益驱使,社会责任感和风俗观念淡薄。

在历史普及大潮中,历史知识被视为一种商品,是可以被生产、包装、炒作、购买和消费的。既然是商品,就有成本,所以,电视台、出版商、网站和各种历史文本的撰写者也就理直气壮地着眼于收视率、票房、销售量、点击率等利益的追求。从投资者的眼光来看,按照市场规律,通过商业运作,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似乎也无可厚非。但是,追求利润只是针对一般商品而言的,历史却不是普通的“商品”。历史作为“商品”进入市场后,不仅要受市场规律的作用,还要受人文法则的约束。然而,近年来的公众历史教育已经被市场绑架了,“商品大潮下的娱乐历史多有‘向钱看’的价值取向,为此它必须媚俗,而媚俗往往导致低级趣味甚或是污染风俗的内容”[10]。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一些人不惜故弄玄虚、哗众取宠、制造亮点,与教育的主旨渐行渐远。在利润的支配下,历史写手、媒体的社会责任感被大大地弱化。公众历史教育关乎人们掌握哪些方面的历史知识,形成怎样的历史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对于净化社会风气、形成良好的社会习俗具有重要意义,但一些历史读物和影视剧很少去考虑这些问题。不过,忧虑也好,批判也罢,最终要走向反思,走出困境。

三 路在何方

公众历史教育旨在把科学的历史知识和历史观念传播给更多的人。对于知识界来说,比诊断病症更为迫切的任务,是寻找公众历史教育的方向与路径。

第一,树立公众历史教育的原则,更新传播手段。确立科学的原则是历史知识普及步入康庄大道的前提。瞿林东提出了历史知识社会化的三个基本原则:一是应当从大处着眼,即关注重要的历史事件和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二是注意到中国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使受众通过不同的途径对中国历史有一个完整、系统的初步认识;三是使受众认识到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而秦汉以后则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11]。从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发展来看,理应发挥公众历史教育的社会功能和政治功能。近年来,人们也认识到要不断更新教育的手段和方法,除了传统的传播方式外,还需要运用影视、网络等现代技术,提高传播效率,扩大受众范围。因此,拓宽历史知识传播的渠道,满足人们的多样化需求,是大势所趋。

第二,提高公众历史教育主体的素质,培养历史知识普及方面的专门人才。公众历史教育看似容易,实则不然。倘若对历史没有深入的研究,甚至对史实都弄不清楚,是无法写出一本经得起推敲的历史读本的;反之,仅有精深的专业知识,也未必能写出好的读物。白寿彝指出:“通俗不是粗浅,要更好的把内容表达出来,让更多的人能够接受,这确实不容易,不下功夫是不行的。现在我们还没有做通俗化历史工作的队伍,这方面的专门家就更缺了。”[1]258这一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不断的消化、充实和发展。学术界提出了更为具体的设想,认为培养一支通俗史学的队伍可以从三方面进行:“一是从原有专业作者群中分流一部分,二是从别的行业中引进一部分,三是专门培养一批不求职称只求利润的走市场的史学创作队伍”,如高校中的中文系与历史系可以联合开设历史题材创作班和历史电视策划班[12]246-247。当然,培养一批优秀的通俗历史传播者并非一日之功,这需要培养他们宽广的历史知识和不俗的文学修养,懂得现代传播学,运用新式的媒介,更要有高尚的情怀和道德操守。

第三,借鉴国外经验,大力发展公共史学或公众史学。如果说前两条建议是从时代变迁和史学传统中寻求出路的话,那么,公共史学的倡导者则将目光投向了外国史学。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公共史学,在国内也被译为“公众史学”,是“指由职业史学人士介入的、面向公众的历史文化产品创制与传播”[13]。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现在已经颇具声势和规模。目前,“全美近百所大学的历史系都设置了公共史学的研究生学位项目,公共史学课程也进入了许多高校历史系的本科教学”[14]。最近十年,公共史学也成为中国史学界讨论的热点。尽管诸家意见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公共史学指向的是社会民众。有关公共史学的思考和理论构建,的确对于历史知识的社会化具有参考价值。因为公共史学的核心是“公共”,它是超出学院派、走出书斋、面向公众的一种史学形态,它将历史学推广到了社区、机关、企业、商场、民间组织等公共领域,恰恰弥补了学院派史学触角的局限。不过,国内的公共史学学科建设还在草创之中,理论和学科层面的意义大于实践层面上的价值,公共史学距离在公共领域真正发挥作用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

四 发展中的关注点

不管是学院派史家还是历史爱好者,在从事公众历史教育时,都要处理好知识输出与价值塑造、感受魅力与启迪思想、历史娱乐与寓教于乐、精英史学和通俗史学的关系。如何在新时期、新形势、新语境下普及历史知识,尚处在摸索阶段。笔者以为,以下几个方面是今后开展公众历史教育需要特别注意的。

第一,批判的声音仍是必要的,但在批判中还需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多年来,史学界发出了许多有分量的批判声音。今后,兼具理性与激情的批判仍是必要的。因为市场上那些低劣的读本和拙劣的模仿者不会自然消失,影视剧中胡编乱造的历史拼凑需要及时纠正,而知识界的批判与分析可以增强民众的鉴别能力和欣赏水平,可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不良现象的蔓延。批评不仅是一个态度问题,还要发出智慧的声音,形成一种舆论监督和社会约束。当然,在批判中要带着问题意识,最好能提出意见或建议,比如怎样在激发网络写史活力的同时,减少粗制滥造的历史文本等等。

第二,强化各级政府、学术机构、学术团体在公众历史教育中的地位与作用。公众历史教育关涉重大,政府需要扮演好组织者和管理者的身份。单纯依靠教育部门对在校学生进行历史教学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一个公民受到的历史教育是终身的。可否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来监督、规范和评估各种公众历史教育成果。各级各类学术机构、学术团体(如历史学会等)具有丰富的学术资源,可以遴选一批学术专家和文史爱好者,根据他们各自的特长来提供优秀的通俗读物、历史影视剧和公益性历史讲座,建设专门的公众历史教育网站等。社会真正需要的公众历史教育成果大致需要符合以下标准:事实基本正确;史事的选择兼顾历史与民众的兴趣,传递出健康的、优美的历史音调;文风和语言接地气,但不能动辄用一些不伦不类、不古不今的语言调侃历史,而是用接近公众文化程度的有时代感的语言述说过往。这样既可以实现政府和民间的良性互动,又可以将挖掘地方文化遗产与公众历史教育结合起来。

第三,增强为公众历史教育服务的底线意识。公众历史教育要为公众“服务”,但“服务”不是“服从”,不能抛弃了历史和教育的双重底线。当历史和教育联姻并面向大众时,公众历史教育的底线更需要坚守。或许有人会说,通俗作品能给民众一点历史常识就够了,这是低估了社会公众日益提高的文化水平。公众历史教育不是要在公众已有文化水平线以下重复,而是要与公众的文化素质基本持平或者略高一点,这样才符合教育的基本规律。在普及中要提高公众素质,而不是降低人们的历史品位,这是我们应当遵守的一条底线。公众历史教育要少一点铜臭味,多一点文化气息。尽管这是一个消费的时代,但公众历史教育不宜随波逐流,掉进金钱的陷阱。

第四,史学工作者与非专业从业者的互动。史学工作者与非专业出身的从业者需互相学习,取彼之长补己之短,推动公众历史教育朝着繁荣、健康的方向发展。近年来,“学院派”史学工作者和“草根”的历史传播者之间相互讥讽,多少带有几分意气之争。“作为史学工作者,给草根和非史学专业的写手的建议是,请他们多少关注一下史学研究。对于专业的史学工作者,我也建议不要轻视通俗历史读物和草根写手,他们的作用是庙堂史学不能替代的。如果可能,史学工作者倒应该关心他们,给他们帮助和引导”[15]。这番话说得很好。不过,与其说双方要互相帮助,不如说彼此抛弃偏见,互相学习。具体来说,业余作者可以从“学院派”那里获取更真实可信的历史信息,体会到对于历史那份神圣敬畏之心和研究眼光等;“学院派”在思想上需要松绑,现在不是要考虑历史通俗是否低级的问题,而是要考虑史学工作者能否做好通俗化工作的问题!史学工作者可以从对方那里学习表达历史的技巧,揣摩公众对于历史的理解层次,不断完善写史的模式,丰富写史的风格,提高讲历史故事的能力,努力缩小与民众之间的距离。历史研究和民众之间的距离,不但不能产生美,反而会产生隔膜、误解。“学院派”在近年来的历史知识社会化高潮中落于下风,但不能甘拜下风。要坚信:随着公众知识水平的提高,他们对历史的需求逐渐趋于理性,专业的史学工作者在历史知识社会化中会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公众历史教育关乎国民的人文精神和历史理性。在今天这样一个崇尚文化快餐、娱乐至上的时代,由历史长河冲击而成的精神沃土,更需要对历史怀有敬意的人们用心耕耘与呵护。

注释:

①参见:舒焚《两宋说话人讲史的史学意义》,《历史研究》1987年第4期;周朝民《中国近代通俗史学论》,《历史教学问题》1990年第2期;李小树《先秦两汉讲史活动初探》,《贵州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李小树《宋代商业性讲史的兴起与通俗史学的发展》,《史学月刊》2000年第1期;乔治忠《明代史学发展的普及性潮流》,收入《中国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等等。

[1]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C].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2]白寿彝.历史教育和史学遗产[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

[3]王育济.关于“历史学的数字化转向”[N].光明日报,2015-08-23(6).

[4]雾满拦江.唐朝绝对很邪乎[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

[5]王记录.近十年来“通俗历史热”现象探析[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19-23.

[6]李小树.关于“通俗历史热”的历史学考察[J].中国图书评论,2007,(1):62-64.

[7]尤学工.史学可以娱乐化吗——兼论史学的社会化问题[N].北京日报,2011-01-31(14).

[8]周文玖.“史义”与通俗历史读物写作[J].学习与探索,2011,(1):205-209.

[9]章学诚.章学诚遗书[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10]葛志毅.试论所谓“史学危机”与当下的“历史热”[J].学习与探索,2011,(1):202-205.

[11]瞿林东.普及历史知识目的在于提高民族素质[N].人民日报,2011-08-18(7).

[12]钱茂伟.史学通论[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

[13]陈新.“公众史学”的理论基础与学科框架[J].学术月刊,2012,(3):117-123.

[14]王希.谁拥有历史——美国公共史学的起源、发展与挑战[J].历史研究,2010,(3):34-47.

[15]毛佩琦.历史,大众需要通俗解读[J].博览群书,2009,(5):15-16.

Valuation,Thoughts and Solutions:the Evolution of Thoughts on Public History Education in the Past 35 Years

LIU Kai-jun
(Historical Culture and Tourism Institute,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Chengdu,Sichuan 610066,China)

In the past 35 years,the cognition and evaluation are done from three aspects,i.e., valuation,thoughts on the problems and its solutions.Researchers evaluate public history education from cultivating people,inheriting civilization and understanding the future of the nation, which attaches both humanistic feelings and political acting to public history education.However, there are some shortcomings in the language and historical conception in the popularity of history,such as errors in some historical facts,chaos in views of history,inaccurate diction,overpursuit of interest with ignorance of enlightenment.The academic circle makes an in-depth selfexamination and some consensus have been formed.Firstly,principles of public education need to be established while means of communication should be updated.Secondly,the quality of subject of public education should be improved and specialized talents should be trained.Thirdly,public history should be developed under the example of foreign countries.In the future,criticism on public history education is still needed.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academic organizations and academic societies should shoulder their own responsibilities and make their due contributions.Public history education should serve the public but should keep the baseline of history and education. Historians and non professional historians need to learn from each other and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public history education.

public history education;popular history;public history

K09

A

1000-5315(2016)03-0053-06

[责任编辑:凌兴珍]

2016-01-04

刘开军(1981—),男,安徽宿州人,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