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建宏 史晋峰
“老实受”将军张文舟
■ 王建宏 史晋峰
张文舟,原名霍昭汉,1912年诞生于沁县郭村镇郭村村霍氏后羊里十五世长门霍继忠家,上有哥哥靖汉,下有弟弟辅汉,其父母以务农为生,家境极为贫寒。昭汉生来聪颖灵动,年幼时经常下地劳动、上山打柴,帮助父母维持家计。
1926年,从太原并州大学政治经济系毕业的本村同族霍善青在本县南陈南沟村私塾任教,对昭汉十分器重,特招为门下学子。他出于感激,昭汉主动承担了善青的伙夫事务。1929年春,在善青的资助下,昭汉插入县立高小二十八班学习。1931年,张文舟高小毕业后参加晋绥军李服膺部学兵队。不久,又转入冯玉祥办的西北军校学习炮科,并开始读到进步书刊,接受共产主义思想,在地下组织培养下,于1932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5月,冯玉祥将汾阳军校改编为抗日同盟军第一军第二师,开赴察哈尔抗日前线,冯玉祥任总司令,方振武任前敌总司令,吉鸿昌任前敌总指挥。张文舟担任了抗日同盟军的排长,在一团一营负责党的地下工作。吉鸿昌英勇就义之后,党组织也随之瘫痪。张文舟不畏白色恐怖,只身到北平找到了党组织。1934年上半年,党派他到绥化东北军独立三十一旅继续做兵运工作。没多久,他因策划士兵反对军官贪污军饷,暴露身份,再次出走。1934年冬,在党的帮助下,他到西安参加了杨虎成的十七路军。在部队中,他仍以搞读书会、经济会为名进行党的活动,不久又因身份暴露被迫离队。1935年1月,他到达陕甘苏区,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起初在“庆北游击队”打游击,后编入刘志丹领导的红二十六军,任四十二师三团三连副连长、前敌指挥部参谋主任,干部学校参谋主任、大队长等职。陕北肃反后,他先后担任过红二十九军参谋长、八路军留守兵团参谋处长、警备三旅参谋长、副旅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参谋长。在此期间,他充分发挥了在汾阳军校所学军事知识和记忆力好的特长,熟记了大量的兵要地志,细心调查研究边区周围的敌情,整理出详细的调查资料。
解放战争时期,张文舟参与指挥了保卫延安和宜川、扶郿、兰州等重大战役,为解放大西北做出了积极的贡献。1947 年 3 月20日,胡宗南进攻延安时,彭德怀率领指挥机关抵达青化砭西北的梁村后,主持召开司令部全体人员会议,正式组成西北野战兵团指挥机构,由张文舟和王政柱分任正副参谋长,徐立清任政治部主任。张文舟以他多年的信息积累和出色的参谋工作能力,成为彭德怀司令员指挥保卫延安各次战役的得力助手。在青化砭战役中,他跟随彭总和习仲勋副政委、徐立清主任一起深入前线指挥所勘察地形,当彭总问到组织战役相关的地形、地域和敌情时,他都能准确地及时回答,当彭总最后定下作战决心时,他已经根据彭总意图草拟出了电报文稿,稍加改动便及时下达到作战部队执行了。他的参谋工作能力和工作效率融汇在了西北野战军各部队保卫延安三战三捷的战果当中。1948年的西府战役中,由于四纵队中间通信联络不畅,西北野战军遭受了一次重大挫折。为了加强四纵队的军事指挥,担任西北野战军参谋长的张文舟从总部降到四纵队当参谋长,他毫无怨言按时报到,并且积极配合第四纵队(第一野战军第四军)王世泰司令员等人,带领四纵广大指战员在解放大西北的战斗中建立了新的历史功绩,随后升任为一野第二兵团参谋长。
建国初期,张文舟和许光达司令员等同志一起奉命组建了军委装甲兵机关和大同装甲兵学院,许光达司令员兼任院长,张文舟担任装甲兵第一任参谋长兼大同装甲兵学院副院长,并主持工作。
1950年6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张文舟在参与组建军委装甲兵工作期间就已经密切关注着朝鲜战争的动向,经常工作到深夜。1951年组建装甲兵兵种,张文舟出任装甲兵参谋长,1951年7月,第五次战役胜利结束后,志愿军参谋长解方参加板门店谈判。1951年8月,张文舟经彭德怀司令员提名,中央军委批准,出任志愿军代理参谋长,与第二批志愿军部队入朝参战。在此期间他加强了志愿军司令部参谋二十四小时值班和严格的交接班制度,除必须汇报当天的敌我情况变化外,还要求及时整理出“战况综合”“敌情综合”等材料,按时呈送志愿军首长并及时下发部队,对当时的作战和训练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在抗美援朝战争的关键时期,他在彭德怀司令员带领下,积极工作,取得了金城反击战和上甘岭反击战的胜利,有力地支援了板门店我方谈判需要。停战后,他又奉彭总之命,在沈阳组织编写志愿军作战史,总结作战经验以利再战。
1953年, 张文舟回国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装甲兵系主任、装甲兵学院第一副院长。1955年,张文舟被授予少将军衔和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61年,任装甲兵副司令员兼装甲兵学院院长。1962年,任军委装甲兵副司令员兼装甲兵学院院长。
1935年10月1日,陕北肃反领导者逮捕了原陕甘边特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蔡子伟,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张文华、黄子文、江旭和李西萍五人。随着“左”的肃反扩大化,“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先后在前线和后方机关逮捕了包括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张秀山、刘景范、马文瑞、杨森、蔡子伟、张文舟、李启明在内的一大批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红二十六军营级以上、陕甘边地方县级以上干部全部被关押。肃反过程中,肃反的执行者对被捕人员实行了残酷的迫害。张文舟被关押审查期间险丟性命。10月下旬,中共中央到达西北革命根据地吴起镇后,陕北肃反的局面有了转机。毛泽东调查了解情况后,立即派遣当时的国家保卫局执行部部长王首道、刘向三等前去瓦窑堡传达停止肃反的命令,纠正了肃反时期强加给刘志丹等的“罪名”,并且很快就释放了被捕的刘志丹等人。
“文革”的十年动乱中,张文舟遭到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在他被关押期间,两个战士负责看押,让他交代徐光达和他的“反革命”关系、他跟彭德怀的关系。面对种种威逼、诬陷和打击,他始终矢志不移,坚持真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高贵品质和对党的坚定信念。
在“文革”期间,除了吃饭穿衣以外,他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必须给他送《参考消息》。专案组同意了,每天有战士给他看《参考消息》。有一天,专案组忽然决定不给他看了,他就问战士:“今天为什么不给我看《参考消息》?”那战士不好直说,就找茬说:“你还看什么《参考消息》,你反动军事权威,今后都不给你送了!”听罢,张文舟竟然老泪纵横,看守战士觉得很奇怪:“平时怎么斗他都没哭过,不给他看《参考消息》居然老泪纵横。”
岂知,这正是张文舟一生对党忠诚、热衷学习的纯真表现。
1983年6月,张文舟将军离开军队,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担任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军事组组长,为征集出版现代史资料积极发挥 “余热”。
张文舟一生热衷学习,工作严谨。他对身边秘书的要求是一个字都不能错。晚年,他仍然保持他最大的爱好是买书,他有空就去书店,而且每次都买很多书。每次秘书到他家给他送文件,他都在坐着看书。
张文舟参加革命后,因为革命需要,他隐姓埋名,几十年与老家失去联系。退职后,张文舟两次回归故里,寻找亲人。在县里人眼中张文舟是了不得的大官。但他从来都坚持原则,公私分明,花自己的钱可以,花公家的钱不行,从未动用公权为自己和亲属办过私事。村里老支书说,张文舟为了感激亲友,帮助贫困的同族乡亲早日摆脱贫困,每月发下工资后,他第一件考虑的事是交党费,支持国家建设,第二件事就是尽力节省开支,把节省下来的钱,一点点攒起来,到了年底,按份分别邮递给村里需要帮助的亲人,少则十元,多则八九十元;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张文舟在老家曾盖东房三间,他谢绝各方帮忙,汇款回家由亲属帮助打理;老支书到京办事,需要乘车外出,张文舟放着自己的公车不用,却自掏腰包给老乡打出租。张文舟不仅从严要求自己,而且把他低调为人、坚持原则、公私分明的秉性也传给了他的子女。
1986年1月2日,张文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3岁。习仲勋、杨静仁、张震、洪学智、王震、杨得志、杨成武、李德生、梁必业、傅崇碧、陶汉章、贺晋年等领导人参加了他的追悼会,许多党和国家、军队的领导人和党政军机关、群众代表敬献了花圈。张文舟的一生,是为国家命运和人民幸福奔波的一生,是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无私奉献的一生。
八一电影制片厂王建国导演听取了张文舟的事迹后深有感触地说:“沁县老家把他这种人格的人称作‘老实受’型,很受人们尊敬!”张文舟最后一任秘书任小平补充说:“可敬的是他把这种‘老实受’精神落实到自己的七十三年人生中,完完全全贡献给了中国革命和共产党的事业。”
(责编:许树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