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念鲁：时光里的朗朗少年

刘娜

在2012年出版的《吴念鲁金融文集》里，吴念鲁在自序的开篇写了八个字“光阴似箭，日月如梭”。

翻看他那上下两册、80万字的文集，脑海里涌出一句话“当不负时光”。

那时的朗朗少年

2015年10月中旬，吴念鲁回到上海参加了中学母校“上海中学”的150周年校庆。

上海中学是“江南四大名中”之一，其前身是始建于1865年的龙门书院，1950年正式改名为上海市上海中学。“这里曾走出过200位校长、57位院士、30位将军、105位省部级干部，专家教授就没法统计了。”谈起曾经就读的中学，谈起少年时的朋友，吴念鲁的语调轻松而愉快。为了能读这所历史悠久的上海中学，“我的中学可是上了七年，包括初中预科一年”吴念鲁笑言。

从中学到大学，吴念鲁都是个朗朗的少年。在上海中学时，学校的气氛民主而自由，注重培养学生兴趣，天文、地理，只要有爱好，老师就鼓励学生们组织起来按兴趣去探索，吴念鲁热情地参加与组织过不少这样的小组。他作文写得好，文章常常被老师当作范文来读，家里又和鲁迅颇有渊源，吴念鲁就和同学一起做文学社，出墙报，还从自己家里找来鲁迅的照片和书，和同学共写鲁迅小传，刻蜡板，做鲁迅文学展；有段时间他又迷上了天文，就兴致勃勃地和同学组织起来晚上去看“美丽的银河系”，一起分辨哪儿是牛郎织女星、哪儿是北斗星；周末，他还和同学为学校大礼堂放电影服务，义务劳动之后，大家“开开心心地去吃一碗洋葱面”……

高中毕业时，或许是因为志愿没填好，或许是因为受出身影响，他没考上理想的清华。吴念鲁没怎么在意自己，反而为另一位同学抱不平，跑去对父亲说：“我有个同学数学特别好，人家在《数学通讯》上发的论文我都看不懂，可是他受家里出身影响没考上大学，你能不能帮帮他？”于是，吴念鲁的父亲也就真的写了信给相熟的数学家苏步青，吴念鲁还陪那位同学到苏步青家去拜访。

那段时间里吴念鲁读了大量的书。父亲吴朗西就是出版家，自己出书，很多人出了书也会送给吴朗西，家里丰富的藏书也丰富了吴念鲁。他在家读了许多中外文史哲等名著， “这段读书的经历对我后来到银行工作也很有帮助，为我后来工作中如何思考问题打下了些基础。”吴念鲁说。

事实上，到1955年前后，吴念鲁和他的同学们去考大学的时候，已经开始讲家庭成分。30年代，父亲吴朗西与友人创办了文化生活出版社。新中国成立之后，公私合营，股东们都表示自己并非股东，也没拿过股息，但总要有一个代表。于是，作为出版社的负责人，吴朗西就被划作了资本家成分。吴念鲁高中毕业时报的本是清华、北大，想学理工，但鉴于家庭成分和吴念鲁自身的情况，父亲对他说：“你还吴念鲁金融是该偏向文学。”

吴朗西在日本留学时所学即是德国文学，于是就建议吴念鲁也子承父业，学习德国文学专业。吴念鲁和丰子恺的女儿一起向一位德国老太太学习了几个月的德文，然后以第一志愿进入了南京大学外语系德国语言文学专业。

少年清朗，似乎并未对未来做过太多设计，可是命运之手还是一步步推着他，未来的那条路，开始渐渐在他的脚下展开。

父亲那句“去银行”

“父亲是旧式知识分子，身上有一种对国家的传统热爱，希望国家能够富强，他在教育、文化方面很执著，那是父亲报效国家的一种方式。他有一种感染力，话不怎么多说，主要是实干。”

这样的父亲大概对吴念鲁产生了很深的影响。除了中学、大学时的专业以外，吴念鲁的名字，职业方向的确立，以及后来他一生的工作风格都受到了父亲的影响。

吴念鲁的父亲吴朗西和鲁迅先生关系密切，也是鲁迅晚年最信任的出版家。

“父亲欣赏鲁迅先生做事认真负责的态度，他也希望我能继续这种精神，我的名字念鲁也正来源于此。”

1960年，吴念鲁大学毕业，分配到了《人民日报》国际部工作。刚参加工作的吴念鲁还是如学生时代一样活泼清亮，当时粮食不够吃，部里号召大家减少定量，不少人还在犹豫或找理由时，大学生定量30斤的吴念鲁就“兴奋”地主动表了态，将自己的粮食定量减到了28斤，“正好！完成部里要求减少的粮食指标任务！ ” “我的‘28斤立刻就被写在了表上，我都没反应过来……”言及到此，吴念鲁哈哈大笑。

没过多长时间，《人民日报》人事部找到他说，现在全国要进行干部调整，你将重新分配。现在人民银行想找位懂德语的人，你是否愿意去。并让吴念鲁考虑。吴念鲁自己心里挺犯嘀咕，“该怎么选择呢？”他认为做出版当编辑更适合他。犹豫中的吴念鲁给父亲写了信，求问于父亲。父亲很快回了电报，上面只有三个字“去银行”。

就是这三个字，让吴念鲁下定了决心“去银行”。他到当时位于北京西交民巷的人民银行报了道，被分配到人民银行国外局（中国银行）综合处研究室工作。从那时起，吴念鲁从搞资料做起，慢慢参与研究，后来逐步走上室、所、体改办、分行等领导岗位；他主持创办刊物，担任《国际金融研究》杂志主编，他的工作单位和地点均多次变动，但一直都在“银行”这个大系统内。

人生，步步展开

从外语专业起步，走入银行系统，吴念鲁有一段“恶补”的时光。主攻人大经济教科书，他坦言自己是没有考入人大的人大学生，他还看别人写的文章，翻阅材料，参加单位学习讨论，思考别人谈了些什么，中心思想是什么；看德文报纸，《新苏黎士报》、《法兰克福汇报》，他天天翻着不离手；阅读德国一些大银行的年报分析。后来有老同志告诉他，“你要在银行工作，要懂得数据。”吴念鲁一想是啊，他又去“恶补”统计。

在初入银行的那几年，吴念鲁的工作重点主要是跟踪当时西德经济金融情况，分析、预测外汇市场汇率变化趋势，研究通货膨胀及人民币汇率问题，后来他还参与了人民币实行贸易内部结算价可行性研究的准备工作和实施后的利弊调查。那段时间，吴念鲁常常骑着自行车，在各个相关单位间收集资料和数据，边做分析边思考。

“现在回头看，当时的大环境和研究氛围，多少是存在问题的。”吴念鲁说：“有时候，我们是先有论点，再去找证据证明论点。缺乏科学的态度，不是由事实去推导结论，而是先有结论。”对此，吴念鲁在当时就有所体查，并在后来的工作实践中也一直对自己有所提醒。独立思考是做研究的根本所在。

“中国的一些问题不仅仅是生产力问题，很多还是生产关系问题。我们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那一套，完全学前苏联也不行，我们得有自己的道路。”

改革开放后，国家要考虑对外经济的发展战略，比如在利用外资的问题上，就需要考虑“我们具体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怎么保证可持续，未来如何偿还，如何实现良性循环等实际问题。”1981年，吴念鲁在利用外资座谈会上，提交了《利用外资与国际收支平衡》的论文，文中写道：“目前，我国利用外资存在需求与供应脱节、利用不当、零打碎敲、心中无数等方面的问题，其主要原因是缺乏一个长远的、比较切实可行的规划，与此同时，没有用国际收支平衡的观点来指导外资的利用和组织。”吴念鲁不仅将自己的意见成文发表，而且把自己的意见还呈送到国家计委。当时的计委领导作出批示，并约吴念鲁就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工作进行了多次讨论，国家统计局与外汇管理局后来还为这一建议共同召开会议，从此编制了我国第一张国际收支平衡表。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吴念鲁发表了多篇有影响的论文。1984年6月4日，他在《经济日报》头版的周末论坛上，发表了《从西方黄金用途谈我国黄金销售》，其中首次提出扩大黄金首饰、工艺品、金币销售的主张。当时反响很大，其后不久，商业部正式作出国内扩大金制品销售的决定。1985年，应《红旗》杂志邀约，吴念鲁撰写了《汇率变动对经济的影响》一文。文章指出：“必须密切关注和深入研究汇率、股市、利率波动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为了适应和促进改革开放和外贸体制改革以及对外贸易发展，必将涉及人民币汇率机制的改革。”1987年又在《红旗》上发表了《谈西方股市风暴》，该文分析了风暴原因和对世界经济及我国的影响。这两篇文章的观点都受到了有关部门的重视。

1982年，已经是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综合室主任的吴念鲁，在当时研究所所长林基鑫的安排下，开始筹建中国国际金融学会。事实上早在这之前，很多学校的教授，包括一些海外华人，都觉得中国应该成立一个国际金融学会，作为民间的社会团体可以更好地开展一些活动。吴念鲁接受了这一任务。他收集和参考了当时已经成立的社科类学术团体的章程等有关资料，结合当时实际，草拟了学会章程，提出了学会理事推荐名单以及学会领导人的组成名单，起草全部发言报告等大量工作。1983年1月，在北京京丰宾馆召开了学会成立大会。学会成立至今，一大批知名专家在这个平台上组织开展学术交流活动，积极探索国际金融理论，跟踪国际热点问题，为推动我国国际金融理论与实践发挥了重要作用。

学会成立后，如何再办一本学术性的理论刊物，一直在吴念鲁脑中萦绕。1985年《国际金融研究》的创刊号正式面世。作为这本杂志的时任主编，吴念鲁从它的创刊，到约稿，改稿，以及编辑部稿件讨论会，都付出了大量心力。有一件重要的往事值得重提。1986年下半年，为了进一步扩大《国际金融研究》的影响，推动国际金融研究学术活动的深入开展，吴念鲁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这要追溯到1973年，那时正是陈云同志负责抓外贸、外汇工作，当他听取了时任人民银行行长陈希愈同志的工作汇报后，作了重要讲话。时隔几年，吴念鲁看到了当时李裕民同志的手记谈话纪录稿，而在那几年间，吴念鲁就一直在想，一来那是一篇珍贵的文献资料，二来陈云当时就强调要很好地研究资本主义，“是不是可以把陈云的这个讲话放在刊物上呢？”。吴念鲁找到李裕民副行长，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他，在得到同意后，由国际金融学会出面和中央文献室与陈云办公室取得了联系。1987年第1期，《国际金融研究》首次全文发表了这一反映陈云同志经济思想的重要文献。吴念鲁还与他的同事一起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撰写了《要很好地研究资本主义》的评论。该篇文章和评论一起在次日就被《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等报刊转载，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国际金融研究》的影响力也得到了提升。

1990年秋，中国人民银行教育司在上海召开全国高校国际金融课程教学大纲审定会，会议确定由吴念鲁担任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金融类专业“八五”期间统编教材《国际金融学概论》的主编。这本书一共11章，吴念鲁自己就撰写了5章，并审定了全稿，1993年这本书出版，1995再次加印。这本书是当时国内第一本全国高校金融专业的国际金融统编教材，具有相当的开创性。

1991年夏，吴念鲁参加了中央政策室在中南海召开的会议，江泽民总书记和宋平同志就世界经济形势等问题听取意见，当时参会者七人，吴念鲁作为金融界的唯一代表详细汇报了当时国际金融形势并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建议，受到领导们的首肯。同年秋，联合国贸发会秘书长邀请了全球十位专家，就90年代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在日内瓦贸发会资金委员会上作主旨发言。吴念鲁作为中国唯一的专家受邀参会。吴念鲁把90年代全球经济发展态势归结为“依存、合作、竞争、发展”，提出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它们之间的经济发展关系都离不开这八个字，这一观点得到了与会代表的认同。

1992～1997年，吴念鲁主持了中国银行卢森堡分行的工作，在这期间，这家银行取得了年人均利润50万美元、资本和资产回报率分别高达130%和1.3%的好业绩。该行综合效益在卢森堡国际中心220家银行中名列前十名，而且这一成绩在中国银行海外行中也是名列前茅。后来，吴念鲁把这几年间积累的经营理念和经验编著了《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一书，并被评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新世纪后，吴念鲁婉谢了国内外担任企业高管的邀请，决心把主要精力放在学术研究、教学和指导博士生工作上。他用自己在国际金融理论与实践领域多年的积累指导学生，并和学生一起探讨新形势下的新问题。除了父亲“干实事”精神对吴念鲁一生的潜移默化，吴念鲁也将自己实践得来的体会与学生分享：“金融研究必须关注现实问题，要对社会经济变化作超前研究，不仅要研究热点，而且要研究潜在的问题，对具体问题提出针对性建议并作可行性研究，对政治、经济、金融领域的变化和已执行的政策措施作比较性、规律性和总结性研究。”这是吴念鲁自己长期从事金融研究工作所遵循的原则。

生于1936年的吴念鲁到今年整整走过80个春秋。金融研究、金融实践、金融教育，这三件样样有成绩，当不负父亲当年的期望。我们在采访中，吴念鲁坐在沙发一角，随着问题渐渐陷入思考，表情从轻松转而严肃，在思考中，他的眼神沉静有神，语气和缓有力，仿佛可听到他50余年学术与实践生涯里积累下来的沉稳和智慧。

2015年，吴念鲁获得了两个奖项。一个是，2015年度《中国金融学科建设终身成就奖》，另一个是，《中国银行特殊贡献奖》，他是获此奖项的第一人。

时光总是不负努力前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