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荣革弊治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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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周的第二代皇帝世宗柴荣（公元921-959，公元954-959年在位）同他的养父郭威（即周太祖）一样，也是武人出身，却颇有改革意识，无论武人文人，老臣新臣，只重贤才而不看出身亲疏或资历。他一即帝位，就大举招贤，其求贤诏说，凡是“怀才抱器，出众超群”，或“养素于衡门，屈迹于末位”者，都要加以任用，给予厚禄。但凡他看准一人才，不管周围如何反对，他都要坚持任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柴荣要用出身刀笔吏的魏仁浦为枢密使（相当于宰相），议者以为魏不是科第出身而反对。柴荣反驳说：“自古用文武才略者为辅佐，岂尽由科第邪！”[1]到底破格用魏仁浦为相。

五代之时，科举制在各地大多徒具形式；柴荣却能认真看待，亲自过问。显德二年（公元955年），礼部侍郎刘温叟主持考试，草率录取了十六名进士。柴荣即命令重新考核，亲自复审及第进士的诗赋策论，沙汰滥进，结果只录取了四名进士及第，确保了以进士科选士的严肃性。

显德四年（公元957年），柴荣为重开制科向全国发布诏书：

诏悬制科，凡三：其一曰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其二曰经学优深，可为师法科；其三曰详闲吏理，达于教化科。不限前资、见任职官，黄衣草泽，并许应诏。[2]

陶懋炳先生说，像柴荣这样“广开途径，搜求人才，唐末以来，此为仅见……这些措施改变了幕僚为卿相、亲将为将帅的用人唯亲的旧习，虽然此后短期内仍不免有此现象，如赵普之为开国宰相，但改变颓习却由此启其端。”[3]

柴荣以天子之身登高一呼，便从四面八方汇聚来大批贤才，均分别专长而以授官。其中文官著名的有范质、王溥、魏仁浦、王朴等。柴荣为了激励广大文官勤勉于政的积极性，还特地废除了周太祖时制定的“折估”法，使文官俸给与武官相一致。这实际也相应提高了文官的政治地位。

为了改变唐末以来“天下之邑，率皆不治”的乱象，显德二年（公元959年），柴荣命朝臣“各举堪为令录者一人，虽姻族近亲，亦无妨嫌。授官之日，各署举主姓名。若在官贪浊不任、懦弱不理，并量事状重轻，连坐举主。”[4]

显德二年，他还制定出官吏考核的标准：“考陈力之轻重，较言事之否臧，奉公切直者，当议甄升；临事蓄缩者，须期抑退”[5]，并提出不“因怒刑人，因喜赏人”，使赏罚力求公平允当。他宣布，群臣有功，朝廷不吝重赏；有过失，定要当面切责；如能知过改正，就可不咎既往。

柴荣对于职事官员的拖沓、懒散作风十分痛恶。显德元年（公元954年），他诏令藩镇州郡主：“选明干僚吏，当其诉讼。如狱不滞留，人无枉挠，明与奏闻，量与甄奖。”[6]显德四年（公元957年），他得知某地方官吏处理一件有关婚姻、田宅的讼案，故意拖延，久滞不决，以包庇豪强，欺凌孤贫，即大为光火，特诏令此案限在四个月内完结。

柴荣在要求官员勤政的同时，更强调廉政，严惩贪官暴吏。供奉官郝光庭因“在叶县巡检，日挟私断平人”，被处以极刑。宦官孙延希监修永福殿，贪污了工匠酬金，被予以斩首。楚州防御使张顺贪污榷税钱五十万并及官丝绵二千两，被予以赐死……

五代历朝，包括周太祖都曾编有法典，叠床架屋而又自相矛盾，疏漏百出，使人无所适从；而贪官暴吏却能执其一端，为所欲为。柴荣遂命侍御史知杂事张湜等十人对五代历朝法典予以梳理精简，于显德五年（公元958年）编纂成比较严谨、简洁的《大周刑统》二十一卷颁行全国。

柴荣作为曾经雄心勃勃，欲“混一天下”的五代最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对中国封建文官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与巩固绞尽心血。他死时年仅三十九岁。宋代史家都怀着崇敬的心情书写他的传记。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后周纪五·世宗显德六年》论他：

又勤于为治，百司簿籍，过目无所忘，发奸擿伏，聪察如神……群臣有过则面质责之，服则赦之，有功则厚赏之，文武参用，各尽其能。人无不畏其明而怀其惠，故能破敌广地，所向无前。[7]

欧阳修则在《新五代史·周本纪》里赞道：

世宗区区五六年间，取秦陇，平淮右，复三关，威武之声震慑夷夏。而方内延儒学文章 之士，考制度、修《通礼》、定《正乐》、议《刑统》，其制作之法皆可施于后世。其为人明达英果，论议伟然……其英武之材可谓雄杰，及其虚心听纳，用人不疑，岂非所谓贤主哉！[8]

五代十国多为武人当道，不太看重政治制度与文化教育的建设。像前后蜀、后周以及南唐这样由君主提倡重文崇教、重视政治制度与法制建设的情形并不为多。由于以武为尊，文官地位亦相应不高；加之政权更迭频繁，君王们多热衷于征伐杀戮而无暇内顾，致使文官制度在大体因袭唐制的基础上各取所需，各行其是，漫散无章，大相异趣。搞得相对较好的如前后蜀、后周及南唐实际也颇费周折，勉为其难，当然就谈不上什么完备化和系统化，更不用说有所创新和进步了。这其实是与五代十国大割据、大分裂、大动荡的局面相适应的。这种情况一直到赵宋完成统一之后才结束。

注释：

[1][7]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十四。

[2][4][5]宋·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一百一十四～一百一十九《周书·世宗纪》。

[3]陶懋炳：《五代史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21页。

[6]宋·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七《刑法志》。

[8]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十二《周本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