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璟玉
(重庆大学,重庆 404100)
女性主义视角下家庭伦理剧中的婆婆形象研究
李璟玉
(重庆大学,重庆 404100)
近十年来,中国国产电视剧中从不缺乏的电视剧类型就是婆媳剧。透过这些热门的国产家庭剧,不难看出,我国的国产家庭剧中塑造的婆婆形象的同质化趋势,以及作为大众传播的一种重要形式的此类电视剧对家庭伦理的导向存在偏差等问题。因此,本文基于女性主义视角对国产家庭剧中建构的婆婆形象进行梳理分析,同时归纳其中存在的问题,旨在为国产家庭剧今后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国产家庭剧;婆媳题材;女性主义
女性主义现已经成为批评方法和理论视野,同时这股思潮也渗透进了社会科学等多个领域,它的主战场也转移到了社会文化批评领域,不再是之前的政治运动。作为社会文化的镜像体现之一的大众传媒,也是话语的生产场地,对目前社会性别构建有着极为关键的作用。大众传媒话语中女性身份及地位问题是女性主义主要关注的地方。性别权力结构是女性主义主要的切入点,它解构了传媒话语的相关生成机制,提示在这个男性主统下,大众传媒是如何将某种性别话语生产出来的,并通过这种话语将虚伪的女性“主体性”给塑造出来,进而可以追寻女性说话权力,使女性的主体意识得到真正恢复。媒介被认为是霸权价值观的主要工具,同时也是传播妇女与女性气质刻板化的工具之一。社会文化的遗产被媒介传递,即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被媒介传递是刻板形象主要研究的对象,它的主要作用就是保卫期的整合性和延续性,同时也是为了拒绝变迁;把妇女再现为客体,同时压抑妇女经验去服务于父权制,其相关需要是反情色运动主要断言媒介的作用,同时将媒介塑造成维护霸权的机构是“意识形态媒介理论”所主要认为的。体现父权制秩序和资本主义的正常性,并转述为共识。
《婆婆》中的赵大妈是个完美婆婆的形象,但实际上,它通过赞美女性的这一品质并经过大众媒介传播给广大受众,进而使更多女性往这一“优秀品质”上发展。然而这种行为实质上却给女性的自身发展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不利于女性形象的塑造。《婆婆》这一电视剧首先歌颂了具有婆婆这些品质的这一类女性和她们的传统角色,并把这些表现和角色类似于必须包容、善良,以儿子为生活重心视为女性天生就有或者自然擅长的,使得其他女性想要跳出原来的社会定位和性别气质将会非常困难,从而不利于女性多元的发展。
在如今的女性研究中盛行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女性在较短的时间里面,从家庭中人变成了社会中人,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结果”。虽然20世纪以来,西方的启蒙思想传入我国,我国女性地位得到了较大的提升,但封建思想仍未根除。“传播的仪式观借用了人类学和宗教社会学的概念,强调社会再生产了和凝聚了共同信仰。”这种观点认为媒介创造出“一种认为的、但却真实的象征性秩序,这种秩序不向人提供信息而是肯定现状;不改变人的观点或心灵,而是展现事物潜在的秩序;不是发挥,而是再现一种持续但脆弱的社会秩序”。像《婆婆》这类婆媳剧,实际上是在隐形地维护封建传统思想。婆婆作为家庭的一员,主要的活动领域在家庭,其职责就是生儿育女、相夫教子。婆媳剧将女性塑造成了丧失独立地位与独立人格的个体,主要依附于男性,把女性的形象定格为:将相夫教子作为自身最重要的责任,目前很多女性仍然认为家庭幸福才是女性真正的幸福。在这种边缘或缺席状态下,女性的固有封建思想使得自身缺乏主观能动性,总是被动地接受媒体或社会的不平等观点,不能建构为自身利益斗争的组织,不会主动采取措施维护自身利益。
与类似《婆婆》这种家庭剧中塑造的正面的婆婆形象不同,近些年热门电视剧所塑造的恶婆婆及各种婆媳矛盾导致社会中普遍认为婆婆一定是刁钻、蛮不讲理的这一刻板印象。中国知名学者卜卫认为,人们对某个社会群体形成的过分简单化的、滞后于现实变化的概括性的看法就是人们常说的刻板印象,刻板印象认为该社会群体都具有统一特征,从而忽略了个体间的各种差异。而性别上的刻板印象来源于社会性别,其中主要包括男女两性在性格智力、形象、家庭中扮演的角色、社会中的分工等各个方面的定性化。立足于男性的角度来对性别进行简单的概括或者归类是大众传媒最主要的行径方式。比如说,具有领导才能、理性的精神思维以及进取精神等被主流文化所赞同的种种美好精神,一般都被归类为男性所具有的特征;而另一些在某种程度上并不可取的特征则被归类为女性所具有,比如,缺乏理性、消极被动以及感情用事等。换句话说,大众传媒所塑造出来的女性所特有的形象,多是为了迎合男权文化,其仍然处在被异化的一种状态中,媒介用它所特有的隐蔽和复杂的方式,维护了男权的观念和文化,进一步加深了社会生活中对女性的刻板印象。
作为承载和传播文化最具影响力的大众传媒,电视在女性从内到外形象的塑造方面已然担当起“造型师”的角色。电视用生动的视觉文化呈现性别模式,极大地影响并建构着人类及社会的两性观念与行为。因此,电视所进行的传播不仅仅再现了社会性别的状况与地位,反映了社会价值取向,电视文化本身也参与了社会性别的塑造和建构过程。所以,通过电视传播出来的许多女性的负面形象是导致一直以来被压迫的女性文化的一种重要形式。而婆婆这类女性形象在传播过程中,已经完全被丑化成“恶”的形象,而这一形象会影响生活中人们对真实存在的婆婆形象的认识。电视传播的这类对女性非常不利的观点,也会潜移默化地使妇女承认自己在生理方面的局限,使自己自然而然地扮演这个传统的角色,甚至会促使女性默认在父权的社会体系中的从属地位,最后的结果就是使媒介关于女性形象的建构与女性在社会生活中实际的多元化社会角色不相符。
电视媒介是覆盖面最广,并且具有颇深影响力的大众媒介。在面对由于文化长期积淀而难以消除的电视节目中的性别歧视以及性别成见等问题时,电视媒介理应承担起最重要的文化责任,并带头去完成这项艰巨而长久的任务。在避免单方面追求收视率的同时,增强社会性别意识,加强对性别平等概念的传播,促进女性与媒介关系的和谐发展。
[1] 郑杭生.社会学新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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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905
A
1674-8883(2016)13-0179-01
李璟玉(1993—),女,宁夏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女性主义媒介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