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阳梅
(山西传媒学院,山西 晋中 030619)
杨力州体育题材纪录片的美学表达
——以《奇迹的夏天》和《拔一条河》为例
任阳梅
(山西传媒学院,山西 晋中 030619)
杨力州是台湾最重要的纪录片导演之一。以《奇迹的夏天》和《拔一条河》为代表的体育题材纪录片进入院线公映,取得了非常好的票房成绩,《奇迹的夏天》获得当年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拔一条河》《青春啦啦队》获得了金马奖最佳纪录片提名。杨力州的纪录片创作建立于“纪录片是一种关怀工具”理念之上。本文将从视角、叙事策略、创作者的介入等方面分析其作品的美学表达,同时作品兼顾了体育题材纪录片艺术与商业的平衡,对于大陆体育题材纪录片的创作与发行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杨力州;台湾纪录片;体育题材;院线纪录片
2004年以来,台湾纪录片的出色表现被评论家命名为“台湾电影新显学”。[1]杨力州是最受关注的纪录片导演之一,他的诸多作品皆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其中,2006年公映的纪录片《奇迹的夏天》,首映一周即创造了台湾纪录片开画的最佳纪录。影片记录了台湾花莲美仑国中的一群足球小将,在即将毕业的夏天学习、训练和比赛的过程。该片获得了当年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之后,杨力州拍摄了三位极限运动员在北极圈完成的极地行走——《征服北极》(2008年)。2011年,他将镜头对准了由一群平均年龄70岁的老年人所组成的《青春啦啦队》,该片入围当年金马奖最佳纪录片。2013年,杨力州导演的另一部纪录片《拔一条河》再次获得第五十届台湾金马奖最佳纪录片提名。
杨力州的作品题材广泛,《我爱080》《水蜜桃阿嬷》《被遗忘的时光》等观照了不同族群、身份、职业的平民百姓。上文提到的四部作品《奇迹的夏天》《征服北极》《青春啦啦队》和《拔一条河》,从广义而言,都可以归类为体育题材。进一步研究,无论是《拔一条河》还是《青春啦啦队》,其记录和表现的内容都已超越了单纯的竞技体育的范畴。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奇迹的夏天》和《拔一条河》所引领的院线纪录片的票房成就和与之匹配的业界的盛赞。
2004年,台湾“九二一”大地震之后,著名纪录片导演吴乙峰所在的全景工作室深入震中灾区拍摄了一系列纪录片,《生命》是其代表作之一。这部进入院线公映的台湾纪录片以极高的票房带动了之后台湾纪录片商业发行的热潮。早在1990年,被誉为台湾纪录片里程碑的作品——《月亮的小孩》即出品自吴乙峰及其所在的全景工作室。之后,被学界命名为“全景风格”的纪录片创作模式迅速而深远地影响了台湾众多的纪录片创作者。吴乙峰“全景风格”以普通民众、弱势群体为表现对象,采用参与观察的方式跟踪拍摄,记录普通民众的真实生活状态,以一种质朴的纪实美学打动观众,与之前台湾的纪录片呈现出了迥然不同的美学风貌。“全景风格”不仅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实践开始,在纪录对象、表现题材、创作方式等多方面推动了台湾纪录片美学实践的变革,而且在新世纪积极试水纪录片院线的商业化运作,这点尤其难能可贵。
《生命》热映之后,导演林育贤在2006年拍摄了以体操运动员为主角的《翻滚吧!男孩》。这部只有60万新台币的拍摄成本的纪录电影,却创造了台北市戏院单厅映期票房的超高纪录,[2]并且带动了之后同类体育题材纪录片的发展。这一时期,一批体育纪录片进入院线公映,杨力州的同类作品是艺术与票房兼顾的巅峰之作。
从根本而言,杨力州的纪录美学依然是全景模式纪录美学的延续。他同样根植于当下的台湾土地,将镜头对准不同的平民群体:国中的足球队员、国小的拔河队员、甲仙的百姓、外籍留守新娘、高龄的啦啦队员等。《奇迹的夏天》拍摄对象是台湾花莲美仑国中足球队。杨力州为这群热爱足球的纯朴少年打动,寻求到资金赞助,完成了这部纪录长片的创作。《拔一条河》完成于2013年,记录了2009年8月8日高雄风灾之后的甲仙地区国小拔河队的成长故事以及当地百姓灾后的心理与生活重建过程。这两部影片依托于竞技体育题材自身具有的悬念与戏剧性,塑造了不同类别的人物群像,体现了台湾民众自强自立、积极进取的人生观。
杨力州关注台湾的现实问题,关注人的特性,特别是社会底层和边缘人的生存状态。《拔一条河》中来自越南、菲律宾、柬埔寨等国家的几位外籍留守新娘,成为影片中占比非常大的一个特殊族群,其女儿、母亲、妻子等多重身份,人生命运的特殊经历,温柔镇定与坚忍内敛的多重性格,以及个体本身所富有的多重意义,这些特殊的女性成了影片里闪耀的东方之花。影片中有个段落提到她们办理身份证非常难,涉及双重国籍的问题,导演问:“美国可以,但柬埔寨不可以?”“是啊,你要看是什么样的国家。”令人无限唏嘘。
竞技体育题材本身具有强烈的戏剧化色彩,比赛的过程、结果由于其不可预知性,特别吸引观众。在纪录片追求故事化讲述的当下,体育类纪录片因题材的特殊性天然地具有了无可比拟的优势。
优秀的纪录片创作者会在创作中思考题材背后所蕴含的普世性问题,杨力州也不例外。在他的体育题材纪录片中,超越了单纯竞技体育的激烈对抗和胜负结果的呈现。他要表达的,是“更快、更高、更强”的奥林匹克观念背后所蕴含的全人类的生存发展观,是人类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和现实困境如何完成自身的重建与超越。
《拔一条河》,借用了语言中双关和指代的修辞形式,以“拔河”这一词的两种不同形式解构了整部影片。一种形式是竞技体育的“拔河”,在影片中以甲仙国小拔河队的比赛历练与成长为线索,这是影片的主线;另一种形式是指代的拔河,这条暗藏的“拔河”线索,意指甲仙居民与大河的较量,与大自然的拔河。国小拔河队的队员们的出色表现,在逆境中咬住不放松、顽强拼搏的精神激励了甲仙居民们重建的信心与勇气。甲仙的民众与拔河队的队员共同成长,走出了“八八风灾”重创的阴霾,重新开启新的生活。
这两条线索在片中交织并置。拔河的明线以国小的队员、教练为点,暗线涉及甲仙的众多居民,这种人物与小事件的串联如俯拾皆是的珍珠,信手拈来,却又恰到好处。散点式连接方式扩大了纪录片的时空张力,在不同的人物、时间、空间之间转换,借由拔河比赛赛程的时间为轴线,编织出关于成长和改变的叙事之网,蕴含了创作者深切的情感关怀。影片中出现数次国小拔河队员进行拔河练习的镜头与洪水泛滥冲过甲仙河道时的画面组接,这是创作者指代修辞的直接表达。全片的情感推进在结尾处达到高潮,甲仙居民练习拔河和国小拔河队员一组比赛画面的升格镜头组接,形成一种异常打动人的力量。
如果说《拔一条河》负载了传统的中国式的情感,印证了“一切景语皆情语”,那么《奇迹的夏天》则在画面处理上呈现出一种现代化的、极具韵律的影像风格。
《奇迹的夏天》原本是应邀NIKE的广告短片,杨力州被这群东部少年对于足球的热爱感染,跟拍完成了这部作品。全片借鉴了广告片的摄影形式,运用了故事片的剪辑技巧,简洁明快,动感十足,塑造了一个朝气蓬勃、追求梦想、热爱足球的少年团队。冠亚军决战的段落,点球大战的关键一球,守门员扑向对方球员点球的瞬间,画面突然黑场。之后是球队海边训练、比赛、庆贺、倒地队员等回放画面的快速剪接,再黑场,欢呼声起,哨声起,仍是黑场。画面再次亮起,是一个球门侧后方的镜头,守门员半蹲在球门前,在场外欢呼声中沮丧地沉默着。这个段落借鉴了故事片、广告片手法的镜头衔接形式,是《奇迹的夏天》中影像处理风格“故事化”的代表。
与时间跨度较长、具有太多未知和不确定性存在的开放式记录相比,美仑国中足球队员毕业前的最后一场重要赛事很快会有明确的结果,《奇迹的夏天》基本可以按照封闭式结构设计拍摄。但导演最终的处理形式,依然是以开放式的结尾结束,并未将影片完结在这场赛事的终结。
杨力州也只是在画面衔接上借鉴故事电影的剪辑手法,在整体结构的安排上,他从未醉心于对体育比赛关键赛事悬念的刻意铺陈。和通常我们看到的对于赛事悬念的刻意营造与大肆渲染相比,杨力州使用了一种极其特别的处理手法,直接切入到比赛最关键的场景,不渲染、不抖包袱,抑或非常迅速地给出比赛结果。这种单刀直入、大刀阔斧的舍弃,使杨力州的一系列体育题材纪录片呈现出与众不同的叙事话语。这种策略,表明创作者关注的焦点始终是人,在不同团体、事件中的个人。对于一般创作者而言,通常紧抓不放、大做文章的竞赛过程与结果,杨力州予以选择性忽略,他从来不依靠呈现体育比赛的悬念来吸引观众。在他的影片里,传达更多的是一种情感,一种关注。在他的叙事策略中,关注的焦点和落点都是同一个人。
与通常体育题材纪录片创作者刻意隐藏摄影机存在的形式不同,杨力州毫不回避自己在拍摄过程的介入与干预。这一点在他拍摄的其他题材纪录片里亦有明确体现。
杨力州甚至特意在影片中保留了一些“介入”与“反身”的片段。《拔一条河》中有很多这样的场景。甲仙国小拔河队取得了第二名的成绩,领奖台上的男孩很不开心,导演在摄像机后面喊:“第二名要笑啦!”影片中几次与吃有关的场景,制作团队的工作人员都介入其中。工作人员分享芋头冰店老板的烤鸡,导演笑着打趣:“喂,你不是打灯的吗?”之后的料理PK大赛现场,女孩再次试吃,导演继续调侃:“喂,你不是要帮忙赶紧打灯?”摄影助理阿元吃掉文香给女儿的饭这一段,镜头从导演摇到阿元身上,摄影师在镜头后嗤嗤地笑,摄影助理对着镜头边吃边问:“导演你刚说什么,观众会看到这些东西吗?”杨力州导演在正片中保留了这些通常只作为花絮的段落。这种显性的表达,并不是在刻意制造间离效果。学者认为这“像是作为摄影机‘隐形’的反证,拍摄者与被摄对象之间互动之频繁、自然和浑然一体俨然弥合了摄影机镜头所划下的分隔线,实际上在观赏中是增加了纪录片欣赏的趣味性和愉悦感。”[3]
杨力州与被拍摄对象交流、沟通的方式,可以追溯到纪录片早期的弗拉哈迪时代,这种形式在之前的“全景模式”中亦有体现。“全景模式”使用了积极的情感介入,进而产生一种“诱导式认同”。[3]在《奇迹的夏天》中,杨力州与刚被教练骂完的小队员对话,这些小队员在几个月的跟拍中对摄像机和导演已经卸下防备,对话中腹诽教练严格。杨力州并未将这些段落放进最终的成片,他认为自己得到的这个“劲爆”的吐槽并不能代表平时生活中小队员对教练真正的看法。
杨力州在和观众交流时提到秉承“纪录片作为关怀工具的一种”的观念,他的创作手法与风格也基于此之上。
从开始做商业发行的纪录片,杨力州就在技术上提出了更高的标准。拍摄《奇迹的夏天》时,他在摄影、灯光、声音与后期剪辑方面都提出了要求。在现场他收了6轨声音:球员、教练、摄像机、球员休息室、足球门后面等不同的位置。这6轨声音在后期可以做出非常丰富的音效。在后期剪辑之前,杨力州专门找配乐师做电影配乐,配乐师给定不同的节奏,杨力州根据相应的节奏去剪接一段比赛,剪接完之后,配乐师再填上音符,完成配乐。[4]在《拔一条河》中,他对音乐的热切应用达到顶点,以至于在后来接受采访时他坦言音乐太多,自己都要被烦死了。
《奇迹的夏天》影片最终票房名列当年台湾影片第四名,该片的拍摄成本10万美金,行销费用超过20万美金,最终利润约一千万新台币(约合30万美金)[4]这部影片的片名来自放映商,杨力州说非常讨厌这个片名。他自己取名《勇往直前》被否决后,他妥协接受了这个片名。杨力州说,之后他每一部纪录片的片名都不是他自己取的。
《拔一条河》的发行商是迪士尼,要求他压缩外籍配偶部分的内容,杨力州坚持道:“就是因为台湾有一半的人不在乎她们,所以我才要拍她们。”商业上的必要妥协与艺术的坚持,杨力州寻求到了一个微妙的平衡点。他坚守着“纪录片是关怀工具”这一理念,不懈地进行艺术创作。
《拔一条河》片尾有三屏字幕:“献给这块土地上/紧紧抓住绳子/不肯放手的人”。借这句话,献给杨力州导演本人。
[1] 于丽娜.台湾电影复兴浪潮中的纪录片创作[J].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14(2):7.
[2] 胡延凯(台湾).真实幻影的多重面貌——当代台湾纪录片的影像观察[J].当代电影,2012(6):139.
[3] 罗祎英.在场、介入与自反——1980年以来台湾纪录片美学的一个观察角度[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4(2):41-44.
[4] 杨力州,齐柏林,童道,邓沛.台湾纪录片的美好时光——台湾纪录片导演杨力州、齐柏林访谈[J] .电影艺术,2015 (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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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4-8883(2016)13-016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