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与教皇使者的一次交锋

张国刚

就当时的情形而论，康熙最后的处置，虽然有简单化之嫌，但维护中国传统的态度，亦无可厚非。罗马方面干预在华教务，夹杂着权力与利益考量，难辞其咎。

康熙皇帝与路易十四、罗马教皇都有直接或间接的交往。他请路易十四多派传教士来华，请罗马教皇允许传教士遵照利玛窦规矩继续留在中国。

17世纪末叶，耶稣会内部正为中国礼仪之争，闹得不亦乐乎。核心内容是，中国教徒可以祭祖祀孔吗？康熙也被带进去了，为此还与罗马教皇及其使节有一次激烈的交锋。

徐日升、张诚、白晋等在华传耶稣会士，是曾经帮助大清朝与俄罗斯签订《尼布楚条约》的功臣，也是康熙皇帝在天文、历法、数学等自然科学上的老师。他们焦心于罗马教皇对于其在华传教事业的干预，特请示康熙帝关于中国礼仪的问题。这个问题是，请皇帝证明，中国人祭祖祀孔之礼仪，无关乎宗教信仰。康熙慨然应诺，特颁发谕旨，确认耶稣会士理解正确。此谕旨被翻译成拉丁文，送到梵蒂冈，教皇大怒：我们宗教事务，岂容一个异教君王判断！并派出特使铎罗到中国去检查教务。

插图/ 陈恒春

铎罗1705年4月到达广州，同年12月14日抵达北京，12月31日首次觐见康熙皇帝。虽说是礼节性的，但双方为一些人事问题有不同意见。铎罗提出在北京设立总主管，管理全体教士。康熙当时没有答复，后来答复说，这位宗教事务主管，必须从在宫廷中服务了10年以上的传教士中选择，这不符合罗马教皇的意图，教皇之意要夺回在华传教的主导权。康熙提出在铎罗使团中选一人出使罗马，以报聘教宗。铎罗推荐的人选，康熙也已同意，后来发现此人不通中文，提出由宫廷耶稣会教士白晋为正使，铎罗推荐的人为副使。白晋曾撰写《康熙传》，深得皇帝信任。对此，铎罗很是不爽。由此可见，康熙意识到不通中文，不了解中国文化的传教士，很可能会坏了大清与西方关系。

半年多以后，即1706年6月29日，康熙第二次接见铎罗，对于铎罗的目的已经有所警惕。康熙很关切教皇对他那道谕旨有什么回应。铎罗支支吾吾，不愿意正面回答。康熙不得要领，邀铎罗次日游览畅春园。

次日，即6月30日，在畅春园会面。康熙开门见山警告特使，不要干涉中国人的习俗，天主教须与儒学和谐共处，若反对祀孔祭祖，西洋人将很难再留居中国。铎罗无法回避，说天主教与儒学之间的冲突，他本人没有能力解释，福建宗座代牧阎珰，精通中国文献，可作详细解答。

阎珰是法国人，主持福建教务，不满葡萄牙耶稣会士在华垄断地位，此时奉铎罗之命早已来到北京，并被要求从儒家经典中摘录出，他认为与天主教相抵触的内容。阎珰硬着头皮从“四书”“五经”中摘录出一些章句，分列为48个命题，说儒家“太极”或者“理”不可能指天主教的神，中国皇帝祭祀天地、星辰、山岳等行为与天主教相抵触。

康熙特地在热河召见了阎珰。阎珰摘录的文字，错误百出，康熙断定，阎珰完全没有能力解释中国书籍。现在他要当面测试阎珰，看看他对“四书”的熟悉程度，并指着御座后的几个汉字，要阎珰识认。阎珰只会讲几句福建方言，既不能从“四书”中翻出皇帝要求的内容，几个汉字也只认得一个，见驾时全靠翻译。

这水平与康熙身边的传教士，差别太大了。康熙指斥阎珰“愚不识字，擅敢妄论中国之道”。说阎珰不谙中文，却把不伦不类的译作发往欧洲，导致教宗误解中国教义。阎珰辩称他的中文的确不够熟练，但儒家经典也的确有不符天主教之处，他挑出这些内容寄给教宗，是将疑难问题都提交教宗裁定。

阎珰这种冥顽态度，使皇帝不再有容忍之心，于是很快就下令驱逐他。皇帝同时通知留在北京的铎罗，他的国家里不需要任何唱反调的传教士。康熙命各地传教士进京接受审查，发誓永居中国，发誓遵从利玛窦规矩，即尊重中国文化和风俗，否则，请立即出境。

这次的事件后来愈演愈烈，到雍正、乾隆时期发展成为一场禁教活动。就当时的情形而论，康熙最后的处置，虽然有简单化之嫌，但维护中国传统的态度，亦无可厚非。罗马方面干预在华教务，夹杂着权力与利益考量，难辞其咎。设想当年佛教在中土的传播，如果“娘家人”也如此的颟顸干预，恐怕也会中途夭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