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不同投资动机的跨国服务企业FDI学习效应研究

刘　军

(山西财经大学 国际贸易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基于不同投资动机的跨国服务企业FDI学习效应研究

刘军

(山西财经大学 国际贸易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摘要：在跨国服务企业已成为FDI主体和FDI动机日益凸显的背景下，文章通过引入沟通成本因子在理论层面考察了不同投资动机的跨国服务企业的FDI学习效应，并利用美国跨国服务企业的样本数据，分别基于母国和东道国视角进行了动态面板GMM检验。研究表明：寻求效率的跨国服务企业存在显著的FDI学习效应，而市场寻求型FDI的学习效应不存在；企业自身及东道国较高的研发水平能够促进效率寻求型FDI的学习效应，但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抑制作用；与制造业的比较发现，制造业跨国企业不存在FDI学习效应，但内外部因素对其FDI学习效应的现实影响与服务领域基本一致。文章结论对于我国政府今后支持服务企业“走出去”的战略选择以及提高国内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具有一定的启示。

关键词：FDI动机；服务企业；学习效应；沟通成本

中图分类号：F061.3；F27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15)04-0066-13

收稿日期：2014-09-2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BJY008)；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14YJC790046)；山西省社科联基金项目(SSKLZDKT2014040)

作者简介：刘军(1984-)，男，山西朔州人，山西财经大学国际贸易学院讲师。

Abstract：In the context of FDI activities dominated by multinational services firms and increasingly highlighted FDI motivations,this paper introduces communication costs,theoretically analyzes the FDI learning effects of multinational services firms with different investment motivations,and makes a dynamic panel GMM tes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home and host countries by the micro-data of multinational services firms in the US.It comes to the results as follows:firstly,there is significant FDI learning effect in multinational services firms seeking efficiency,but there is no FDI learning effect in multinational services firms seeking market; secondly,the R&D levels of multinational

一、引言

外商直接投资(FDI)动机是跨国企业在全球化战略中表现出的一种反映其国际化经营目的的现象。2013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委员会(UNCTAD)发布了主题为“全球价值链：投资和贸易促进发展”的报告《World Investment Report(2013)》，指出全球价值链活动正逐步渗透到包括制造业和服务业在内的所有部门，使得企业的生产过程和生产环节日益碎片化和分散化。根据《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4)》公布的最新数据，2011-2013年，全球跨国企业附属公司的出口额占其销售额和全球总出口规模的比重分别达到22.14%和33.34%，说明了跨国企业的全球价值链配置活动在当前FDI和对外贸易发展中的重要性，同时也凸显了跨国企业的FDI动机。与此同时，2010-2012年，全球服务领域FDI流出规模的年均比重达到70.83%，远远高于1990-1992年的49.26%；2013年，全球绿地投资与跨境收购规模中，服务领域所占比重分别达到57.23%和64.62%，表明目前跨国服务企业已成为FDI活动的主体。

在FDI动机日益凸显和跨国服务企业已成为FDI活动主体的现实背景下，系统研究不同投资动机的跨国服务企业能否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即FDI的学习效应)以及多维因子的现实影响效应就显得十分必要。然而，已有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分析制造业跨国企业FDI的学习效应，研究视角也主要局限于FDI的总体层面，而忽略了跨国企业FDI动机的异质性。鉴于此，本文将FDI学习效应的研究聚焦于跨国服务企业，在考察不同投资动机的跨国服务企业FDI学习效应的基础上，进一步剖析企业自身及东道国因素对FDI学习效应的现实影响。这关系到服务企业“走出去”的战略选择与可持续发展能力，也事关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服务经济浪潮下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动力。如果不同投资动机的FDI学习效应存在，则表明跨国服务企业通过FDI方式在东道国寻求效率或拓展东道国市场可以促进自身效率的提升，为企业带来持续发展动力，也说明目前政府对服务企业“走出去”的鼓励是必要的。同时，本文的研究结论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政府今后支持服务企业“走出去”的战略选择提供决策依据，并对提高国内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具有一定的启示。

二、文献回顾

目前关于跨国企业FDI学习效应的研究成果根据其研究视角和内容主要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基于企业同质性视角的FDI学习效应研究。这类研究主要是从总体层面进行考察，大多认为跨国企业存在FDI学习效应。比如，Head和Ries(2002)采用1956-1990年日本跨国企业的数据，研究发现日本跨国企业在低收入国家的直接投资对母公司的效率具有积极的正向效应，即存在学习效应；Hansson(2004)和Castellani等(2008)分别对瑞典和意大利跨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进行了研究，发现对中东欧国家(或地区)进行投资的跨国企业显著地提升了自身的生产率水平；肖慧敏和刘辉煌(2014)采用2005-2011年中国上市企业的微观数据，运用倾向分值匹配法检验了中国跨国企业的FDI学习效应，结果表明，中国跨国企业存在FDI学习效应，且投资于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比仅投资于发展中国家的跨国企业具有更强的学习能力，而持续对外投资的跨国企业能够获得更高的生产率及技术溢价。*肖慧敏和刘辉煌(2014)的研究是国内已有文献中与本文较为接近的研究成果。与其相比，本文是在其研究基础上的进一步拓展，主要表现在：在研究对象上，本文主要关注跨国服务企业的FDI学习效应；在研究视角上，从FDI总体层面细化至不同FDI动机视角；在研究方法上，本文采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内生性问题的sys-GMM方法，相对于倾向分值匹配法，该方法能够进一步明晰内外部因素对FDI学习效应的现实影响。

第二类，企业异质性视角下跨国企业从事跨境并购或绿地投资活动的学习效应研究。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基于企业异质性视角将跨国企业的FDI活动根据进入方式进行细分，以考察不同FDI进入方式的学习效应。比如，Griffith 等(2004)采用1998-2001年英国跨国企业的数据，发现采取跨境并购形式的跨国企业的生产率高于绿地投资形式的跨国企业生产率，即存在FDI进入方式的生产率溢价，而且这一生产率溢价是由跨国企业“事前”的自我选择效应带来的，而“事后”的学习效应不存在；Schiffbauer(2009)采用1999-2007年英国跨国企业的数据，也得出了跨境并购活动对跨国企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不显著的结论，即跨境并购的学习效应不存在；Stiebale和Trax(2011)针对2000-2007年英国和法国跨国企业跨境并购行为学习效应的研究表明，英国跨国企业的跨境并购活动无法提升自身的生产率水平，但法国的跨国企业存在跨境并购的学习效应。

第三类，企业异质性视角下跨国企业的水平型FDI(HFDI)和垂直型FDI(VFDI)的学习效应研究。这方面的研究与本文的研究内容较为相似，但目前相关研究成果相对较少。Matsuura等(2008)采用1985-2003年日本电子机械制造业跨国企业的数据，发现进行HFDI对跨国企业生产率未表现出显著的正向效应；而对于进行VFDI的跨国企业，国外附属公司的活动能够提高母公司的生产率水平，表明跨国企业存在VFDI的学习效应。Huang等(2013)采用2000-2005年中国台湾电子和非电子跨国企业的数据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即跨国企业VFDI行为的学习效应显著存在，而HFDI存在滞后的学习效应。

毫无疑问，现有文献为理解跨国企业的FDI学习效应提供了深刻洞见。但是，已有研究大多是考察总体或制造业领域的跨国企业FDI行为的学习效应，忽略了跨国服务企业已成为全球及多数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的事实。限于FDI动机较难准确衡量，为数不多的关于FDI动机的衡量方法都存在一定偏差，比如Huang等(2013)将投资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FDI分别视为VFDI和HFDI。*肖慧敏和刘辉煌(2014)在研究中国制造业企业的FDI学习效应时，将东道国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类，发现投资于发达国家的企业获取了更多的效率改进。如果借鉴Huang等(2013)的研究思路，根据母国与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将投资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FDI分别视为VFDI和HFDI，肖慧敏和刘辉煌(2014)的研究结果与本文针对服务领域的研究结论是相同的，即在东道国寻求效率(VFDI)的跨国企业有着更为显著的FDI学习效应。事实上，在高收入国家也存在大量的VFDI活动(Konings和Murphey，2006；Alfaro和Chaelton，2009)。

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第一，结合跨国服务企业已成为FDI活动主体的事实，将FDI学习效应的研究应用于服务业领域，并与制造业领域的异同进行比较，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现有的关于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学习效应研究；第二，在跨国企业FDI动机日益凸显的现实背景下，重点考察了不同投资动机(效率寻求型和市场寻求型)的跨国服务企业的FDI学习效应以及影响学习效应的企业自身及东道国因素；第三，引入更符合服务产品生产和消费特性的跨国服务企业与“组织外部的沟通成本”分别基于母国和东道国视角对不同投资动机的跨国服务企业的FDI学习效应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分析；第四，分别基于规模经济效应和动态面板GMM方法对不同投资动机的跨国服务企业的FDI学习效应进行了理论分析和经验检验，并从多个维度对估计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

三、理论分析

(一)模型基本假设*本文在模型的基本假设中借鉴了Helpman等(2004)在分析企业出口与FDI抉择时的分析框架，不同的是：一方面，本文结合服务产品特性，引入了企业与组织外部的沟通成本；另一方面，根据动机差异将FDI细分为市场寻求型和效率寻求型两类，以考察不同投资动机的服务企业FDI学习效应而不是出口与FDI的选择。

1.消费者行为假设。假设存在N个国家，每个国家拥有L单位的劳动要素，且劳动作为唯一投入要素生产H+1个部门的服务产品，其中，一个部门生产同质服务产品，H个部门生产差异化服务产品。各国收入中的比例βh用于部门h生产差异化服务产品，则1-∑βh花费在同质服务产品部门。对于差异化服务产品部门h，假设消费者的偏好具有CES形式，即消费者对差异化服务产品组合的消费为：

(1)

其中，xh(v)为消费者对服务部门h中服务产品种类v的消费；Vh为消费者能够获得的部门h中服务产品的种类；λh为多样性偏好系数，λh越小，表明消费者对服务产品多样化的偏好程度越大。由此可得，服务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为：εh=1/(1-λh)>1。*为了便于分析，下文将差异化服务产品生产部门h的下标h去掉。

2.生产者行为假设。假设各国生产同质服务产品的劳动生产率是相同的，同质产品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且在各国之间可以自由贸易；此外，假设∑βh足够小，则各国都生产同质服务产品。因此，各国之间的同质服务产品价格是相同的。将同质服务产品的价格进行标准化处理，使各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均为1。

对于服务企业的FDI动机，借鉴王恕立等(2014)的划分标准，本文将服务企业的FDI动机分为市场寻求型和效率寻求型两类，其中，市场寻求型FDI是为了满足东道国消费者的需求，以巩固、扩大和开辟东道国服务市场为目的而进行的直接投资；效率寻求型FDI是为了利用东道国相对廉价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以提高服务产品的竞争力和企业的经营效益为目的而进行的直接投资。根据对FDI动机的界定，假设进行FDI的服务企业主要有两类：第Ⅰ类服务企业主要在东道国寻求市场，将在东道国生产的服务产品就地销售；第Ⅱ类服务企业在东道国寻求效率，将生产的服务产品向母国或第三国消费者提供。此外，假设这两类服务企业面向的产品市场是垄断竞争市场。

为了进入差异化服务部门h，服务企业承担的固定成本为fE，然后从分布函数G(a)中抽取劳动投入系数a，一旦观察到a，服务企业决定退出市场或开始生产。由此可知，第Ⅰ类服务企业承担的额外固定成本为fM，由于该类服务企业在东道国生产和销售服务产品，故fM是指设立附属公司的成本以及在东道国形成分销和服务网络而产生的成本；第Ⅱ类服务企业将所生产的服务产品在母国或第三国市场销售，故需承担在东道国设立附属公司的成本以及在第三国建立分销和服务网络的成本，设固定成本为fP。在服务企业提供产品的边际成本上，本文引入更符合服务产品生产和消费特性的企业与“组织外部的沟通成本”，假设服务企业向j国消费者提供服务产品时需承担与国外消费者等组织外部的沟通成本为δj(δj>1)，δj类似于“冰山运输成本”，即服务企业需要提供δj单位服务产品才能克服文化差异和沟通障碍等向j国消费者提供1单位有效服务产品。因此，第Ⅰ类服务企业向j国消费者提供服务产品的边际成本为δja。对于第Ⅱ类服务企业，假设其生产的服务产品中向第三国k消费者提供的比重为s(0≤s≤1)，则其提供服务产品的边际成本为sδka+(1-s)a。此外，为了便于分析，假设服务企业在东道国和第三国面临相同的与组织外部的沟通成本，即δj=δk=δ。

在CES效用函数的假设下，服务部门h中的服务企业采取边际成本加成定价，加成系数为ε/(ε-1)=1/λ。由此可得，第Ⅰ类和第Ⅱ类服务企业在国外市场销售的定价分别是δa/λ和[sδa+(1-s)a]/λ。

(二)不同投资动机的FDI学习效应

第Ⅰ类服务企业的利润(πM)为：

πM=(1/λ-1)δαQ-fM

(2)

其中，Q是服务企业在东道国的产出。根据式(2)，Q与a的函数关系可表示为：

(3)

其中，aM和aP分别表示服务企业在东道国寻求市场和效率的生产率临界点。劳动投入系数小于aP的服务企业选择在东道国寻求效率；劳动投入系数大于aP而小于aM的服务企业选择在东道国生产和销售服务产品。*由前文对消费者和生产者行为的假设可得，效率寻求型服务企业的利润大于市场寻求型的利润，即πp>πM。对式(3)求导，可得：

(4)

由于δ>1且0<λ<1，da1(Q)/dQ<0，说明在东道国生产和销售服务产品的服务企业的产出(Q)增加会导致劳动投入系数(a)的降低，进而使得劳动生产率(1/a)上升。这表明通过FDI方式在东道国寻求市场的服务企业能够提升自身的生产率，即市场寻求型FDI的学习效应存在。同理，对于第Ⅱ类服务企业，可得：

(5)

其中，πM是第Ⅱ类服务企业的利润。由于0≤s≤1，则da2(Q)/dQ<0，说明效率寻求型FDI的学习效应也是存在的。

接下来，对不同投资动机的FDI学习效应进行比较，由于δ>sδ+(1-s)，*假设fP≥fM；如果fP≤fM，则要满足πP-πM≥fM- fP。可以得出：

(6)

式(6)表明效率寻求型服务企业的产出对劳动投入系数的降低程度大于市场寻求型服务企业，即效率寻求型FDI具有更强的学习效应。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到如下推论：跨国服务企业存在效率寻求型FDI和市场寻求型FDI的学习效应，但前者大于后者，即在东道国寻求效率对跨国服务企业生产率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

四、模型构建、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一)模型构建

本文分别基于母国和东道国视角构建行业和国家两个层面的模型，并采取加总至行业和国家层面的跨国服务企业数据进行检验。为了减弱变量的变动趋势及其异方差，对各变量取对数，具体模型为：

lntfpit=αit+βitlnfdiit+δitcontit+λitzit×lnfdiit+εit

(7)

其中，i表示国家或行业；tfpit是跨国服务企业的生产率；fdiit是FDI动机，即市场寻求型FDI(fdimit)和效率寻求型FDI(fdipit)，为了避免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以及区别不同投资动机的FDI学习效应，本文分别将两类FDI变量纳入式(7)进行估计；contit是控制变量；zit是跨国服务企业自身或东道国的一系列可能影响FDI学习效应的因素，通过与lnfdiit构建交乘项来检验这些因素对跨国服务企业FDI学习效应的影响。

(二)变量选取与衡量

在因变量(tfpit)的衡量上，全要素生产率(TFP)能够度量除劳动和资本变化以外的技术变化，是最为常用的生产率指标(Syverson，2011)。因此，本文采取TFP来衡量跨国服务企业的生产率。在TFP的测算方法上，结合样本数据的特征，本文选择GMM方法对TFP进行测算；另外也采取Griliches和Mairesse(1991)提出的近似全要素生产率(ATFP)的衡量方法来测算TFP，其计算公式为：

ATFP=ln(Q/L)-sln(K/L)

(8)

其中，Q代表产出，K代表资本投入，L代表劳动投入；s表示在生产过程中资本的贡献程度，其取值根据样本数据进行估计而得。*本文借鉴汤二子等(2011)的估计思路，假设生产函数是C-D函数，且规模报酬不变，即Q=AKsL1-s，则可以得到：ln(Q/L)=lnA+sln(K/L)。因此，本文对模型ln(Q/L)=lnA+sln(K/L)+u进行估计，得到参数s的估计值。此外，为了验证估计结果的可靠性，本文还采取OLS方法估计得出的TFP进行稳健性检验。

在主要自变量(fdipit和fdimit)的衡量上，本文借鉴王恕立等(2014)的方法，分别采用跨国服务企业在海外市场的销售额(包括返回母国的销售额)和在东道国市场的销售额来衡量其效率寻求型FDI(fdipit)和市场寻求型FDI(fdimit)。此外，为了剔除变量的价格因素，本文将采用fdipit和fdimit与跨国服务企业现价销售额的比值数据。

在控制变量(contit)的选取和衡量上，在基于母国视角的行业面板模型中，本文选取了跨国服务企业与组织外部的沟通成本(tccostit)、跨国服务企业的研发水平(rdit)和资本密集度(capintit)。其中，在rdit和capintit的衡量上，分别选取跨国服务企业的研发支出和资本密集度进行度量。由于统计调查中个人给出的分值具有一定的主观性，本文采取行业中某一工作活动的水平值占该行业所有工作活动水平值的比重来表示，即相对水平值(aleveliwt)。因此，当某几项工作活动涉及企业在生产和销售过程中的对外沟通行为时，对这几项工作活动所需的相对水平进行加总，可得企业与组织外部的沟通成本水平(tccostit)，可以用aleveliwt来表示，具体的衡量方法如下：*行业层面的企业与组织外部的沟通成本指数的构建借鉴了Oldenski(2012)的思路，不同的是：本文摒弃了Oldenski(2012)基于沟通重要性视角的构建思路，而是基于沟通水平视角。

(9)

其中，αijt表示t时期行业i中职位j的就业比重；ljw表示职位j所需工作活动w的水平值。在基于东道国视角的跨国面板模型中，本文选取了跨国服务企业在各东道国与组织外部的沟通成本(tccostit)和资本密集度(capintit)以及东道国的研发水平(rdit)、经济发展水平(levelit)和人力资本(hcapitalit)作为控制变量。其中，capintit采用资本与劳动之比来衡量，rdit采用各国的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衡量，levelit采用人均GDP来衡量，hcapitalit采用各东道国拥有高等学历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来衡量。国家层面的与组织外部的沟通成本的衡量方法如下：首先，采用行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作为权重，将式(9)得出的各项行业层面与企业对外沟通行为相关的工作活动成本加总至国家层面，得到t时期h国(母国)的工作活动(w′)的成本指数(alevelh)。其次，服务企业在东道国与消费者等组织外部的有效沟通受到语言和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因此，进一步纳入东道国的语言和文化因素，具体公式为：

(10)

其中，δ和π用来反映东道国特定的语言和文化特征，也是沟通成本加成系数，(δ+π)alevelh表示语言和文化差异导致服务企业在东道国所需承担的额外沟通成本。δ和π的具体度量方法为：

δ=∑irisi，π=∑jrjsj

(11)

其中，ri表示东道国掌握不同语言的人口比重；si是类别变量，如果服务企业所在东道国与其母国语言相同，则赋值为0，否则赋值为1；rj表示对外国居民不同信任程度的东道国消费者所占比重；sj是与信任程度相关的类别变量。最后，通过加总可以得到服务企业在东道国与组织外部沟通的总成本指数(tccostit)。

关于FDI学习效应的影响因素(zit)，限于部分数据的可得性以及样本数据的特征，在母国视角下的行业面板模型中，本文选取rdit和capintit作为检验学习效应的影响因素，以考察母国跨国服务企业的研发水平和资本密集度对不同投资动机FDI学习效应的影响；在基于东道国视角的跨国面板模型中，本文重点考察东道国的研发水平(rdit)、经济发展水平(levelit)和人力资本(hcapitalit)对不同投资动机的跨国服务企业FDI学习效应的影响。

(三)样本选取与数据说明

目前，服务领域统计制度的不完善导致该领域的经验研究受到一定制约，尤其是跨国企业的微观层面数据更是缺乏，目前仅美国、日本和欧盟的部分国家进行了统计，本文从数据的可得性以及服务领域样本的完整性等方面考虑，仅选择了美国1999-2010年的跨国服务企业作为样本，包括28个服务行业和56个东道国。

在数据来源上，在母国视角下的行业面板模型中，跨国服务企业TFP测算和控制变量(沟通成本除外)所需数据大多来自于美国经济分析局。其中，在TFP的测算上，采用母公司的增加值来衡量企业产出；采用劳动报酬和从业人数来衡量企业的劳动投入；在资本投入方面，采用母公司的净资产、厂房及设备数据来衡量，但美国经济分析局仅在每5年的基准调查中公布了该数据，因此其他年份的数据则借鉴永续存盘法估算资本存量的方法，将基准调查公布的企业净资产、厂房及设备数据去除资本折旧额后，再与其他各年份公布的资本性支出数据相加得出。此外，为了剔除跨国服务企业的增加值、劳动报酬和资本投入数据中的价格因素，分别采用以2005年为基期的美国服务业GDP平减指数、消费者价格指数和服务业固定资产价格指数进行调整，各类价格指数来自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和美国经济分析局。在测算沟通成本方面，从美国劳动职位信息网络局数据库给出的41项工作活动(分别在900多个职位中所需的水平值)数据中选取了4项与企业对外沟通行为相关性较高的工作活动，即与组织外部人员沟通、向他人诠释信息含义、与公众直接沟通以及向消费者营销推广。加总至行业层面所需的美国各行业不同职位的就业比重数据来自于美国劳工统计局。

在东道国视角下跨国企业面板模型中，衡量FDI动机和测算TFP所需数据以及控制变量数据(沟通成本除外)都来自于美国经济分析局；由于未公布按附属公司所在东道国(或地区)分类的母公司数据，本文采用母公司控股的附属企业的相关数据加以近似衡量。在国家层面沟通成本测算方面，行业层面的沟通成本加总至国家层面所需的行业产值数据来自于美国经济分析局；各国掌握不同语言的人口比重数据来自于美国中央情报局网站和CEPⅡ距离数据库；各国消费者对外国居民信任程度的数据来自于世界价值调查数据库和欧盟价值调查数据库。在其他控制变量的数据来源方面，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人均GDP数据(2005年为基期)来自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衡量东道国人力资本的高等学历劳动力所占比重数据来自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和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中国的相关数据是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大专及以上人口数除以抽样比例得出的大专以上人口数与总就业人数的比重；衡量各国研发水平的研发支出占GDP比重的数据来自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中国台湾的数据来自于《台湾统计年鉴(2011)》。

五、估计结果与分析

(一)母国和东道国视角下的估计结果

1.不同投资动机的FDI学习效应。为了克服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取动态面板GMM方法进行估计。在具体的估计方法选择上，本文采取同时使用水平方程和差分方程的sys-GMM估计来克服dif-GMM的弱工具变量问题。此外，为了避免传统两步估计所导致的估计系数标准差发生向下偏倚问题，本文主要报告一步sys-GMM的估计结果；同时，本文也报告了两步sys-GMM估计的二阶序列相关和Sargan检验结果，以检验模型设定的合理性和工具变量的有效性。估计结果见表1。*为了检验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在测算TFP过程中，还选取从业人数作为劳动投入，进而将所得TFP纳入模型中进行估计；结果显示，与选取劳动报酬作为劳动投入所测算的TFP相比，主要自变量和控制变量均未发生实质性改变。

根据表1报告的估计结果可知，所有sys-GMM估计的残差项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即动态面板sys-GMM估计是较为可靠的；且Sargan过度识别检验不能拒绝“工具变量为外生变量”的零假设，说明本文所采用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

在主要自变量方面，不论因变量是采取近似TFP(lnappp)还是GMM估计所得TFP(lngmmp)，母国和东道国视角下的估计结果均显示，效率寻求型FDI变量(lnfdip)与因变量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而市场寻求型FDI变量(lnfdim)的系数不显著。这表明在东道国主要寻求效率的跨国服务企业的FDI行为能够对自身生产率产生显著的正向效应，即效率寻求型FDI的学习效应存在；而市场寻求型FDI对跨国服务企业自身生产率无显著影响，说明学习效应不存在。这一结果与理论推论基本上是一致的。*市场寻求型FDI的学习效应不显著，这一结论与理论推论不一致，原因可能在于：相对于效率寻求型跨国服务企业，以寻求市场为主的跨国服务企业在学习和吸收外部先进技术成果和管理经验方面的能力相对较低。而且，本文选取美国跨国服务企业作为样本，其本身具有较高的生产率水平。因此，相对较低的学习和吸收能力使跨国服务企业在东道国寻求市场较难对自身生产率起到促进作用。

表1　动态面板sys-GMM估计结果

注：括号内为t统计值；*、**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AR(2)给出的是二阶自相关检验的P值；lntfp是指对应的生产率；在估计过程中，分别将lnfdip和lnfdim视为内生变量，并将内生变量的两阶及更高阶滞后项作为其相应差分变量的工具变量；表中报告的是选取劳动报酬作为劳动投入所测算TFP(appp和gmmp)的估计结果。

在控制变量方面，与组织外部的沟通成本变量(lntccost)在母国视角下的行业层面未呈现出显著效应，即对跨国服务企业自身生产率的影响不显著，这可能与样本数据的特征有关，与消费者等组织外部的沟通水平在各服务行业间的差异小于在东道国之间的差异。东道国视角下的估计结果验证了上述观点，lntccost的系数显著为正，即与组织外部的沟通成本对跨国服务企业自身的生产率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说明与消费者等组织外部的有效沟通在服务产品生产和消费中很重要，跨国服务企业提高与组织外部的沟通水平能够促进其生产率提升。跨国服务企业自身和东道国的研发水平(lnrd)对跨国服务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效应为负，且当跨国服务企业的FDI动机为效率寻求型时，其影响显著为负。Cohen 和Levinthal(1989)指出，企业进行研发能够产生两大效应：创新效应和学习效应，前者是指研发直接提升企业的发明创新能力，后者是指提高企业的吸收能力。在研发的两大效应中，学习效应要比创新效应更为显著(Hu等，2005)。因此，跨国服务企业的研发行为主要是加强了自身的吸收能力，使其能够敏锐地识别和学习国外先进的技术成果和管理经验(戴觅和徐淼杰，2011)，从而提升自身的生产率。*lnrd与lnfdip交乘项的估计结果验证了这一观点。此外，这也说明在市场寻求型FDI中，lnrd不显著的原因是寻求效率的跨国服务企业具有更强的学习和吸收能力，较高的研发水平进一步加强了其敏锐地识别和学习国外先进技术成果和管理经验的能力。跨国服务企业的资本密集度(lncapint)对其自身生产率的效应显著为负，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服务企业新资本的投入对其生产率的增长造成了难以预料的抑制作用(Gouyette和Perelman，1997)；另一方面，劳动投入减少所引致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并不一定会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增加(Triplett和Barry，2003)。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lnlevel)对跨国服务企业生产率的正向促进效应只在跨国服务企业FDI动机为效率寻求型时才存在，原因可能在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道国的制度环境和人力资本也相对较好，对寻求效率的跨国服务企业生产率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东道国的人力资本(lnhcapital)对跨国服务企业的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说明东道国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对跨国服务企业提升自身生产率水平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

2.内外部因素对FDI学习效应的影响。为了考察企业自身及东道国因素对不同投资动机的跨国服务企业FDI学习效应的现实影响，本文在估计过程中也通过构建交乘项进行了检验，估计结果见表1。

在企业自身影响因素方面。首先，自身较高的研发水平能够促进寻求效率的跨国服务企业的FDI学习效应，但对市场寻求型FDI的学习效应无显著影响，这说明跨国服务企业较高的研发水平主要通过加强对外界的学习和吸收能力来提升自身的生产率水平，且与市场寻求型FDI相比，寻求效率的跨国服务企业具有较强的学习和吸收能力，较高的研发水平进一步加强了其敏锐地识别和学习国外先进技术成果和管理经验的能力，进而促进自身生产率的进步。其次，不论跨国服务企业的FDI动机是市场寻求型还是效率寻求型，其资本密集度对FDI学习效应均无显著影响，原因在于服务企业资本投入的增加或者劳动投入的减少并不一定能够带来TFP的增长。

在东道国影响因素方面。东道国的研发水平(lnrd)对跨国服务企业FDI学习效应的影响只在FDI动机为效率寻求型时才显著存在，但两个变量的影响是不同的：东道国的研发水平对效率寻求型FDI学习效应的影响显著为正，而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在效率寻求型FDI学习效应的影响上则为负。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东道国较高的研发水平对跨国服务企业的生产率溢出的主要路径是FDI，如果跨国服务企业的FDI动机是效率寻求型，那么它具有更强的捕捉和学习东道国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能力，进而提升了自身的生产率水平；另一方面，如果跨国服务企业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道国寻求效率，那么较高的生产成本和规制成本使其无法提升自身的生产率，即不存在FDI学习效应；这也是目前多数跨国企业进行全球配置和生产时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原因之一。东道国的人力资本(lnhcapital)对不同投资动机的跨国服务企业FDI学习效应的影响不显著，说明东道国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对跨国服务企业自身生产率水平的促进效应不是通过FDI产生的。

3.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估计结果的可靠性，本文还从以下5个方面进行了稳健性检验：一是改变因变量(TFP)的测算方法，采用OLS方法测算的TFP进行估计；二是改变主要自变量(lnfdip和lnfdim)的衡量方法，采用未剔除价格因素的FDI进行估计；三是将OLS方法所得TFP和未剔除价格因素的FDI同时纳入模型中进行估计；四是剔除异常样本，把样本中均值低于各指标的10%分位数值和高于90%分位数值的服务行业予以剔除，还将样本期内5年及5年以上数据未公布的东道国样本予以剔除；五是考虑FDI学习效应的滞后性，将滞后两期的FDI动机变量和研发变量纳入模型中进行sys-GMM估计。

上述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lnfdip和lnfdim的显著性及系数符号未发生实质性变化，且交乘项的估计结果也未发生显著变化，这说明本文的估计结果是可靠的。*部分变量系数的显著性有所降低，但从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上看，仍能得出与前文相同的分析结论。

(二)比较分析：制造业领域的表现

为了增强与服务领域的可比性，本文同样选取美国作为估计样本，包括56个东道国和30个制造业行业。在各变量的衡量和数据来源方面，与服务领域基本一致，只是在涉及特定领域时有所不同。在估计方法上，也采用动态面板sys-GMM。*本文未报告制造业的sys-GMM估计结果和稳健性检验结果。

在不同投资动机的跨国企业FDI学习效应方面，母国视角下的估计结果显示，不论FDI动机是效率寻求型还是市场寻求型，制造业跨国企业的FDI行为对自身生产率的影响均为负，即FDI行为会带来自身效率的损失。这一结论与服务领域的估计结果不一致，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多数制造业跨国企业的生产和销售是分离的，在不同行业间的异质性要小于跨国服务企业；另一方面，与制造业企业不同的是，消费者在服务产品质量和服务企业生产率衡量中起到关键作用(Rutkauskas和Paulaviciene，2005)，而多数服务产品生产和消费的同时性使跨国服务企业在服务产品生产过程中能够与消费者更多地接触和交流，以提高自身的产品质量和生产率。此外，东道国视角下的估计结果也显示，制造业跨国企业的FDI动机变量(lnfdip和lnfdim)均未通过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再次表明FDI的学习效应在制造业领域是不存在的。*这一结论与肖慧敏和刘辉煌(2014)的研究结论不同，主要原因在于样本不同。

在内外部因素对跨国企业FDI学习效应的现实影响方面，制造业领域与服务领域的分析结论基本一致。但是，与跨国服务企业不同的是，制造业跨国企业自身较高的研发水平对市场寻求型FDI的学习效应也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规模经济效应并采用动态面板GMM方法，对不同投资动机的跨国服务企业的FDI学习效应进行了系统研究。主要结论有：(1)寻求效率的跨国服务企业存在显著的FDI学习效应，而市场寻求型FDI的学习效应不存在；(2)效率寻求型跨国服务企业自身较高的研发水平能够显著地促进其FDI学习效应，但资本密集度的增加对FDI学习效应的促进作用不显著；(3)东道国较高的研发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对效率寻求型FDI的学习效应分别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和抑制作用，而东道国的人力资本水平对跨国服务企业的FDI学习效应无显著影响。此外，与制造业跨国企业的比较发现，不同投资动机的制造业跨国企业的FDI学习效应在母国和东道国视角下都不存在，但内外部因素对FDI学习效应的影响与服务领域的表现基本一致。

上述针对美国样本企业的研究结论对中国企业也具有一定的适用性，这是因为：与制造业标准的生产流程和产品工艺不同，服务业具有业态庞杂、性质多样和目标多元等复杂特性(江小涓，2011)，且消费者在服务产品的生产工艺和质量评定中起关键作用，导致来自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跨国服务企业在同一东道国都具有一定的学习空间，来自发展水平较低国家的跨国服务企业可能拥有更强的学习效应。因此，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提升国内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具有启示，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政府今后支持服务企业“走出去”的战略选择提供了决策依据。具体而言：一方面，加大对拥有较高生产率和研发水平的效率寻求型跨国服务企业来华投资的支持力度，以提高外资企业对国内企业的技术溢出潜力，进而惠及国内同行业和具有上下游关联的服务企业，提升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在大力支持国内服务企业对外寻求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生产技术的同时，鼓励“走出去”的服务企业加强与组织外部的沟通水平和研发投入，以提升对外界的学习和吸收能力，进而促进自身的生产率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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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I Learning Effects of Multinational Services Firms:

A Perspective of Different Investment Motivations

Liu Jun

(FacultyofInternationalTrade,Shanxi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ics,Taiyuan030006,China)

services firms and the host country have the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mpacts on FDI seeking efficiency,but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host country plays the inhibition role in FDI seeking efficiency; thirdly,compared with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there are no significant FDI learning effects in the multinational manufacturing firms,but the real impact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on FDI learning effect is similar with the one in the services sector.The results provide some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go-out strategy of services firms encouraged by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domestic services.

Key words:FDI motivation; services firm; learning effect; communication cost

(责任编辑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