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周氏兄弟旧居

因为喜欢周氏兄弟的著作，我在2006年曾写过一篇随笔《风雨中的八道湾》，那篇文章试图从历史的资料之中，打捞已经消逝的八道湾旧时风景。在读了诸多的回忆文章之后，我在文章中深切地感到，八道湾十一号虽未能被作为历史遗迹予以保护，但其在近代文化史上的意义，却是非同寻常的。那时的八道湾十一号，还是夹杂于民居旧舍中的衰败之地，而这一晃竟也快十年了。2015年初秋，忽然收到了鲁迅博物馆黄乔生馆长的一册专著《八道湾十一号》。读毕新书，不仅为黄先生视角的独特和材料的丰富所喜，而更令我意外的是，我从此书之中才得知，八道湾十一号如今已重新修缮，面貌焕然一新，并最终取名为“周氏兄弟旧居”。这册书中还提及了旧居得以保护的缘由。原来是在数年之前，北京的志成中学拟搬迁此地，八道湾胡同整体面临拆迁。西城区政协委员王彬先生为此专门写了提案，建议将八道湾十一号作为新建校园的一部分予以完整保护，议案最终得到了采纳。后来，我见到黄馆长，也才知道这位立下大功的王彬先生，正是我七年前在鲁迅文学院读书时的老师，于是也终于有了前往“周氏兄弟旧居”踏访的难得机会。

八道湾十一号是1919年8月19日鲁迅用三千伍佰元购下的一处宅院，并在此年的11月21日与二弟周作人一家移居此处。随后的12月29日，他又回到绍兴，接了母亲、夫人朱安及三弟周建人一家来北京，于是，周氏兄弟全部入住这块宅院。但在两年之后，三弟建人赴上海商务印书馆任职，离开了八道湾；再两年后，鲁迅与二弟作人反目，也搬离了这个地方。而周作人则从1919年来到这里，到1967年的离世，在八道湾十一号居住了将近半个世纪，以至于提及八道湾，难免首先想到的很可能正是周作人。记得我曾翻阅过《周作人致松枝茂夫手札》，其中有一个少人关注的细节，便是周作人写给日本著名汉学家松枝茂夫的信封上，通常会盖有“北平新街口八道湾十一号周作人”、“北平新街口八道湾十一周宅”等印章，而到1949年后，则改为“北京新街口八道湾十一周宅”等印章。起初，我以为此为周作人自制，后来发现信封上所盖的寄信日期的印章，也类似于此，才觉得很可能是邮局专为周作人特别制作的。此一小处，却是别有意味的。

对于喜爱和研究周氏兄弟的人来说，八道湾十一号是难以回避的。在这里，鲁迅曾写下了《阿Q正传》《故乡》《社戏》等名作，周作人则更是写下了数量极大的散文、小品和翻译作品。也是在八道湾，发生过许多令人费解的事件，诸如周氏兄弟从“兄弟怡怡”到最终的分道扬镳；再如，周作人曾遭到一位陌生青年的枪击，幸而未有死伤，随后却出任了汪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教育总督办。诸如此类的事情，都是难以简单言之的。关于周氏兄弟的反目，虽然有很多种的猜测，但在他们兄弟二人看来，却只是家事罢了，故而之后再也没有向他人提及。不过，当我真正到了八道湾十一号，在参观了他们兄弟三人的旧居布设之后，对周氏兄弟最终的分道扬镳，忽然产生了新的理解。引领和介绍我参观的，正是作为鲁迅文学院副院长的王彬先生。王老师之所以能够懂得保护八道湾十一号的旧居，因为在他的研究范畴之中，除了文学以外，还有一个分支恰恰正是北京的微观地理，特别是对于老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先生深有情愫。在他看来，鲁迅所选中和购买的这座宅院，不仅仅是周氏兄弟曾经居住的名人故居，而且还是一座较为典型的北京四合院。

八道湾十一号共有三进院子。起初，鲁迅的母亲和夫人朱安住在二进的正院东西两侧，中院正中的房间为会客的地方，鲁迅与朱安不同房，于是在客厅后面加盖了“老虎尾巴”，后来鲁迅又搬到了前院的倒座居住；三进后院的一排后座房子是二弟周作人和三弟周建人两家人居住的地方。按照王彬老师的指点，我才对周家宅院的安排布局有所了解。其实，居住的房屋还是严格按照旧时礼制进行安排的，母亲和朱安居住的地方，正代表了一家之主的地位，而鲁迅只是因为与朱安的特殊关系才搬到了其他房间的。也就是说，鲁迅作为长子，应是这个大家庭中的权威，长子如父的观念也还是深刻的。尽管兄弟三人都是受到现代文明洗礼的知识分子，在新文化运动中也都堪当旗手，但在家庭礼制之中却依然遵循的是旧有的秩序与传统。这种新与旧的矛盾需要小心维持，但最终必然还是会破裂的，而导火索则只是偶然性的了。

现在的八道湾十一号，虽然已被命名为“周氏兄弟旧居”，并将后来搬进院落的其他住户随意搭建的各类建筑全部拆除，较为完整地恢复旧貌并予以了修缮，但可惜的是，这所旧居空空荡荡，没有任何的说明、展品和旧物，只有这样一座看似崭新的建筑留存于此。我们一行数人在周氏兄弟的旧居里，边走边谈，大家感兴趣的是周作人究竟在哪儿遭到了暗杀者的一枪，或者议论鲁迅在哪里差点被弟弟作人的香炉所击中，甚至叹息周作人到底是在哪个房间里惨然离世的？同行者中颇有几位是爱好周氏兄弟的友人，一位志成中学的老师还是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的博士后，对于这段历史也是熟悉的。其中谈到有议论鲁迅曾在后院屋前偷窥信子洗澡一事，在她看来，此论甚是无稽。且不说此事甚不合鲁迅的品行，其客观上来说也是难以成立的。这位老师介绍说，在后院的东侧专门修建有一个浴室，不过后来损毁了。我看了看后院的东侧，果然未曾予以重建，想必在主事者看来这浴室没有特别的价值，其实却是未必的。但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的周家宅院已算上是奢侈了，他们在生活上尽量保持了现代，且在将近一百年前，就已安装上了自来水管。

除了这些四合院的建筑被保留了下来以外，八道湾十一号能够作为历史见证的，便唯有后院里的一棵槐树了，如今这棵老槐依然苍郁劲拔，使得旧居的后院别有几分难得的幽静。周作人在《风的话》一文中倒是写到过八道湾的树木，但并未提及这棵槐树，“在前院的绿门外边，西边种了一棵柏树，东边种了一棵杨树，或者严格的说是青杨，如今十足过了二十五个年头，柏树才只拱把，白杨却已长得合抱了。”现在的八道湾十一号，虽然也栽种了一些诸如竹子、冬青、月季之类常见的花草树木，但似乎并没有完全按照当初八道湾的旧貌来进行栽植。在周作人的儿子周丰二手绘的八道湾图纸上，便有松树、枣树、杏树、槐树、柳树、桑树、杨树、丁香、黄刺梅等多种，其中松树为鲁迅亲手栽植，而丁香一种则栽植的最多。三个院落皆栽有丁香，仅正院便栽植有8棵之多，且依次排列。想来日常的八道湾十一号，应该是一片郁郁葱葱的风景。曾与周作人有过较为密切联系的康嗣群，后来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形容周家宅院的景致：“院子里遍种各样的树木，便是仅留的四条甬道，也被遮掩着，枝头的花常拂着行人的头。”

在八道湾十一号，我特别感兴趣的还是鲁迅和周作人的书房了。鲁迅和周作人都是爱书之人，起初他们兄弟两人曾共用中院西侧的厢房为书房。兄弟两人反目后，鲁迅便将部分藏书带走，随后这座书房便成为了周作人专用的书房了，也就是后来极为有名的“苦雨斋”和“煅药庐”，前者为书法家沈尹默所写，后者则为他的得意弟子俞平伯所书。与现代其他作家所不同的是，周作人的写作可以称之为“书斋写作”，他所出版的作品基本都与书房有关，并写下了大量“抄书体”的文字，诸如他的文集《自己的园地》《书房一角》《夜读抄》《药堂杂文》《苦茶随笔》《雨天的书》，等等。对于在这书房中的写作状态，周作人其实也是满意的。北平沦陷后，他就曾答复友人说，自己的藏书难以割舍，若远行，家人也难以照顾，后人多将这些话语作为周作人的托辞，而如果真正对于一个喜欢读写，并依靠藏书来写作的作家来说，这些说法也不能不说是文人的真心话。周作人曾多次在文章中表达他对于在书房写作的乐趣，他曾这样写道：“喝茶当于瓦房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

关于周作人的书房苦雨斋，被当时的来访者描述得甚多，其中以梁实秋和温源宁的叙述最令人神往。1935年梁实秋与周作人已经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同事，因而时常可以到八道湾做客，他曾这样写道：“那上房是一明两暗，明间像书库，横列着一人多高的几只书架，中西书籍杂陈，但很整洁。右面一个暗房间虚掩，不知作什么的。左面一间显然是他的书房，有一块小小的镜框，题着‘苦雨斋’三字，是沈尹默先生的手笔，一张庞大的柚木书桌，上面有笔筒砚台之类，清清爽爽，一尘不染，此外便是简简单单的几把椅子了。”温源宁则在《周作人先生》中这样写道：“周先生的书房，是他工作和会客的所在，其风格，和主人公一模一样，整整齐齐，清清爽爽，处处无纤尘。墙壁和地板，有一种日本式的雅趣。陈设是考究的，而且桌椅或装饰品，不多不少，恰到好处。这里一个坐垫，哪里一个靠枕，又添了舒适之感。再看那些书吧，成排的玻璃橱里，多么井井有条，由性心理学以至希腊宗教！琳琅满目，文字有中文、日文、英文，还有希腊文！洋溢在整个书房里的，是宁静的好学不倦的气氛，令人想到埋头勤读之乐和评书论人、娓娓而谈之乐。”

如今现存的“苦雨斋”书房，自然只能是一种供人想象的所在，既没有复制成小小镜框的标志性牌匾，自然也不会有那些曾经被翻阅、写作和摩挲过的书册了。陪同参观的中学老师告诉我，他们正准备做一个课题，便是联合首都博物馆筹划一个展览，并将在这里建成中国鲁迅立人教育研究会。显然，大先生鲁迅将是这里宣扬的主题，正院门楣上已经挂上了一块名为“立人书院”的牌匾，隔壁新建的中学图书馆也被命名为“鲁迅书院”，一尊鲁迅的汉白玉雕像新立于图书馆前。二弟周作人作为乞伏于日伪的汉奸文人，自然是要被极力淡化的，如此一来，则何谈曾经用来“闭户读书”的苦雨斋了。但提及八道湾十一号，周作人却实在是难以回避的。诸如在八道湾的隔壁，便是他的弟子江绍原居住过的地方，如今这个房屋也被较好地保留了下来。再如，青年毛泽东曾因为日本新村运动前来八道湾拜访，见到的正是周作人；最值得后人研讨的，可能还是围绕在周作人身边的“苦雨斋”文人群体。诸如作为周作人的弟子的废名、俞平伯、沈启无，作为周作人友人的钱玄同、刘半农等等，以及晚年与周作人相惜相怜的钱稻孙，他们均曾是这里的常客。

在周氏兄弟的旧宅院中随意游览，但实际并无太多可供游览之处。在被修缮一新但又空荡的周氏兄弟旧居里，那些经过现代工艺精雕细琢后的干净、崭新与鲜亮，以及进门处名头很响亮的一位当代书法家的行草题字，还有在正院里悬挂着的一幅名为“立人书院”的匾牌，似乎都难以令人找到那种想象中的气息。尽管“周氏兄弟旧居”的建筑遗迹被完整保存了下来，但“八道湾十一号”则显然只是变成了一个符号。八道湾胡同消失了，附近的所有住户和人家也都迁走了，这里只留下了孤单单的“十一号”，再将其称之为“八道湾胡同十一号”，似乎总显得有些奇怪。而我想象中的“周氏兄弟旧居”，却应是一种既现代又古朴的风韵，它幽静、雅致、葱郁，并散发着一种浓浓的书卷之气。或许是我求之太苛了，正如王彬先生所叹，在大拆大建的现实之中，这个宅院能够保留下来，已是万幸。但我还是有所期待，我希冀在这个孤单的宅院里，能够看到他们曾经读书写作的桌椅书架，能看到他们曾经居住时的树木花草，能感受到他们一起生活的日常气息，当然更要能体味到他们在文学、翻译、出版、教育等方面取得的诸多贡献……

责任编辑：刘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