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里的乡村,有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一定要在漫长的夜晚紧锣密鼓地进行着,那就是看戏。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乡村的确是贫困的,这不仅体现在物质生活上瓜菜半年粮的无限窘困,也反映在由于读不到书、看不上报、看不上电影,精神家园的一片荒芜。但越是在饥寒交迫颠沛流离的生活境遇中,人类越需要精神的力量,需要灵魂的慰藉,需要含着眼泪的笑声。在漫长的农耕岁月里,乡村识文断字的人寥若晨星,阅读不是人们了解外部世界、满足娱乐需求的主要途径,他们学习社会、愉悦精神的唯一方式是戏曲。
日本学者田仲成一先生通过大量的田野考察,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戏剧的产生与原始巫术、祭祀、礼仪密切相关。中国戏剧就是从古代的乡村祭祀演变来的。农村持久不衰的演戏活动,是为了娱神祈福、驱鬼避灾,是为了庆祝丰收感谢上天的恩赐,也是为了巩固宗族的团结,纪念那些在打斗中牺牲了的族人。
我对田仲成一先生的观点表示赞同。在山西包括我们晋北的乡间,再贫穷偏远的村落都会有一座或大或小的庙宇,有庙宇则必有戏台。真的是凡有水井处,必有丝弦、锣鼓和吟唱声。从正月初三开始,每个村庄除了旱船、花灯、高跷、秧歌等社火活动,必定还会有戏曲演出。除了耍孩儿、道情、罗罗腔、二人台等地方小戏,还有北路梆子连台整本的大戏。戏台上五颜六色的衣服、各式人物的扮相、咿咿呀呀的唱腔、诙谐逗趣的表演,是孩子们的最爱。只要一听到庙里戏台上热场的锣鼓哐哐哐咚咚咚地响起来,小孩子们必定像被小鬼勾走了魂魄,丢下担水的桶,甩开牵驴的绳,撂下热腾腾的炸油糕,放下没皮的小人书,抛弃捉迷藏的小伙伴,撒开两脚向庙院飞跑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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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1972年或者1973年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六七个年头,城乡大地到处都在排演革命样板戏,我们生产大队的广大社员群众对样板戏的热爱和向往之情也与日俱增,一听说周围的村子有演出,全村老少就穿林渡水蜂拥而去。出发的时候天还亮着,路边的野花开得正艳,正在抽穗的玉米飘散着阵阵清香。大家伙奔跑着,追逐着,嘻笑着,打闹着,一个个比小狗发情还兴奋。回来的时候,虽然肚里粒米未进,肠子绞作一团,饿得眼冒金星,但还沉浸在精彩的剧情里,感慨万端,笑声遍野。小后生说:“看人家铁梅那辫子,多长哩,多黑哩!”大姑娘说:“看人家李玉和那骨头多硬哩,鸠山咋打也不说!”老太太说:“看李奶奶那命多苦哩,几百年前就死了老伴,偏偏儿子也不是亲儿子,孙女也不是亲孙女!”忽然间,头顶喀喇喇滚来一串惊雷,暴雨像捅漏了天河,铺天盖地席卷而来,仅有的几只手电筒发出的昏黄光线连二尺远的地方都照不出去,崎岖的山路上霎时间平地起水,乡亲们像被恶狼惊散的羊群,顾不得惦记铁梅的辫子,心疼李奶奶命苦了,摸着黑四散奔逃,耳边一片呼兄唤弟哭爹喊娘的声音……不到十里路,乡亲们摔跟斗跌马趴走了两三个时辰。直到借着晨曦远远地看到村口的堡墙了,才想起清点人数。一看有七八个人不见踪影,才又返回去循着呻吟和叫喊声像抓特务一样仔细搜索,终于在石灰窑里找见了三四个跌破头的,在古墓里找见四五个摔瘸腿的。亲人相见,不免抱头痛哭,其情其景感人至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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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外村看戏如此不易,乡亲们就盼望县里的“毛宣队”能来村里演出一回。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了县城来的大艺术家。大人们忙着拆街门搭舞台拉电灯挂帷幕,做演出前的准备;婆姨们忙着炖鸡肉炒鸡蛋压粉条炸油糕,招待毛主席派来的亲人们;小孩子像花果山的猴子盼回了孙大圣,高兴得翻跟头耍把式,半下午就把低的板凳高的桌子,圆的石头扁的砖块,蚂蚁搬家似的从家里运到剧场的空地前。二狗旦和四没牙因为领地相邻,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很快发生了边境冲突。随着战事不断升级,双方的母亲卷入争端。
一个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啪,一个耳光。
另一个说:“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啪,也是一个耳光。
一个说:“东风吹战鼓擂,老娘在世界上怕过谁!”劈胸抓了一把。
另一个说:“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抽裆踢去一脚。
你看看俺们村婆姨们吵嘴这水平,绝对比赵本山和宋丹丹的小品精彩。因为他们的小品有剧本,有导演,并进行了长达几个月的排练。而乡亲们吵架,则是文武不挡,妙趣横生,唱念做打皆是一流功夫,却又信手拈来,浑然天成。这免费表演的帽子戏,真比后面的大戏还有趣和好玩。最近在媒体上很看到一些跨过洋出过国的绅士们,一哇声地赞美奥地利皇家歌剧院观众的素质,我却颇不以为然,何必把看戏弄得像祭祀似的。男士必是黑色燕尾服,打着黑色的领结,端坐在高大的靠背椅上,神情肃穆得像死了亲爹。女士们一个个发髻高挽,晚礼服露着白花花一片脊背,好在是在歌剧院,暖气一定开得很足,这要是在东北看二人传,或是在我们雁北听北路梆子,不等看完一场戏,早冻成冰雕了。其实中外戏剧有着不同的传统,西方的戏剧是从宫廷走向民间的,东方的戏剧是从农村走向城市的。农民是戏剧的衣食父母,每一个在田间劳作的农民,往往既是它的观众,又是它的演员。所以中国的剧场更像一个集市,看戏更像一次聚会,与其说是看戏,不如说是看人。情窦初开的年轻男女是想在剧场悄悄给心爱的人递个眼风,趁别人不注意就钻到麦秸垛里亲嘴去了。中年男女心里互相有了惦记,装作捡掉在地下的烟袋,偷偷捏一下女人的绣花鞋。这点小把戏一旦被彼此的丈夫或婆姨窥破,不等散场必有一场恶战,直至引发村庄或家族间的械斗。小孩子只对武生的打斗和丑角的逗趣感兴趣,一听青衣捂着肚子开唱就进入了梦乡,从树枝上一头栽到人丛里。老汉们一手抚摸着比自己还老的看家狗,一手抠着脚趾间经年积攒的黑泥,随着演员的唱腔摇头晃脑,没牙的嘴里涎水流得比岁月还长。剧场边,小买卖人的吆喝声此起彼伏声震屋瓦,却又比演员的道白还亮……真正是千人千态,百人百面。乡间土场上的每一次演出都会产生和繁衍出无数精彩的故事,令乡亲们对下一次看戏像听章回小说一样充满了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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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宣”这次带来的戏是一台叫做《南海长城》的歌剧,团里的当家花旦魏彩平是我们怀仁县的刘长瑜。自从光临了我们村,就像仙女下凡,吸引了全村小后生和老光棍的目光。夜里卸了妆,抖一下衣服能掉下一地的眼球。我却独对渔霸黑头鲨感兴趣,因为他是我姐夫的姐夫的表哥。我为能和这么个大演员攀上亲戚无比自豪,一下午像踩了风火轮一样跑遍全村,告诉所有和自己有邦交关系的小朋友:我这近亲一个跟头能翻三丈高。夜幕降临了,精彩的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突然,零零星星的雨滴飘落下来。你说这也真是日怪了,我们村绰号叫干石井,滴水贵如油,一年下不了三场雨。一开春就全村动员抗旱保春播,一入夏就抗旱保苗,一入冬就抗旱保墒,偏偏最不需要降雨的秋季却总是阴雨连绵。最要命的是早也不下,晚也不下,一说唱戏就下雨,比祈雨还灵验,难不成龙王爷也喜欢看戏?这天晚上,大幕刚刚拉开,天上就大雨滂沱,篷布搭成的舞台顶上顷刻间流下千万条水柱,从台下看上去,台上跑来跑去上场下场的演员好似花果山水帘洞里的猴子。乡亲们有的顶着块塑料布,有的打着把油纸伞,有的头顶扣着个大笸箩,有的身上披着个烂麻袋,浑身早已湿透,却依然坐得稳如泰山,看得如醉如痴,鼓掌和喝彩的声音盖过了天上的惊雷。我和小伙伴们也伸长脖子,睁大眼睛,等待黑头鲨出场表演绝技。等啊等,盼啊盼,直到第三场,黑头鲨才拎着把鱼叉,裤脚挽得老高,腿上青筋暴起,从后台冲到台前。我们屏住呼吸,准备观看黑头鲨如何一个筋斗云翻到天上去,谁料这厮脚下一打滑,别说翻跟头了,屁也没放一个,就一个狗吃屎摔倒在地,手中的鱼叉飞出来,差点扎到二狗旦的脖子上。小伙伴们的眼光唰地一下向我射过来,我浑身的血一下子涌上头顶,脸红得像刚出窑的瓦罐,正要操起鱼叉冲上台把这个不争气的黑头鲨戳成一堆烂泥,只见舞台西侧的配电箱喷出一团白色的光亮,接着传来一声巨响,霎那间整个剧场陷入无边的黑暗。短路的电线掉进泥水里,像毒蛇吐出蓝色的信子,把边幕旁的乐师一个个击倒在地,手里的小号、铜锣和鼓槌一起飞出去,把台下的观众砸得鬼哭狼嚎。维持秩序的基干民兵赶紧冲上台去,挥起手中的木棒摸着黑在乐师的身上一顿乱打,拨开了电线,虽然没出人命,但演出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第二天大早,一睁开眼睛我们就撒腿向戏台跑去。那曾经给我们带来无数快乐和憧憬的一道道帷幕、一排排刀枪、一口口衣箱、一只只吊灯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演员们没等天明就赶紧撤回了县城,此后多少年再也没敢来俺们美丽富饶的小村庄演出。只有光溜溜的街门板和一地的石头砖块,陪伴着我们这些伤心寂寞的孩子。一台无比精彩的歌剧就这样走进了我记忆深处,永远不知道它的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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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尽周折请来的剧团走了,不带走一丝云彩。村子里好长一段时间鸡不叫,狗不咬,小孩也不哭,沉浸在巨大的悲伤和失落之中。面对广大社员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的需求与十分短缺的艺术演出活动的巨大矛盾,大队党支部、革委会痛定思痛,果断决策:成立石井生产大队京剧团。支书教导我们说,生孩子不能靠小姨子,看戏不能靠县剧团。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依靠别人的恩赐解决自己看戏需求的局面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支书又说,封锁吧,封锁吧,封锁上十年八年,石井村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支书还说,我们要树雄心立壮志,要唱就唱样板戏,要演就演《红灯记》。这一天,注定要在我们村的艺术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广大社员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中的里程碑。
排演《红灯记》,剧本不是问题。一则《红旗》杂志刚刚刊发过全剧,二则全村广大社员群众通过电影、广播、戏剧、小人书、黑板报、宣传画,还有要饭的流浪汉、失恋的神经病等多种方式和渠道,看了至少二三百遍《红灯记》,不等演员说上句,早就知道下句了。遇到穷亲戚上门,吃奶的孩子都会跑风漏气地唱:“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也登门。虽说是亲爹却不相认,可他比亲爹还要亲!”让人听不明白他家来的这亲戚到底是表叔还是亲爹?
服装和道具也不是问题。铁梅打补丁的花棉袄全村有的是,要找件不打补丁的棉袄倒比登天还难,抄起一把没底子的破茶壶,壶嘴上蒙块红布,就是李玉和的号志灯。土布做的白衬衫,扯掉半个袖子,麻绳蘸着红墨水,横七竖八染上些红道子,就是英雄的血衣。捡一团烂草绳,缠上细铁丝做成环,上面仔细裹上旧报纸,用墨汁涂成黑色,便是烈士的手铐和脚镣。鸠山穿的马靴,用下煤窑穿的水靴代替。日本兵戴的钢盔,用采石头戴的柳条帽将就。最不用发愁的是鬼子兵扛的步枪,用的全是民兵手里的真枪。那些年,每个基干民兵都有一支三八式步枪,农闲时便集合起来,“一二一,一二一”,不惧寒暑,认真操练,我们的队伍像太阳。回了家就像一根顶门棍一样随手扔到门后头,没人感觉有多金贵。而且这些枪本来就是抗战缴获的战利品,如今让剧中的鬼子兵当道具,也算是物归原主,用起来估计也顺手。
乐队也不是问题。村子里原来就有个唢呐班子,吹唢呐的补栓生下来就没有眼睛,拉胡琴的俊奎三岁时让狼咬掉了耳朵,打鼓的引才下煤窑砸掉了半条腿,弹三弦的小狗出天花留下了一脸麻子……遇到村子里有人家出殡,这伙民间艺术家就你牵着我的手,我扶着你的肩,把一个苦命人吹吹打打送到奈何桥头。看着他们表情怪异,动作滑稽,你是我的腿,我是你的眼,相依相伴艰难地行走在弯弯曲曲的村巷里,大家伙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常常是哭着哭着又笑了,笑着笑着又哭了。这几年破“四旧”,死了人也不让吹唢呐了,听不识字的支书站在村口沟一句梁一句致悼词:“古时候有个人拾了个马鞭。拾马鞭这人说,谁都有一死。死就死了,哭啥哩?人死了就比鸡毛还轻,哭顶个蛋用!抬到坟地里三两铁锹埋了赶紧锄田去,不锄田大伙都得饿球死了,就都比鸡毛还轻……”如今要排练样板戏,唢呐班子总算又派上了用场。
演员也不是问题。我们村西可是供有魁星爷的,又出过九品教谕,少男少女生下来就比周围村子的人聪明俊气。演铁梅的当然是陈兰,她上过初中,叔伯二大爷让日本人捅过两刺刀,远房四舅妈给八路军送过小米饭,也算是苦大仇深根正苗红。演鸠山的是明元,他打小喜欢学驴叫,又长着一口黄黄的大板牙,年岁越大脸越长,好像和驴真沾着点远亲,演坏人也不冤枉。扮李奶奶的是从浑源嫁来的刘玉琴,大伙觉得她的浑源口音比怀仁话更接近京腔。王连举谁演?不用问,肯定是龙九。他爷爷当年在鹅毛口伪乡公所当过更夫,这叛徒的角色三辈子也是他演。最难定夺的是谁来演李玉和,大伙在奎奎和四白间争执不下。要说论身材长相嗓音,奎奎就像和浩亮一个模子拓出来的。问题是他家成分是富农,这孩子打小连个红小兵都没当过,人家李玉和可是参加过二七大罢工的老党员,让他演英雄人物贫下中农感情上难以接受。四白家穷得少门没院墙的,吃了上顿没下顿,解放后日子过得好像比解放前还恓惶。只是长得寒碜,又是个左嗓子,走路还顺拐。本来和明元是姑表兄弟,明元因为他长得更像驴,从来不认他这门亲戚。最后还是支书大胆决策:“越穷越革命,四白演李玉和最合适!”真正的原因大伙都清楚:四白妈是支书二十年的老相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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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准备好了,那就开始排练吧。大家伙放下手里的粗瓷碗,收起呛人的烟袋锅,拍拍屁股后面的土,就要先让四白来一段西皮流水过把瘾,拉开排演革命现代京剧的序幕,一个问题冒了出来:没有导演!还是支书有智慧,他皱着眉头琢磨了半晌,忽然一拍大腿:“快去叫补栓!”
大伙马上恍然大悟:对呀,瞎子补栓旧社会在戏班子呆过,肚子里装着几十部大戏,让他教戏准定能行。立马打发一个小孩子五百里加急到村子南头的土窑洞请补栓上朝。
过了足有两顿饭的功夫,庙院外面终于传来了竹竿敲击冻土的声音:“笃笃笃,笃笃笃”。不用问,补栓来了。
补栓当年在我们村里的地位就像本山大叔在铁岭。老人家活得忘了自己的年纪,虽然两只眼睛深如古井黯淡无光,脸上的皮肤却依然细细白白的,身上一身青布裤褂永远干干净净。大抵上帝给人关上一座门,总会给你再开一扇窗,残疾人一般都多才多艺。补栓更是个奇人,又会吹唢呐,又会看阴阳,又会“捣古记”(怀仁方言,意为讲故事),还会当媒人。这几年英雄没了用武之地,补栓便经常怀念过去的好时光。今天,他听说支书让他导戏,掏出怀里的小酒壶,斯斯文文地喝了一小口烧酒后,便慢条斯理地说:“咱们北路梆子的表演,讲究手眼身法步,演员要懂得七哀八哭二十六笑。红黑生旦丑,狮子老虎狗。各个行当怎么演?”
补栓把酒壶揣进怀里,从凳子上站起来,边说边比划:
须生怎么演?
提袍、甩袖、亮靴底儿;
吹胡、耍翎、纱帽翅儿。
花脸怎么演?
动如虎,
行如龙;
臂如弓,
腰如松。
小生怎么演?
动如游鱼戏水,
静如冰封寒梅。
大家伙儿哪儿知道,这个全村人谁也看不起的瞎子,肚子里竟有这么多学问!当这个一辈子不知道太阳从哪儿升起,月亮从哪儿落下;花儿有多红,树叶有多绿的人沉迷在艺术的世界里,对戏剧表演的程式如数家珍,在小屋的中央边说边比划的时候,借着小小的火炉发出的红红光亮,大家发现,他没有瞳仁的眼里,分明闪现着灿烂的光辉,那么专注,那么动情!
补栓轻轻地调整了一下呼吸,接着莲步轻移,柳腰款摆:
旦行怎么演?
青衣两手交,
闺门日下瞧;
武旦风摆柳,
彩旦手叉腰。
补栓拉开架势,蹲了个马步:
武生怎么演?
走如龙,
站如虎;
动如蝶。
补栓的独角戏把大家带到了如梦如幻五彩斑斓的戏剧世界里,一个个看得如醉如痴,围坐在小庙院的禅房里像被电击了一样一动不动。只见补栓金鸡独立,做了一个猴子捞月的动作,正要接着讲述丑角的表演时,坐在火炉边的支书把快烧到指头的烟蒂扔到地下,边用鞋底子踩边喝道:“还不闭嘴!我们是要排演革命现代京剧,你却在这儿贩卖封资修的黑货!要不是看你还会吹个唢呐,一绳子就把你狗日的捆起来,扔到鼓楼里冻死球!”
庙院东北角的鼓楼是村里的土牢房。四面的窗户用砖头砌死了,只留个二尺见方的小洞,上面装着一拃厚的木头门。经常光顾这方圣地的人有“四类分子”、二流子、小偷小摸者、还有恶攻者——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人。补栓有一年因为在人堆里说过一句话:“浑身骨头疼,看来是要变天了!”被扔进去体验过生活。今儿个一听支书的断喝,立马像被抽了筋一样,张开的嘴再也合不住。打了个寒噤,在屋子中央站成了一尊泥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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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栓被喝退了,支书转过身对四白说:“四白,给叔唱!”
四白就等支书这句话。这个精干袭人的后生拨开人群,像个牵线木偶似的,胳膊腿儿顺拐着,踅到屋子当中,英勇地占领了文化阵地。往正扶了扶头顶的烂棉帽子,把两管晶莹剔透的鼻涕吸溜进鼻腔里,紧了紧大裆裤的红腰带,伸出舌头像小土匪巡山一样,在嘴唇上检阅了几个回合,便唱道:
小铁梅出门卖货看气候,来往账目要记熟。
困倦时留神门户防野狗,烦闷时等候喜鹊唱枝头。
四白家住在我们村西头,和我家远隔千山和万水。我虽然从没福分听过他唱戏,但早就听说他一唱戏吓得驴都发疯,本来对他的精湛表演也不抱任何希望,谁承想我还是小看了他的本事!短短几句唱词,就让我们李玉和演绎得荒腔走板,跑风漏气。那曲调,有点像耍孩儿,有点像道情,又有点像二人台,还有点像哭丧调,反正一点也不像京剧。那声气,像锋利的刀片刮玻璃,像缺齿的锯子锯木头,像磨秃的钻头钻瓷坛。一会儿沙哑中透出高亢,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好似一头发情的驴在杏树下引吭高歌;一会儿低沉中翻出绝望,声如裂帛,气若游丝,像春天里的猫躲在烟囱后伤心地吟唱,反正一点也不像李玉和。那动作,好似把羊粪撒进田野,好似把镰刀伸向庄稼,好似把谷个子扔上高高的秸秆堆,好似把木锹扬向无垠的艳阳天。我承认,四白可能是个好庄户人,但绝对不是个好演员。原来,我以为驴叫不咋好听,可自从领教了四白唱戏,方才明白驴叫也是天籁之音。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此后再看到二狗旦向嘶鸣的驴扔石头,我一定会制止:“人家那是在唱情歌呢,你不爱听,兴许母驴爱听!”四白真是我在艺术方面的启蒙老师。我敢打赌,鸠山真要听了他的唱段,肯定会从椅子上出溜下来,哭着说:“老李啊,求求你别唱了,我真的受不了了!我也不打你了,我也不骂你了,也不敢和你设宴交朋友了,你欢欢儿带上你的密电码回去上班吧。我告诉站长不扣你的年终奖!”
四白唱完了。借着从窗户纸透进的一缕斜阳光,我看到四白脸上的粉刺一颗颗憋得通红,划根火柴就能点着。额头上青筋暴起,豆大的汗珠从脸颊上滚落下来。两只小眼睛鼓胀得像蹲踞在荷叶上的青蛙,盯着屋角的一束蛛丝一动不动……我们的李玉和完全沉浸在他自己营造的艺术世界里,他是在用自己全部的才华和激情塑造心中的英雄啊!
这天下午,乡亲们也全让四白的才艺展示惊呆了。瞎子补栓呆立在当地,嘴张得像煤窑的窑门,脸上的表情痛苦得像让麻雀把一泡屎拉到了嘴里。二狗旦边擦口水边和我说:“老六,我牙痒得贵贱不行!”打鼓的引才笑得停不住,两排假牙箭一样射出去。拉胡琴的俊奎结巴着说:“那、那、那,谁有根绳哩,快绾到房梁上,我一天也不想活了。”我家的老狗黑四是个戏迷,一听锣鼓家伙响就魂不守舍,茶不思,饭不想,两只爪子支着头,支棱起耳朵一听一黑夜,听到动情处眼里竟闪现出泪光。今儿听了四白唱戏,向艺术家呲开嘴,露出一口白格森森的牙齿,抬起后腿放了个可臭可臭的屁,夹起尾巴伤心地走了。只有我们支书边鼓掌边叫好:“看这戏唱得多好哩!叫四白演李玉和,真是选对人了!”
看来真理永远掌握在领导手里,领导说四白演得好,谁又敢说四白演得不好呢?我们村的戏剧表演史从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庙院的禅房成了全村的文化中心。每天晚上,大伙一放下糊糊碗,就像鬼催的一样,拔起腿向破败不堪的龙王庙跑去。虽然四白的戏仍然跑调,但听惯了也不再觉得多么难以承受,可见人的潜能真是深不可测。最令人欣慰的是,我们的李玉和虽然天天跑调,但每天的跑法都不同。天天都能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取其糟粕,弃其精华,给乡亲们带来无穷的快乐!而且不管四白跑向哪里,俊奎的胡琴都能跟到哪里,乐队和四白配合得珠联璧合天衣无缝,给大伙的感觉是四白从来没有跑过调。一天不听四白唱戏,全村人就像犯了大烟瘾一样,浑身没劲儿。听的时间长了,反倒觉得喇叭匣子里放的《红灯记》,浩亮唱得不如四白好,浩亮跑调跑得让人没法听。可见观众的审美趣味和欣赏水平是完全可以培养的,文艺工作者不能盲目地顺从观众的要求,而要积极地引导观众。早在四十多年前,我们的四白就在这方面进行了大胆探索和成功实践,有关的经验值得我们认真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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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全村人沉浸在排演革命现代京剧的欢乐氛围之中的时候,只有一个人从来不在庙院里出现,那就是奎奎。
这个秘密是我和我的亲密战友二狗旦发现的。你知道二狗旦的理想是啥?是穿着烂棉裤跨林海过雪原,他只对杨子荣感兴趣,坚持说李玉和的号志灯不如杨子荣手里的马鞭好玩。我却认为号志灯那么红,那么亮,除了能指挥扳道闸,夜里没事了拎在手里大街小巷地转悠也挺好的;那马鞭不过是一根木棍上面缠了些红头绳,连个狗也吓唬不住。二狗旦却说打虎上山离开马鞭万万不行,你提着个号子灯到深山老林有啥用?我俩争得面红耳赤,正要大打出手,把武器的批判变成批判的武器,长达五年的革命友谊眼看就要毁于一旦,忽然我俩看到前面一家人家的后墙下,远远地有一盏灯在朦胧的月色下闪闪烁烁,像坟地里的鬼火。
有过农村生活经历的人都知道,我们在幼年时坚持认为,夜晚是小鬼的天下。我们感觉每一处断壁残垣,每一座久不住人的幽深院落,每一个黑黢黢的街门洞里,都隐藏着一个披头散发的鬼魅。偏偏前两天我们村南的焦煤矿有个工人死在了井下,小伙伴们都说这后生每晚提着他的安全灯在街上一夜一夜地哭。因此,在这无边的暗夜看到一点蓝色的火光,教我俩如何不吓得肝胆俱裂。我们正要像两只挨打的刺猬一样,缩作小小的一团赶紧逃离,两只脚却像长在了冻土地上,一步也挪不动,头发一根根竖起来,牙齿哒哒地打着架。接着看到那鬼嘴里敲打着鼓点,像一股旋风似的走上前来,手里高高举着一盏电石灯,横在小巷中间,向我俩大喝一声:“谢谢妈!”然后跃上一个粪堆,转身,亮相:
临行喝妈一碗酒,
浑身是胆雄赳赳……
我俩定睛一看,这家伙不是鬼,是奎奎!说公道话,奎奎唱得真是字正腔圆,声若洪钟,举止动作也像是从电影银幕上走下来似的,比四白那几声驴叫好一万倍。只是他眼睛里闪着蓝莹莹的光,像两团鬼火,让我俩不寒而栗,拔起腿就跑。
奎奎在粪堆上哀求着:“六子,二狗旦,你们别跑,听我再给你们唱一段,就唱一段!”
我俩惊魂甫定,逃命要紧,哪还有胆量听他唱戏,只顾朝自已家的方向狂奔,把那可怜的奎奎,那个从来没有上过舞台,没有一个观众的李玉和丢在无边的夜色里。呼啸的北风把他孤独而悲怆的唱腔吹向了远方,让睡梦中的人们想起一匹被狼群遗弃的孤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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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个腊月的紧张排练,我们石井生产大队京剧团排演的革命现代京剧要进行首场演出了,美丽富饶的村庄到处洋溢着喜庆的气氛,街巷里四处张贴着花花绿绿的标语,破旧的庙院里更是彩旗招展,广大社员群众热烈庆祝毛主席文艺思想取得伟大胜利。按照我们村的惯例,首场演出不邀请外国政要、友好国家和政党代表、驻华使领馆文化参赞观看。不摄影,不拍照,不登报,不宣传。不鸣放礼炮、不摆放鲜花。外村的亲戚朋友来了,每人一碗稀糊糊,不搞超标准接待,也不赠送土特产和纪念品。有几个小朋友偷偷给西哈努克亲王和莫尼克公主写了封信,邀请他俩来我们村看戏,但因为不知道通讯地址,直到现在也没寄出去。
腊月二十七,是我们永远不能忘怀的日子,《红灯记》就要登上石井村的革命文艺舞台了。我们欢欣鼓舞,奔走相告。我们冒着暴露目标让敌机轰炸的危险,半下午就家家户户开始升火熬糊糊。夜幕刚一降临, 我们就从抓革命促生产的田间地头,从学工学农学军批判资产阶级的课堂,从不爱红装爱武装的练兵场汇聚到了小小的庙院里,等待演出的开始。
演出当然毫无悬念地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只是在鸠山设宴和李玉和交朋友那场戏出了点小小意外。我们的李玉和四白,和扮演鸠山的明元是姑舅亲,四白的妈是明元的大姑。四白能演李玉和,对四白妈来说是件十分露脸的事,所以就到邻村接来四白的姨姨和姨夫,也就是明元的二姑和二姑夫。开戏前,四白很是陪着二姑夫喝了几杯酒,所以上了场多少有点犯迷糊。好在四白基本功扎实,这晚上仗着酒劲跑调跑得更是花样翻新,出神入化,广大观众看得也是如尝甘醪如饮琼浆,掌声不断,大呼过瘾。到和鸠山斗智那场戏,四白的酒劲涌了上来,眼前有些发晕,嘴里有些犯渴。鸠山给他倒一杯,他喝一杯,再倒一杯,他再喝一杯,连喝了十几杯也没有停的意思。鸠山本来就对他和二姑夫喝酒不请自己心里有火,在台上看四白这不着四六的样子,气就不打一处来,把手中的酒壶(里边当然装的是水)一下摔了个稀巴烂,揪住李玉和的衣服,当胸就是一拳:“你他妈喝得有完没完!”李玉和像一个装了干草的麻袋一样,咕咚倒在台上了。剧里的台词全忘了,他骂道:“日你妈的明元,你敢打爷,你看爷散了戏不寻大舅告状去!”明元又是一脚:“告你妈个×,喝酒时候咋想不起你大舅!”
台上打得乱成了一锅粥,台下的观众却以为剧本作了修改,纷纷赞许这一神来之笔。观众背后龙王庙正殿的门口,突然传来一声清亮的唱腔:
栽什么树苗结什么果,
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
啊——,啊啊啊……
观众回头一看,唱戏的是奎奎,头戴用竹圈撑起的大沿帽,手里高高举着一盏电石灯,上身穿着一件蓝色军便服,却光着两条腿,赤着两只脚,大义凛然地屹立在凛冽的寒风里。
这孩子疯了。
支书赶紧打发民兵把破坏文艺演出的奎奎用一条蘸水的麻绳捆作一个粽子,打开鼓楼的门扔了进去。舞台上,李玉和的酒劲也过去了,演出依旧波澜不惊地进行着。
终于快到最后一场戏了。柏山游击队的同志们就要冲出来,打死鸠山为李玉和报仇了。躲在幕后的二狗旦他哥大狗旦,负责在游击队开枪的时候,用手里的炭锤子砸响火药片。谁料不知是太紧张没砸到火药片上,还是火药片受了潮砸不响,游击队员向鸠山扣了十来下扳机,还是没听到枪响。大狗旦脑袋里就嗡地一声:他家成分高,影响了演出肯定要被扔进鼓楼和奎奎作伴去。这会儿,大狗旦连死的心都有了,恨不得一头从舞台上栽下去。突然,又一个游击队员冲上来,瞄准鸠山就是一枪。枪响了,鸠山没打住,可怜的王连举胳膊上却中了一枪,鲜血呼地一下冒出来,王连举疼得倒抽一口凉气蹲了下去。乡亲们骂道:“怨不得当叛徒哩,假装中了枪还疼得哭爹喊娘哩,看那骨头软的!”外村来看戏的人,却由衷地啧啧称赞:“看人家石井村这戏演的,跟真的一样!”
其实,这一枪就是真的。我给大伙说过,这出戏里的道具,唯有枪是民兵用的真枪。下午民兵打靶,着急回家看戏,忘了退出枪膛里的子弹。也是因为这枪从没校过准星,我们的民兵战士枪法也扯淡,鸠山才躲过了一死。王连举糊里糊涂挨了一枪,倒也不用自残了,演得又那么逼真,引起小朋友们极大的热爱和崇敬。第二天,全村的小朋友都把胳膊用红腰带和书吊在细细的脖子上,在村子里气宇轩昂地行走。恍惚之中,美丽富饶的石井村一夜间竟成了王连举的天下。
9
多少年过去了,我再没看过那么精彩的戏。后来,村里的剧团还演过传统戏《十五贯》《卷席筒》,我二姐还扮演过苏戌娟。再后来,分田到户了,村里的剧团也解散了。再再后来,县里的剧团也在文化体制改革的时代浪潮中销声匿迹了。前一阵子我舅舅去世,请了一个八音会给老人送行,我认出那个吹唢呐的汉子竟是县剧团当年的小号,他依旧梳着气派的大背头,只是头顶的头发稀疏得遮不住头皮了。当他在花圈丛中脸红脖子粗地吹着唢呐的时候,我不禁想起他来我们村演《南海长城》的时候,手中的小号那金黄的光泽,一时间鼻子竟有些发酸。
今年清明节,我回村去上坟。路过村西的龙王庙时,听到里边竟有人在高唱《红灯记》中李玉和的唱段。当年,是观众看不到戏剧,现在是戏剧失去了观众。此时此刻,在我们这穷乡僻壤,是谁还在为戏剧坚守?好奇心驱使我走进了庙院我看到塌了半边的戏台上,一个年近六旬的老人,穿着一身破旧的军便服,手里高高举着一盏电石灯,如泣如诉地在叮嘱台下的观众:“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那人竟是奎奎。
夕阳斜斜地照在古戏台上,仿佛一束追光,照射着奎奎的过去和现在。当年,像一棵小白杨一样挺拔的身板,如今变得佝偻了,像一株灰蓬蓬的小老树。一头乌黑茂密的头发,变成了一丛枯白的蒿草。只是一双眼睛,还是那么黑,那么亮,看得你心里发慌。
是的,我们都对不起奎奎!我和二狗旦也对不起奎奎,我们曾经那么绝情地拒绝当他的观众。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坐在这杂草丛生的庙院里,当一回奎奎的观众。因为,我童年时的亲密战友二狗旦,去年已经被胃癌夺去了生命,再也看不上这么好的戏了!
眼泪不知不觉地流下来。
身后,突然传来一声叫好声。
看来,奎奎的观众不止我一个。
他会是谁呢?
回头一看,居然是当年的支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