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恒的涂抹哲学

中国文联书法艺术中心主任，中国书协理事，西泠印社社员，《中国书法》杂志特约编审，刘恒的几个头衔，反映了他生活的不同侧面。

作为“主任”，刘恒负责中国书协不少书法展、培训、研讨会的筹划，比如去年的全国书法界最高奖——兰亭奖，今年的全国第十一届书法篆刻作品展，都由他组织协调。

作为“理事”，他在业余时间创作，兼毫、熟宣，纸笔相得；临颜真卿，写行草书，心手双畅时，恣意逍遥。

作为“社员”，他的篆刻用刀粗犷，不求精细，追求的同样是一种写意流畅和称心自如。

而作为“编审”，他对现代书法艺术态度开放，承认书法艺术由古代文人走向现代大众，也走向了“展厅”，走向了多元，但这种探索却是必要的实践和发展。

在这些不同侧面中，或许他的某些观点，或者他的创作态度，都蕴含着某种包容和散淡，这也正如他的艺术风格呈现出漫不经心的随意，对风格的探索更是让其自然而然地演变，在生活和笔墨涂抹中，诠释着自己的个性和哲学。

书

自然流畅，厚重稳健

从上中学时开始接触并且喜欢上了书法，从楷体入手，以后逐渐转向行草，刘恒以这种字体为主的书写一直持续到今天。

在不断深入学习的过程中，早年，他有老师引领，后来，更多地以古人为师。从唐代的颜真卿，宋代的米芾，到晚清的何绍基，均有涉猎。而对他来讲，影响最大的书家却还是要属颜真卿。

历史上的大家各有气象，颜真卿用笔肥厚，书风遒劲，在刘恒眼里，他的作品是“浑厚的，具有一派堂堂正气”。

颜真卿不属于飘逸妍美的类型，而刘恒所追求的书风也是一种自然流畅、厚重稳健，尽管他十分推崇颜真卿，并且时至今日仍在临写，但按他的话说：“很难写的一样”。

学习古人，应当说更多的是一个汲取的过程，不仅不会趋同，审视的眼光以及临写中的摄取也会随着书法家的成长而发生变化。

“很多老书法家在岁数很大的时候，都还在学古人，但是相对成熟之后，和年轻刚入门时候的临写已经不太一样了。”就刘恒自己的体悟来讲，年轻时学古人学的是技巧、方法，甚至说亦步亦趋也不为过。那时候的作品有比较大的模仿痕迹，对古人作品是一种仰视目光的崇拜和佩服。而“年纪大了”之后，再来临写，有了比较，也有了判断，刘恒更多地会发现新的东西。比如，同一个书法家不同作品有哪些差异，以前没注意过的优点甚至缺点，都会有所取舍，然后再“借助临摹寻找自己的东西”。

书法是法度与个性的微妙平衡，而在刘恒的行草书中，既能读出颜真卿、何绍基，更多的还有个性的映射。

而体现在他作品中这种看似漫不经心的散淡，则是来自于个人摸索的产物。刘恒始终强调，个人风格和面目都不是硬造出来的，学习古人，欣赏、研究、发现是基础，但更多地，“要通过长期实践自然形成自己的特点，发现满意的保存下来，这是一个养成习惯的过程。”

篆

随机应变，自在逍遥

作为西泠印社社员，刘恒还善于篆刻。

对普通人来讲，篆刻是一门冷门艺术，专业性很强。这也是因为篆刻所用的字体篆书，在汉朝之后就很少在实用书写当中运用，主要在印章中沿用，一直持续到现代。

就篆刻来说，秦汉和春秋战国时期是两大艺术高峰。刘恒评价，汉印均匀饱满，对字形的运用和塑造都达到了相当成熟的水平，乃至一直到今天，人们学习篆刻都要从临刻汉印入手；而春秋战国时期的古玺则呈现千姿百态的风貌。那个时期，篆刻的字形变化、笔画增减更为随意。刘恒也常常从古玺的艺术风格中发现一种随机应变，借鉴其中疏密的变化，空白的对比。

对刘恒来说，他最早临汉印，后来则更多地是古玺。在师古之上，再进行个人的发挥。遇到合适词句的时候，刘恒会花上一个小时刻一方印。刻之前，先确定好章法、篆法和刀法，再着手篆刻。和他的书法追求自然流畅异曲同工的是，他用刀粗犷灵活，偏向写意的风格，不精细，也不雕琢。

这种潇洒作为个人性格的某种映照，同样体现在他对艺术风格的判断和把握上。他说，“规划”不太符合篆刻这门艺术的特点，个人的风格往往不是设计好的，不仅和个人的口味、取向有关，更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演变。

和书法艺术的探索类似，对于篆刻，他抱着随遇而安的心理，同样在风格“养成”的过程中，自在地逍遥着。

史

文人情怀，开放胸襟

在刘恒的诸多头衔之中，《中国书法》杂志特约编审一职，也体现他对书法史、对现代书法艺术有诸多了解和评价。

“今天说经典，早前只是实用”，刘恒说，书法真正作为“艺术”被人欣赏，是在明清之后，宋、唐之前的时期仅仅是实用书写。不过一直到现在，对书写的法则、评判标准仍在早前实用性的基础上强调一种“自然、连贯和书写性”。他认为，这是书法评判标准和美术不一样的地方。

在古代，书法作品中大字出现得很少，除了从魏晋南北朝到唐代期间一些刻在山石上的佛经、造像记“一个字有一尺之大”，更多的是在册页、手卷上书小字。到了明清时期，书写上才开始有了大字。

对于其中的原因，他认为，除了明清的艺术生活逐渐丰富，追求艺术表现形式越来越多的原因之外，大字的出现和生活方式也有关系。

“椅子是从宋代才普遍使用的，唐代以及之前都是跪坐，所以没有大字。明清之后，家中的厅堂修建得越来越高大宽敞，需要在房中布置艺术品，大字就成了追求视觉效果的产物。”比如，明清之后，挂在屋子里的书法作品六尺、八尺的居多；对联也在明朝开始出现，这都需要大字题写。

以至于发展到现代，随着展厅成为书法艺术展出的重要场所，大字越来越多，人们对书法的视觉效果也越来越在乎，对表现形式更注重，书法从文人大夫的一种抒情手段演变成了如今广泛参与的艺术活动。

至于其中对错，刘恒的看法比较包容。他在作文中曾经流露过对古代文人“从容命笔，优游不迫”这种书写状态的向往，但谈及现代书法艺术的走向，也认为“在多元化、不信权威的今天，书法艺术正是通过多样化的理解追求和风格面貌，实现着自己的发展”。

或许现代书法相对古时，更多元，也未免刻意，但对这些尝试和发展，他所持的是肯定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