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的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王贺，刘云香

（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重庆401120）

中国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的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王贺，刘云香

（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重庆401120）

通过利用2007-2012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在剔除存在多重共线性的变量后，运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回归结果表明：城乡收入差距是影响中国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的一大因素，且两者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对外贸易程度是影响中国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的另一大因素，且影响十分显著；民族人口比重是要长期关注的政策因素，老年抚养比是不可忽视的制度因素。在分析了相关影响因素后我们得到了一些政策启示，这对于完善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是必要的，且是可行的。

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省际差异；省级面板数据；影响因素

十八大报告指出，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要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坚持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方针，以增强公平性、适应流动性、保证可持续性为重点，全面建成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财政支出是社会保障制度实施中的关键环节，做好社会保障工作，关乎国计民生，不仅可以推动经济发展、解决社会矛盾，更是保障人民生活，促进社会公平、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举措。此外，当前中国是一个社会保障支出责任地方化的国家。社会保障支出责任受到经济、社会、人口和政策等因素的影响。由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统筹层次较低，制度不够完善，社会保障财政支出在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依然存在很大差距。研究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的影响因素，不仅可以看出政府对社会保障建设的重视程度，还可以反映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运行状况，并发现影响我国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的主次因素，为政策制定提供有力的支持。另一方面，检讨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的影响因素，了解其中规律，从而规避国民之间的福利差异，为建立统一的社会中国提供理论依据。

那么，中国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的影响因素到底有哪些？何种因素才是影响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的首要因素？是否存在其他学者没有研究到的影响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的因素？解决好上述问题不仅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具有理论价值，更具有实践意义。因此，我们整理了2008-201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对数据进行分析研究提出的问题。

一、理论与文献回顾

正如各国社会保障存在差异一样，中国各省社会保障也存在一定的差异。由于我国社会保障地方化和相对碎片化的传统，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地方政府的财政投入，这就使社会保障受益者主要局限于本地区内部[1]，从而形成“省域福利国”。各省之间社会保障的不均衡发展仍然十分明显。经济较发达的省份，社会保障覆盖水平较高，社会保障财政投入较少；而经济较欠发达的省份，社会保障覆盖水平较低，政府社会保障负担较重。在当前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实践中，一些地方政府，特别是沿海发达地区正在全力推动打破城乡隔阂、职业分割的社会保障制度，努力建构城乡一体的社会政策体系，出现了具有地域公民身份特色的福利地方化[2]。因此，我们有必要建立“省域公民身份”①省域公民身份，就是对以省级政府的管辖范围为空间界限，建立不分城乡、不分地区的统一的公民身份。，用以消除城乡之间、不同群体之间在社会福利与服务上的身份差异，减少社会福利的“地域不正义”，从而建构一个和谐的社会中国②社会中国（social China），其着眼点就是中国的社会模式，特别是中国的社会福利模式。与经济中国、政治中国这些概念一样，“社会中国”是对中国社会福利模式的历史、现状以及未来的高度抽象。它既指涉具体的社会福利和服务的提供，更涉及抽象的公民社会权利的建构。[3]。

学者们对社会保障支出的研究可以归纳为经济与人口结构两大类。

经济学角度的研究较多。在城乡收入方面，杨翠迎[4]认为现行社会保障制度的收入再分配功能扭曲，进一步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陶纪坤的研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5]而徐倩、李放[6]则通过对1998-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认为人均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与我国的城乡差距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财政用于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扩大了城乡差距。那么，社会保障支出与城乡收入是否具有双向因果关系，即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是否也会促进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显然，该假设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在经济（对外贸易）开放程度方面，Rodrik[7]发现，国家层面上经济体的开发程度跟政府支出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且该种关系在控制部分因素之后，具有很强的稳健性。Garena与Traskb[8]的研究也支持了Rodrik的结果。

在城市化（城镇化）水平方面，近年来基于二元经济体制而建立的、更倾向于城市居民尤其是具有城市户籍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被认为有违社会公平[9]，已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城乡二元体制下城乡居民被赋予不同的公民权，非农户口比农业户口享有更多的体制性福利待遇而农业户口则被人为地排除在主流福利制度之外[10]。当然，城镇化也有好的一面。城镇化对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结构变化有着重要影响，对逐步实现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建设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11]。

在人均GDP（经济水平）方面，Smith[12]认为人均实际GDP的增长与除去转移支付的公共支出存在负相关，如果考虑包括转移支付在内的公共支出的话，相关系数微弱且不显著。而Singh和Sahni[13]则采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研究了1950-1981年印度的社会保障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发现社会保障支出与经济增长存在溢出和反馈两重效应，“瓦格纳法则”和“凯恩斯主义”均不适用。Bellettini和Ceroni[14]分析了61个国家1970-1985年的面板数据，认为只要社会保障支出和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统计相关，那一定是正相关，但相关程度不一。崔大海[15]则认为经济增长促进了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的增加，而社会保障财政支出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此外，王晓军、钱珍[16]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对2006年我国30个省市（除西藏）的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的效率进行了分析，认为各省之间的效率差异较大，并受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郭光芝、杨翠迎[17]的分析认为，人均实际GDP对社会保障支出有正向影响，即当人均实际GDP增长率增加1个百分点（以1997年的价格为不变价格计算），社会保障支出在地方财政总支出中的比例平均增加0.165个百分点。

在财政分权方面，平新乔、白洁[18]认为，财政分权背景下的财政激励不仅显著改变了公共品供给结构，也改变了政府预算内和预算外支出模式。傅勇、张宴[19]也从公共服务的角度出发，认为中国的财政分权以及基于政绩考核的地方竞争，造就了政府支出结构“重基本建设、轻人力资本投资和公共服务”的严重扭曲，并且政府间的竞争会加剧分权对政府支出结构的扭曲。李祥云、祁毓[20]亦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彭宅文[21]也有类似的观点，认为以政治集权和财政分权为特征的地方政府治理机制扭曲了地方政府的行为，尤其是在社会风险回应方面。具体到社会保障领域，地方政府倾向于利用或者牺牲社会保障政策构筑区位优势以吸引投资的流入。

从人口结构角度来看，学者们的研究相对没有那么丰富。曹朴[22]只是简单地描述分析了老龄化、居民储蓄、地区差异和失业率等影响社会保障支出的因素；同样，郑孟师[23]从宏观经济、就业形势、老龄化、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政策导向等因素预测了中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的趋势，两位学者并未进行严谨的实证分析。姜向群和万红霞[24]的研究认为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经济影响上，它会导致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从而对社会服务提出更大的挑战。杨胜利和高向东[25]的研究也十分类似，即老年人口比重上升使老年福利支出增加，导致社会保障财政支出增加，从而影响到国民收入再分配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民族人口方面，尽管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保障事业取得一定程度的发展，但与我国其他地区相比，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是最为缓慢的[26]。

二、中国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欧洲福利国家把社会保障统称为社会保障支出或者社会性支出，美国主要指政府财政直接负责的各类扶贫计划和保障性支出。中国把社会保障视为一个涵盖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在内的庞大概念，但往往又不把保障性住房、基本卫生服务和教育事业包括在内。在我国，财政性社会保障支出有三个统计口径。

口径一（狭义的社会保障财政支出）：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经费、社会保障补助支出。社会保障补助支出是指财政部门所支付的对社会保障的补助支出，包括对社会保险基金补贴支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经费、城镇就业补助费、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补助、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支出、国有企业关闭破产补助支出、其他社会保障补助支出。

口径二：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优抚和社会救助支出，其资金主要包括国家财政支出和尚未纳入财政管理的各类社会保险基金。

口径三（广义的社会保障财政支出）：将政府用于教育事业、医疗卫生事业等方面（还应包括价格补贴和住宅投资）的支出纳入进来，类似或接近于一些国家的社会性支出。[27]

从2007年起，我国财政支出分类进行了调整，将抚恤与福利救济支出、行政事业单位退休支出、社会保障（补助）支出合并为“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28]。因此，本文所使用的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的统计数据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的数据。

（一）数据、变量、模型

1.数据。考虑到数据的可比性与一致性，本文基础数据的年限为2007-2012年。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8-2013），部分比例数据通过计算获得。为了排除通货膨胀的影响，2008-2013年的各省人均GDP均以2005年的价格为不变价格，按CPI指数进行了调整，因此得出各省（市、自治区）的人均实际GDP。在计算对外贸易程度时，根据每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我们统一了单位，然后计算出对外开放度和外商直接投资。

2.变量（见表1）。

表1 变量定义与假设

（1）被解释变量。本文效仿王珺红、张磊[29]的做法，被解释变量并不采取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或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方法，而是使用各省（市、自治区）人均社会保障财政支出来指代各地方的公共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水平。（2）解释变量。1）城乡收入差距。社会保障制度本应该缓解贫困、缩小城乡差距；然而，现行社会保障制度的收入再分配功能扭曲，进一步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5，6，17]。那么，城乡收入差距与社会保障是否具有双向因果关系？城乡收入差距是否也会影响社会保障财政的支出？我们有必要引入城乡收入差距指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比值），以检验城乡收入差距与社会保障财政支出是否具有双向因果关系，预期城乡收入差距将负向显著影响社会保障财政支出。2）对外贸易程度①《中国统计年鉴》在统计对外开放数据有三个指标，一是“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进出口总额”；二是“按境内目的地和货源地分进出口总额”；三是“外商投资企业货物进出口总额”。。衡量对外贸易程度的维度有两个：对外开放度和外商直接投资。对外开放更多的是体现在产业结构层面，而外商直接投资更多的体现在资本层面。因其他学者并未对对外贸易与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的关系作出验证，因此本文尝试着对该指标进行解释。我们用“外商直接投资”作为“对外开放度”的替代变量。用“进出口总额/地区生产总值”来衡量对外开放度，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地区生产总值”来衡量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因此，我们认为对外贸易程度对中国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的预期影响为正。3）民族人口比重。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保障有其特殊性。在财政体制上，由于少数民族人口比例较高，云南、贵州、青海三省实行了与民族自治区相同的政策。而且除了5个民族自治区外，我国还有15个省设置了民族自治州或民族自治县。因此，中央和地方政府势必会加大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财政性社会保障支出，以保障少数民族地区的权益。换言之，这是考察中央对少数民族自治地区是否真的给予了特殊照顾，是否具有政策倾斜倾向的有效指标，也是地区特色的具体表现。本文采用一省少数民族区划中民族人口占全省人口比重来测量少数民族人口比重，预期其影响显著为正。4）失业率。凯恩斯在《就业、利息、货币通论》中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将失业分为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和周期性失业。我国长期失业率较高，除了上述原因外，还有历史因素和现实因素。2013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稳定增长，全年实现城镇新增就业1310万人，比2012年多增44万人。全年城镇失业率保持在4.1%左右的较低水平。然而，我国的劳动力供求状况决定了失业现象的长期性和严峻性[30]。做好社会保障工作有利于缓解失业状况，换言之，失业率也会影响社会保障财政支出。因此，本文以“城镇登记失业率”，即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占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和城镇登记就业人数之和的比重，来考察失业率对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的影响。预期失业率对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的影响为正。5）城市化水平。城市化的本质含义不在于仅仅将农村居民简单地转变成城市居民，而是在此过程中让新的城市居民融入城市体系，并能够获得与原先城市居民相同的社会保障。城乡二元体制人为地把人们隔开，致使人们不能公平地享受社会保障权。在推动城乡社会保障均等化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将承担更大的社会保障财政支出职能，以促进福利地区均等化。因此，我们采用一省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城市化水平，预期城市化水平对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的影响为正。6）老年抚养比。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8.9%。按照国际老龄化7%的标准，中国在社会经济不发达、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已然“未富先老”，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口是社会保障的主体，也是决定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的基本变量。作为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政府的社会保障财政支出承担了弥补老年抚养比不断提高的重任。基于全国层面的经验研究已经表明，人口年龄分布结构的改变导致了地方政府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31]，但对于人均社会保障财政支出来说，老年抚养比可能会严重影响人均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的规模。我们使用《中国统计年鉴》所报告老年抚养比（即65岁及以上人口与15-64岁人口比重，代表了一个地区老年人口占劳动人口的比重）测量一个地区的社会保障需求。预期老年抚养比与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的关系为负。7）人口密度。财政性社会保障支出作为公共服务的一项重要内容，其应有之义是使每个公民都能得到大致相同的福利水平。在以省为单位进行转移支付的非正式制度的运作下，为了不得罪地方政府，中央各部位可能会把整笔资金零碎化以照顾每个公民。这种被称为“撒胡椒面”式的分配方式使得那些人口小省获得了较大的人均优势[32]。我们使用一省行政区总人口占区划面积的比重来测量人口密度对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的影响，预期其影响为负。8）人均实际GDP和人均实际GDP^2。为了能够赢得经济增长的标尺竞争，地方政府在政治晋升激励的驱动下，形成了为GDP增长而实施“打到底线的竞争”[33]的倾向，塑造了带有明显扭曲性的支出结构。周黎安也得出类似结论，在“晋升锦标赛”的激励模式下，中国政府官员极力促进经济增长以满足升迁需要，从而挤压短期效应不明显的社会保障支出等民生类公共服务的财政投入[34]。库兹涅茨于1955年提出了库兹涅茨倒U曲线理论[35]，认为居民的收入分配状况与经济发展水平呈倒U曲线的形态关系。为了分析地方政府社会保障支出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间是否存在倒U曲线关系，本文经济发展水平使用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与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二次方进行衡量，并预测人均实际GDP的符号为正，人均实际GDP^2的符号为负。9）财政分权。1972年，奥茨（Wallace Oates）在解释地方财政存在原因时，深化了蒂布特（Charles Tiebout）的以足投票理论，提出了相较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更能有效地提供公共品的观点。尽管国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的案例式与实证性研究，但并未形成与奥茨完全一致的观点，反而揭露了一些发展中国家并不成功的分权实践。国内学者也进行过系统的实证研究。尽管财政分权的衡量指标有多种，包括财政支出分权、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自给率，但我们的意图并不主要研究财政分权与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的关系，而是要考察其他因素。因此，我们使用省级人均预算内财政支出占中央人均预算内财政支出比重作为财政分权的指标，预期结果为负向影响。

3.模型。根据上述分析，本文建立如下的面板数据模型：Yit=α0+∑βXit+αi+γt+εit

其中Yit是被解释变量（各省人均社会保障财政支出）。i指省份，t则指年份，α0是常数项。Xit是各类解释变量，β是其系数，αi代表各省份固定效应，γt代表年份固定效应，εit则是随机误差项。

（二）中国各省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的描述分析

人均社会保障财政支出作为衡量社会保障财政支出规模的指标，相较于其他社会保障财政支出指标而言，可以更有效地反映各省（市、自治区）的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状况。

1.中国社会保障财政支出趋势。图1反映出各省人均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的趋势。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2007～2012年各省人均社会保障财政支出均有增长，但西部地区增长的稳定性较差（波动较大）。青海的人均社会保障财政支出增加较快，西藏次之，内蒙古第三；2010年，青海省的人均社会保障财政支出明显增长，并超过2012年的水平；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几省的人均社会保障财政支出大体相同且增长速度稳定；上海在这六年间人均社会保障财政支出一直居高不下；广东、福建、河北三省的人均社会保障财政支出虽增速缓慢，但极其稳定。总的来看，相较于经济发达地区，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人均社会保障财政支出较高，而且波动较大。

图1 2007-2012年中国各省人均社会保障财政支出趋势（单位：元）

2.分年描述统计。表2显示，2007-2012年，人均社会保障财政支出差异较大，但各省人均社会保障财政支出差异有逐年缩小的趋势（2010年除外），极值比从2007年的7.84逐渐缩小至2012年的5.72；2009年是一个分水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人均社会保障财政支出明显高于东部发达地区；2009年之前，上海的人均社会保障财政支出最高，贵州、广西等欠发达地区处于最低值；2009年之后四年中，青海的人均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稳居榜首，且在2010-2012年间增长速度很快；而浙江、福建等经济发达地区与2009年之前恰恰相反，人均社会保障财政支出处于最小值。这可能从侧面反映了发达地区自给能力较强，欠发达地区受国家政策倾斜的影响较大。但从标准差来看，人均社会保障财政支出在逐渐扩大，说明省际间的社会保障财政支出差异在增强，差异十分明显。

表2 2007-2012年分年人均社会保障财政支出描述统计一览表（单位：元）

3.分省描述统计。从表3可以看出，2007-2012年，人均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的均值在386.87-2194. 74之间，各省之间的社会保障财政支出差异十分明显。虽然北京、天津、内蒙古、辽宁、上海、西藏、青海七省市的人均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的平均值都大于1000元，但青海的标准差是最大的，为1056.84，说明了青海在2007-2012年间人均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的不稳定性，与图1青海的直观观察相一致。人均社会保障财政支出最稳定的是广东，其标准差为99.98，福建次之（112.05），河北第三（121.97）。其他省市的标准差虽然变化不大，但也有一定的差异。

表3 2007-2012年分省人均社会保障财政支出描述统计一览表（单位：元）

（三）估计过程、结果及分析

1.估计过程。根据上述分析来看，本研究主要采用横截面加时间序列来进行分析，即需要用到面板数据。因此，本文使用Eviews6.0软件对面板数据模型进行统计。在进行分析统计时，首先检验了自变量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发现自变量之间存在严重的共线性，因此我们剔除了财政分权、人口密度和城市化水平等三个自变量。然后通过似然比（LR）检验和霍斯曼（Hausman）检验来判断是选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还是个体随机效应模型。结果显示，似然比检验和霍斯曼检验的P值都远小于0.05，因此拒绝原假设，应使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由于面板数据的二维性，数据在时序维度的相关关系和横截面维度的相关关系有可能是异质的，这种异质性可能会导致估计结果有很大的变化[36]。因此，本文在控制年度效应情况下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对我国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见表4）。

表4 2007-2013年中国社会保障财政支出固定效应模型统计结果

2.估计结果。从表4来看，我们把城乡收入差距和对外贸易程度作为影响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的主要变量，民族人口比重、失业率、老年抚养比、人均实际GDP和人均实际GDP的二次方等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在该模型中，我们用“外商直接投资”作为“对外开放度”的替代变量。由于我国少数民族人口聚居的省份有20个，考虑到样本量，我们在做检验时都考虑剔除民族人口比重后的结果（模型2、4、6）。从调整的R2来看，模型的整体拟合度较好。

3.分析。（1）城乡收入差距。不论是否考虑民族人口比重因素，城乡收入差距都通过0.01显著性检验，与社会保障财政支出显著负相关。这与樊鹏等[37]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与公共安全支出关系中负向相关的发现相一致。他们认为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越大的地方，城乡隔阂越大，使得城乡交流缺乏而不易引起社会冲突，反而城乡收入差距小的地方越容易发生社会冲突。回归的结果表明，收入差距不会引发社会保障等政府财政支出的增加，反而会扩大城乡之间的差距。因此，中国政府对缩小收入差异的努力仍显不足。同时，本文实证结果也验证了城乡收入差距与社会保障财政支出具有双向因果关系。（2）对外贸易程度。从“对外开放度”和“外商直接投资”来看，两项指标都至少通过0.05显著性水平检验，对社会保障财政支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说明一省的对外贸易程度越高，该省的社会保障财政支出也就越大，换言之，一省的产业结构和资本等硬实力对于该省经济状况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它们左右着该省的发展方向以及社会建设的能力。（3）民族人口比重。在三种模型中，民族人口比重都在0.01水平上与社会保障财政支出显著正相关，说明了民族人口比重越大的地区，社会保障财政的支出力度也就越大。这反映出中央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照顾，也反映出国家民族政策的稳定性，以及财政扶持执行力的强制性。（4）其他控制变量。失业率在模型3和模型5的情况下只通过0.05水平显著性检验，模型1、2、4和模型6没有通过检验，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的正相关性不是很显著。可能的原因是2007-2012年这6年里我国的城镇失业率保持在比较稳定的较低水平，同时也与国家积极出台相关的就业和再就业政策有关。（5）地方政府社会保障财政支出中，行政事业单位退休经费和社会保障补助支出是直接与公众养老需求相关的，因此，老年抚养比的提高会直接增加政府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的压力。从表4可以看出，老年抚养比与社会保障财政支出有较强的负相关性。我国已经步入“未富先老”的老龄化社会，社会保障支出的财政负担不容乐观。（6）人均实际GDP的影响方向为正，人均实际GDP二次方的影响方向为负，但人均实际GDP和人均实际GDP的二次方只在模型1的情况下通过了0.01水平显著性检验。且在模型4和模型6中，二者的影响符号发生变化，与预期的不符。虽然变量本身已经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影响，但回归分析结果不能说明地方政府的社会保障财政支出存在库兹涅茨倒U曲线现象，有倒U曲线的趋势，但不明显。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初步发现城乡收入差距与社会保障财政支出具有双向因果关系，并发现对外贸易程度是影响中国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的又一大主要因素。同时，我们可以看出国家政策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强制性与稳定性；老龄化社会加重了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的负担；但我们并没有发现地方政府的社会保障财政支出存在库兹涅茨倒U曲线现象。

三、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利用2007-2012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初步探讨了中国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的影响因素。通过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我们发现：城乡收入差距在1%置信水平下对社会保障财政支出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城乡收入差距与社会保障财政支出之间具有双向因果关系；对外贸易程度至少在5%置信水平下显著正相关，是影响中国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的一大因素；民族人口比重在1%置信水平下显著负相关；失业率的正相关性不是很显著；老年抚养比至少在5%置信水平下显著负相关；人均实际GDP及其二次方的验证并不能说明社会保障财政支出存在库兹涅茨倒U曲线。我们可以从前面回归结果的分析中归纳出以下四个深层次因素：

1.城乡收入差距是影响中国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的一大因素，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方式加大了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了地区间的差异，增加了地方政府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的负担。

2.对外贸易程度是影响中国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的另一大因素，地方的产业结构和资本状况对于中国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的影响意义深远。

3.民族人口比重因素反映了中国的民族政策，由于中国民族众多，照顾少数民族的利益是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的应有之义。

4.人口老龄化是不容忽视的问题，中国已经进入“未富先老”的老龄化社会，老龄化加重了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的负担，对中国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的影响不可小觑。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政策启示：

1.国家在制定发展策略或方针时，要有意识地逐步缩小二元经济体制造成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以及社会保障的制度性差异。

2.继续扩大对外开放，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理性地引进外资，协调好内外两个市场。

3.继续落实稳定的民族政策，保障少数民族的权益，强调政策落实的稳定性与执行的强制性。

4.在当前人口老龄化趋势不可逆转的条件下，延长退休年龄，加大社会保障资金的投入，并设计合理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势在必行；同时，有序放开“计划生育”政策也是缓解人口老龄化趋势的有效措施。

本文只是初步探究了中国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的影响因素，对其中的原因机制还缺乏更深层次的讨论，在以后的研究中可以进行更深的探讨。由于对失业率等统计指标学界还存在争论，且我国的农村人口巨大，仅用城镇失业率来考察中国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的影响有失偏颇。此外，在考虑到多重共线性问题时，剔除了财政分权、人口密度和城市化水平等因素，这些都是有可能影响中国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的。另外，对于如何才能更准确有效地测量社会保障财政支出也需要深入地探索。

［1］果佳，唐任伍.均等化、逆向分配与“福利地区”社会保障的省际差异[J].改革，2013（1）：142-148.

［2］施世俊.社会保障的地域化：中国社会公民权的空间政治转型[J].台湾社会学，2009（18）：43-93.

［3］岳经纶.建构“社会中国”：中国社会政策的发展与挑战[J].探索与争鸣，2010（10）：37-42.

［4］杨翠迎.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城乡差异及统筹改革思路[J].浙江大学学报，2004（5）：12-20.

［5］陶纪坤.社会保障制度与城乡收入差距[J].兰州学刊，2008（12）：54-57.

［6］徐倩，李放.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与中国城市收入差距[J]，上海经济研究，2012（11）：81-88.

［7］Rodrik D.Why Do More Open Economic Have Bigger Government?[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8,106（5）:997-1032.

［8］Garena John,Traskb Kathleen.Do More Open Economic Have Bigger Government?Another Look[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5,77（2）:533-551.

［9］陈正光,骆正清.我国城乡社会保障支出均等化分析[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0（5）：54-58.

［10］孟天广,孔令英,顾昕.地级市财政性社会支出的不均等及其分解[J].中国行政管理，2013（1）：111-116.

［11］高乐坤,杨芷晴.城镇化视角下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结构变化研究[J].社会保障研究，2013（4）：67-72.

［12］SMITH,D.“Public Consumption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M].National Westminster Bank Quarterly Review（Nov1975）:17-30.

［13］Singh,B.&Sahni,B,S.,“Causality between Public Expenditure and National Income”[J].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84，66（4）:630-644.

［14］Bellettini,G&Ceroni,C.B.,“Social Security Expenditure and Economic Growth:An Empirical Assessment”[J].Research in Economics,2000,54（3）:249-275.

［15］崔大海.我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研究[J].江淮论坛，2008（6）：27-33.

［16］王晓军，钱珍.中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效率分析[J].福建论坛，2009（5）：4-7.

［17］郭光芝，杨翠迎.地方社会保障的财政责任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J].西北人口，2010（6）：1-4.

［18］平新乔，白洁.中国财政分权与地方公共品的供给[J].财贸经济，2006（2）：49-55.

［19］傅勇，张宴.中国式分权与财政支出结构的偏向：为增长而竞争的代价[J].管理世界，2007（3）：4-13.

［20］李祥云，祁毓.中国的财政分权、地方政府行为与劳动保护[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1（3）：98-110.

［21］彭宅文.分权、地方政府竞争与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J].公共行政评论，2011（1）：174-177.

［22］曹朴.影响我国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的因素分析[J].经济问题，2006（6）：77-78.

［23］郑孟师.中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趋势分析[J].北方经济，2011（7）：74-75.

［24］姜向群，万红霞.人口老龄化对老年社会保障及社会服务提出的挑战[J].市场与人口分析，2005（4）：67-71.

［25］杨胜利，高向东.人口老龄化对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的影响研究[J].西北人口，2012（3）：17-22.

［26］岳天明，毛桂芸.城市化进程中我国民族地区社会保障现状及其改善[J].社会保障研究，2009（4）：44-48.

［27］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3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4.

［28］王延中，龙玉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社会保障支出分析[J].财贸经济，2011（1）：13-20.

［29］王珺红，张磊.财政分权、公众偏好与社会保障支出[J].财贸研究，2013（4）：100-109.

［30］蒲晓红.我国失业现象的长期性和严峻性[J]，经济体制改革，2001（1）：12-15.

［31］庞凤喜，潘孝珍.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社会保障支出：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J]，财贸经济，2012（2）：29-35.

［32］王广庆，侯一麟，刘玲玲.中央对地方财政转移支付的影响因素——基于省际14年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公共行政评论，2012（5）：67-87.

［33］马光荣，杨恩艳.打到底线的竞争：财政分权、政府目标与公共品的提供[J].经济评论，2010（6）：59-69.

［34］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7）：36-50.

［35］Simon Kuznets.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 [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55,45（1）:1-28.

［36］刘学良,陈琳.横截面与时间序列的相关异质[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1（12）：96-114.

［37］樊鹏，易君健.地方分权、社会犯罪与国家强制能力增长：基于改革时期中国公安财政经费发展的实证分析[J]，世界经济文汇，2009（2）：99-120.

（责任编辑：汪小珍）

D922.2

A

1001-4225（2015）04-0079-09

2014-05-22

王贺（1992-），男，吉林长春人，西南政法大学2011级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本科生；刘云香（1983-），女，陕西韩城人，社会保障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