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与巴黎恐袭的法律分析

◎朱志琼 邵素军

伊斯兰教与巴黎恐袭的法律分析

◎朱志琼1邵素军2

法律与宗教的高融合性是伊斯兰的重要特征，《可兰经》和圣训不仅是宗教思想，也是一部完整的法律，它们对穆斯林的生产生活各方面予以法律规定。巴黎恐袭不能仅仅从经济的角度去理解，更要理解其背后深层次的宗教根因。本文从分析伊斯兰的起源出发，阐述巴黎恐袭发生的原因，并针对原因从法律和经济两个维度探寻解决恐袭问题，通过建立公开透明的国际贸易规则和公正公平的国际纠纷解决机制，让穆斯林世界真正分享世界经济发展的成果，不断融入世界，不断提升生活水平从而根除恐怖主义。相关解决方案对于国内和区域民族问题的解决也有借鉴意义。

伊斯兰教的法律源起

律法规制的是世俗的人，而宗教规制的是走向天国的人。两者统一于人的精神与物质世界。人依据他与神的关系来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形成了天启法度。天启法度有两个典型，一个是基督教法，一个是伊斯兰法。

从民族迁徙的历史上看，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虽然时间跨度很大但是同源。有分析认为圣经旧约是《可兰经》的渊源，基督教的救世主耶稣同是伊斯兰教的第二位先知尔撒。纵观基督教历史，基督教分为旧约与新约两个时期。旧约是上帝与希伯来人所立，希伯来人为闪族人后裔，阿拉伯人也是闪族人的后裔。旧约与新约的一个重要区别是，旧约的内容近似律法，而新约的内容偏向福音，旧约带给人更多的是恐惧与服从，而新约带给人更多的是喜乐与满足，这是两者的重要区别。

旧约看待产业的看法是取得产业是人们行为取义后的对待，用英语可称为Consideration，而新约则认为上帝所赐予的神义对待性不强，产业只是上帝的恩典，用英语可称为Grace。因此新约对人们行为的约束性减弱，使得新约中的律法可变性增强。而旧约和伊斯兰法则强调行为模式和行为后果，由此就看见了相似的法律的面孔。旧约从其血缘和内容上来看与伊斯兰教有更多的类似点，更多提示人恐惧与遵从，使其良心受捆绑。伊斯兰教同样是典型的不变性非常强的天启法度。十分强调先知穆罕默德转述来自真主安拉规定的人的行为模式与行为后果的直接关联。

《可兰经》和圣训，不仅是宗教思想，也是一部完整的法律，其中对阿拉伯人的生产生活家庭婚姻等等权利义务予以了全面的规定。把这些规定抽取出来加以归纳整理产生了《沙里亚法》，研究该法虽然形成了不同的教法学派，但是伊斯兰法与宗教从来没有分离过，这也是伊斯兰法要求严苛遵从的重要原因。由于世俗存在误解，认为现代伊斯兰法也具有独立地位或者应当具有独立地位的说法完全是凭空想象和不切实际的。在伊斯兰世界里，法律与宗教的融合性很高，几乎不存在任何实质上的独立性，宗教教义和法律有同等强度的强制性，并且法律必须绝对服从于宗教。

伊斯兰极端组织的恐怖动机

从基地组织到ISIS组织，外界对于其恐怖活动的动机的了解被常年不认真不诚实的宣传所误导。部分原因是美国从9·11开始对伊斯兰极端组织积极采取军事行动的同时，总是刻意将其恐怖主义动机世俗化，导致外界对其动机的认识认为总是经济利益的驱使，并将其恐怖组织的扩展活动描绘成企业化的操作模式，这种分析固然没有错，但是这种认识忽略了隐藏在经济利益背后更深的动力。因为巴格达迪成为哈里发确定大伊斯兰国的建国是6月29日，然而不到5个月的时间，在外部局势还不稳定，内部尚未达成完全团结的时候，ISIS就发动巴黎恐袭，让自己成为众矢之的，不管从任何角度，这都不是一个理性的新成立国家所为。何以至此，究其原因，还是深层次的宗教问题，特别是关于末日预言的信仰问题。

在对伊斯兰信仰中关于末日预言的问题上，基地组织的本·拉登认为末日之战离自己很远，至少自己是看不到的，但是ISIS却认为末日之战很近，大伊斯兰国正是为末日之战做准备，而成为全球之敌是末日之战必不可少的条件。所以巴黎恐袭不是恐怖分子的心血来潮，而是经过严密推算的。一方面它相信成功的袭击会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可以招募到更多的穆斯林极端分子；另一方面它也知道恐袭肯定会遭到反击的，但是相关的反击刚好有利于它向那些极端分子证明，全世界都鄙视他们以及他们的信仰。整个ISIS组织的宗旨就是严格奉行《可兰经》和《沙里亚法》，其严格程度从以下几个方面可见一斑：大伊斯兰国的发言人阿德纳尼宣布他们的目标是以先知的方式建立一个不承认任何国界的伊斯兰国家，因为承认国界即为叛教。同样，以竞选方式选举政治领导也是叛教，比如沙特的政治制度，因为那违反了偶像崇拜的原则。异教徒可以通过缴纳吉亚税表示归顺而获得宽宥，而被宣布为叛教的穆斯林则必须斩首，因为这是圣训中指示的，叛教的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不变的是被认为违背了可兰经和圣训。甚至巴格达迪不得不建立大伊斯兰国并成为它的首位哈里发，因为有其他领袖表示，该组织再不建立国家和成为哈里发有可能使其成为叛教者，那么ISIS组织的其他领导人将不得不对其采取行动。ISIS组织对《可兰经》的严格遵守也成为吸引大量外来圣战斗士的重要原因。因为大伊斯兰国的建立过程本身就是一部活着的可兰经，一个活着的末日之战的宣言，可以说这对穆斯林的吸引力超过任何一种看似完美的制度。

大伊斯兰国所奉行的是早期的伊斯兰时代的《可兰经》和圣训，忠实再现当时的战争状况，积极模拟先知时代的穆斯林所处的战争环境，积极创造条件去实现圣训中关于末日之战的预言。因此相关恐怖主义行为除了经济利益，还有严格的伊斯兰信仰为内因。

“9·11”事件后，美国在积极开展军事行动的同时，不但忽视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还积极输入美国的意识形态，试图推行美国单一意识形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思维，为了维护美国的利益不断推翻一个又一个本地政府，使得曾经可以依赖的代理人在战争中消失殆尽，不仅没有缩小恐怖组织的规模，反而使得代理人死亡后的地区真空状态成了恐怖组织规模化制度化扩容的最佳温床。

伊斯兰极端组织恐怖行为的应对措施

巴黎恐袭让我们反思战争是否就是打击恐怖主义的唯一手段。在全球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的今天，地区的冲突不仅影响本地区，而且会迅速扩大到全球，目前的叙利亚难民危机就是一个典型例证。

虽然巴黎恐袭背后有深层次的宗教原因，但是宗教问题最后还是需要用世俗化的共同发展来解决。在生活水平趋同的前提下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可以接受，但是国际贸易中发达国与原料生产国之间的不平衡贸易仍然存在，原材料包括石油的价格仍然操纵在西方发达国家手里。伊拉克和阿富汗经过连年的战争和国内动乱已是满目疮痍，恢复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恐怖主义往往滋生于这些极端落后和动乱的地区，除了宗教信仰的召唤，生活艰难困苦也是一种直接的原因。

要真正解决伊斯兰极端组织的恐怖行为，最根本的还是将伊斯兰世界真正纳入世界经济范围内，共享全球自由贸易和经济发展的成果。与全球16多亿穆斯林相比，恐怖分子的数量是微乎其微的，绝大多数的穆斯林都是热爱和平，阿拉伯文化曾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包括数学上的阿拉伯数字，医学上的现代医院制度等等。有鉴于此，对于法律而言，不同区域的法律以民意作为其正当化的来源和信仰作为其正当化的来源而截然不同，需要协调法律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建立公正公平的国际纠纷解决机制，让联合国等国际组织能真正基于主权国家都接受的规则和条约有效解决国际纠纷，让弱小的国家得到公正的待遇，避免在受到不公正待遇之后将愤怒诉诸于武力。对于经济而言，缩短不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的经济距离，减弱或取消国与国之间的分割，让人们的生活水平日益趋同，协调国家之间和区域组织之间的政策，建立公开透明的国际贸易规则，让区域经济组织和全球经济组织在协调国家之间的政策推动整个国际经济的发展起到应有的作用，使世界经济良性持久发展。只有法律完善和经济的推动相结合，才能真正根除恐怖主义。

相关处理原则对于解决国内或区域民族问题也是适用的。中国目前推行一带一路战略涉及到65个国家中有38个国家是穆斯林国家，每个穆斯林国家的情况又存在差别，中国自身也有2000多万穆斯林。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如果只是通过建立条约法来维护中国的利益可能并非真正是稳定的，最关键的还是要从经济出发，尊重当地意愿，尊重当地的宗教文化，项目双方共赢并可持续发展。

中国的一带一路的起点分别是新疆和云南，刚好是中国少数民族包括穆斯林的聚集区，在推动一带一路的过程中，给予这些地区以特殊的优惠政策，一方面有利于建设好对外窗口，作为连接中国和世界经济的枢纽，另一方面也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少数民族生活水平的提高，这样内安外稳，才有利于一带一路走出去战略的顺利推行。

任何时候，宗教问题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但是以暴制暴不是最终解决手段。以经济发展代替战争，让这些地区真正发展起来，让这些民族真正融入世界民族，恐怖分子才会真正失去它赖以生存的土壤。因此，任何时候经济发展都是第一任务，于国内而言，先进地区带动落后地区的发展，给予落后地区更多的优惠政策。于国际而言，发达国家带动不发达国家的发展，给予更多的市场准入及政策支持，同时再加上完善的法律纠纷解决机制，这样才能带动全球经济的共同发展。

(作者单位：1.云南大学法学院；2.云南经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