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元杂剧《潇湘夜雨》的题材选择和结局处理

张雅玲

【摘 要】杨显之的《潇湘夜雨》是现存元杂剧中唯一一部描写书生负心的作品。本文试图从作品的题材选择和结局处理等方面进行简要的分析，思考作者作出这一选择的原因。

【关键词】元杂剧；《潇湘夜雨》；题材选择；结局处理

中图分类号：J8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5）10-0044-02

杨显之，大都人，是元杂剧的代表作家之一。和大多数元杂剧作家一样，其生平资料极其缺乏，根据《录鬼薄》等相关文献记载，可推断杨显之与关汉卿交好，擅长对杂剧作品修补润色，同时自己也创作杂剧。一生共创作杂剧九种，今仅存两种：《临江驿潇湘秋夜雨》和《郑孔目风雪酷寒亭》，其余七种全部佚失。

《临江驿潇湘秋夜雨》又称《潇湘夜雨》，现存三种版本：一是《元曲选》本；二是孟称舜《柳枝集》本；三是《顾曲斋》本。剧情梗概如下：张翠鸾随父亲张天觉往江州贬所，中途船覆落水，与父失散，被渔翁崔文远所救。后经崔文远撮合，嫁给其侄崔通为妻。崔通与张翠鸾相誓永不负心，但中了状元之后就攀附权贵，另娶试官之女，想借助联姻作为飞黄腾达的进身之阶。三年后，翠鸾寻崔通至其任所，被崔通诬陷为偷东西的逃奴，并将其刺配沙门岛，并且欲在途中加以暗害。幸亏偶遇失散多年、已作高官的父亲，在父亲的帮助下，张翠鸾亲自拘捕崔通。后经崔文远求情才免了崔通罪责，最终父女团聚夫妇团圆。

《潇湘夜雨》是现存元杂剧中唯一一部描写书生负心的婚姻爱情剧。元杂剧数量庞大，涉及的题材内容也比较丰富。大致可将其分为历史剧、神仙道化剧、婚姻爱情剧、公案剧、社会问题剧等几大类别。其中又以婚姻爱情剧数量为最多，约占三分之一以上，包括才子佳人、士子妓女、人鬼人神、帝王后妃等诸类爱情模式，而这些描写婚姻问题的剧作又分为两大类别：一是追求婚姻自由；二是婚变。写婚变的大致有这样几部作品：关汉卿的《赵盼儿风月救风尘》《诈妮子调风月》、杨显之的《临江驿潇湘秋夜雨》、石君宝的《鲁大夫秋胡戏妻》、尚仲贤的《洞庭湖柳毅传书》等。然这几部作品中的负心汉只有《潇湘夜雨》中的崔通身份是书生。

其实书生负心题材在宋代的南戏作品中是较为普遍的。比如早期南戏《赵贞女》中的蔡二郎、《张协状元》中的张协、《王魁》中的王魁等都是负心书生。但在元杂剧中描写男子负心的杂剧作品数量锐减，而写书生负心更是仅杨显之的《潇湘夜雨》一种。细细推究，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环境的变化，让读书人的社会地位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在封建社会，下层知识分子改变社会地位的主要方式就是通过科举制度。而元代曾停止科举制度长达八十多年，恢复后也是徒有虚名，因而大多数书生“沉于下僚”，他们失去了通过科举发迹、改变社会地位，进而富贵易妻的机会。

其次，元代社会有“十等人”之说，知识分子地位卑贱，当时有“八娼九儒十丐”之说。社会地位低下，在婚姻中自然也失去了支配地位，转而成为受人同情的弱势群体。

再有，元代实行高压统治，大搞民族歧视，导致民族矛盾尖锐，政治斗争激烈，战乱频发，民众流离失所。剧作家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表现动荡的社会给家庭和个人带来的痛苦之上。所以，元杂剧中书生负心题材较宋代少了很多。

恰是如此，读书人一旦得到改变命运的机会，就会不择手段。因此，迎娶试官之女就成为得以进士及第的书生们扩大其政治权力的手段。书生一旦投入权贵的怀抱，弃妻另取后，便同自己原来所属的阶层形成不可调和的矛盾，并利用手中的权力对其加以迫害。元代社会应不乏如是之人。杨显之依据自己对于世事的观察，将这一现象创作成最能反映市民道德观念的戏曲，而此类书生便成为鞭挞的对象。这也许就是作者创作《潇湘夜雨》的动机。

再来看看《潇湘夜雨》的结局。剧作结尾写发配途中的张翠鸾因在驿站偶遇失散多年的父亲，冤屈得伸，并亲自拘捕负心丈夫问罪，但情节的发展不是我们预期的冤仇得报，而是夫妻团圆，言归于好。这种冲突的消解方式充满了荒谬性，但这种荒谬又带有某种必然性。笔者试从以下几点分析：

首先，大团圆结局是观众最认可、古典戏曲最常见、最普遍的结构方式。这种结构方式的形成原因比较复杂。但中国古代民间的审美习惯是重要原因之一。观众和剧本的关系可谓相辅相成，观众的喜好和品位直接决定了剧本的价值取向和结构安排。大团圆、善恶得报，几乎是中国民间长期以来形成的审美心理定势。对此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一文中写道：“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大团圆结局是颇受中国古代戏剧观众欢迎的理想形式。现实生活中社会黑暗，生活悲惨，所以人们希望在戏剧舞台上能看到良善之人团圆美满；文人秀士能科举及第，改换门庭；青年男女能自由恋爱，终成连理。大团圆正是他们不满现实企求弥补现实不足的善良愿望的普遍要求，是观众审美情趣、理想愿望的综合反映。

其次，这种调和式的结局也是作者对社会有深刻体察后的必然选择。翠鸾是封建社会中令人同情的千万女性形象的代表，面对丈夫的负心，甚至谋杀，忍辱负重，当其在父亲的帮助下有能力复仇时，却依然选择原谅丈夫，夫妻团圆。我们太多的观众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可是，翠鸾能争什么呢？即使翠鸾惩罚甚至杀了崔通之后，她的出路在哪呢？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中娜拉离家出走了，结局如何书中没有交代，但不外乎堕落或回归家庭两条出路。古希腊悲剧《美狄亚》中的美狄亚复仇了，可最后也只得召来龙车避难雅典。生活在被封建教条束缚，处于男子附庸地位的翠鸾又能如何呢？这样一种看似荒谬不合理的结局恰是作者对封建社会有清醒认识的处理方式。

再次，这样的结局处理方式是作者对封建社会和伦理道德进行的更为犀利的批判。长期宗法伦理秩序的熏染，使女性失去了自我主体意识。第四折中，张天觉问翠鸾怎样处置崔通时，她说：“这是孩儿终身之事，也曾仔细想来，若杀了崔通，难道好教孩儿又招一个。”这段对话揭露了以夫权为中心的封建婚姻制度对妇女造成的伤害。不难看出，人们逐渐习惯了屈服于种种不合理的伦理教条，如“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等，并且成为女性自觉认同与心悦诚服的信条，为了做到“从一而终”，维护夫权中心的婚姻关系，妇女们只能把自我压抑、苟且偷安、维持现状看成是符合儒家正统伦理道德的美德。丈夫虽然不义，妻子却不能不从，张翠鸾因为不能嫁二夫，因而只能维持那个已经破碎了的家庭。

女性主体意识丧失也表现在对待剧中另一悲剧形象赵千金的处理上。对于张翠鸾来说，虽然最后借助父亲的力量夺回丈夫，但当她重见光明之后，却有另外的无辜之人因为她走进了一场悲剧之中。翠鸾将试官的女儿赵千金贬作自己的奴隶，服侍自己，将对丈夫的负心之恨发泄在赵千金身上。然而事实是：赵千金也是没有自主权利、始终受封建家长制度压迫的女性，也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张翠鸾在实现自己的愿望、个人私心的同时，无力向负心男子复仇，却迫害同为被压迫者的女性同胞，这更彰显了封建伦理道德对女性的戕害之深重。

杨显之作为生活在元代社会的下层知识分子，不受名位所限，杂剧创作随心而行，有感而发，选择书生负心题材抨击社会上见利忘义的无良秀士。作为“寰宇知名”的杂剧作家，不负盛名。在《潇湘夜雨》的结局处理上，看似因循守旧，实则暗藏深意，浸润着作者对于封建社会和女性命运的深刻思考。

参考文献：

[1]王季思.全元戏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2]宋濂.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8.

[3]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