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上好人这堂课

梁晓声

我的生命中总是遇到好人。

40年前，靠投票决定谁去考大学，大家都把票投给了我，我心里那个热乎；在复旦大学读书的时候，看我郁闷，同学刘鸿飞把我带到郊区的姨婆家，陪我散心，一家人做螃蟹粥给我吃。

我们总说好人不多，其实好人也不少，很多时候只是缺少发现好人的眼睛。

我前两天看了个视频，有个外国人把近几年中国人互相帮助、面对突发状况大家一起救人的视频剪辑在了一起。从视频中你会看到，出了事，大家并不是在那儿围观，而是立刻行动起来。好人在中国没有绝种，其实生活中善的一面更大，好人更多。我们对待好人，不要背过身去假装看不见。

现在打开电视机，不是宫斗、家斗，就是娱乐，讲述好人故事的少之又少。我们的文化关于“人是怎样的”讲得很多，但还缺少关于“人应该怎样”的内容和思考，而这正是人类文化几千年来的使命和责任。

有人曾经问歌德，你不断地写那些常识，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歌德说没有特别的意义，我只是不断地重复着千百年来人类一直重复的事情。一旦不重复，人类很可能就会回到原点，回到自私，回到没有罪过感的状态。

但这种思考和表达我们做得还不够，这种文化的缺失会带来可怕的后果。

举个例子，我去一位外国朋友家里拜访，他的女儿在看中国电视剧。她对妈妈说：“我不想看了，这里的人太坏了。”妈妈说：“不要相信，这些都是编的，生活中的人才不会那么坏呢！”

同样，我在另外一个中国朋友家里看美国电影《战马》，里面讲了很多好人的故事。当孩子被电影里的情节深深打动，中国妈妈却对孩子说：“不要相信，才没有那么多好人呢。”你想想看，如果大多数妈妈都和这位妈妈一样，不对孩子进行善的教育，这样下去，我们的下一代将会成为什么样子，这是不是很可怕？

两位母亲、两种话语、两样教育，构建的可能就是两种不同的未来。如果我们的文化生了病，我们的未来就会变得很虚弱。

越战时期有一张著名的照片：一个村庄被夷为平地，迎着镜头跑来的是一些惊恐万状的孩子，跑在最前面的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上身没有穿衣服，整个后背都燃烧起来了。之所以有这样一张照片，就证明有摄影师在拍摄。我估计摄影师遇到这种情况大致有三种反应：第一种是摄影师顾不上拍了，直接跑过去把火苗扑灭；第二种情况，拍照之后，这位摄影师马上进行扑救；第三种是最可怕的，摄影师拍完就走了。也许他认为战争不是他发动的，炮弹不是他投下的，他的工作才是最重要的，不拯救孩子他并没有罪恶感。

我拿这个问题去问幼儿园的孩子们，他们都选第一种可能。孩子们说被火烧多疼啊，几秒钟也不能耽搁。我去问中小学生，他们已经开始知识化了，觉得第二种可能也能够接受，因为照片也能唤起人们对战争的憎恶。我去问高中生和大学生的时候，他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说可以接受第一种和第二种，而且觉得第三种也是可行的，因为这并不犯法。

但是这违背了人性。

如果我们培养的所谓的高级知识分子，在人性上还不如幼儿园的小孩子的时候，这是不是说明我们的教育出了问题，我们的文化出了问题？

我拿这个问题去问外国留学生，他们根本不会去讨论第三种情况。我突然发现，他们已经达成了善的教育，而我们落后了，应该赶快补上“好人文化”这堂课。

（孟宪忠摘自《联合早报》2015年月6月2日，图/连国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