虐待儿童行为刑法规制研究

摘 要：近年来，我国虐待儿童恶性事件层出不穷，一系列虐童事件背后，无疑暴露出部分人性的泯灭和刑法规制的疏漏。“虐待儿童罪”成为整个社会所关注和谈论的焦点核心问题，人们在争议的过程中，重点关心虐待儿童罪的量刑方法和实施模式。基于此，本文笔者对虐待儿童行为刑法规制问题做一系统、全面的研究和探讨。

关键词：虐待儿童行为；刑法规制；研究

中图分类号：D9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379-（2015）29-0027-03

作者简介：孙靖珈（1993-），女，汉族，河南周口人，郑州大学法学院，在读法律硕士研究生。

21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儿童身心健康发展作为时代性话题之一。然而，伴随而来的是虐待儿童事件的频繁发生，成人对儿童的虐待行为，在无形中影响到儿童的身心健康，无疑给儿童产生巨大的身体创伤和无法抹去的心理阴影，甚至会影响到儿童正确价值观、人生观的形成。尽管我国多数媒体对虐待儿童行为给予了强烈的抨击和指责，立法部门也进行了相关立法规制，但是从虐待儿童事件的发展过程来看，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效。究其原因，国家在虐待儿童行为刑法规制过程中，仅仅将其作为个案，而没有纳入系统、全面的刑法规制过程中。因此，对虐待儿童行为刑法规制的研究和探讨，将是新时代背景下整个社会所面临的重大研究课题，其意义深远而重大。

一、虐待儿童行为的内涵和特征

（一）虐待儿童行为的内涵

20世纪90年代末期，世界卫生组织专门针对虐待儿童行为，颁发了相关保护政策和实施意见，将虐待儿童行为定义为：儿童的赡养、教育、监管主体对儿童做出不利于其身心健康、成长发育、自尊心塑造等潜在或实际行为。通常情况下，虐待儿童行为大致涵盖了身体虐待、心理虐待等行为，虐待儿童行为将会给儿童产生直接或间接性危害。此外，在虐待儿童行为对象界定过程中，国内外相关部门一致认定：未满14周岁的社会公民，均为儿童，纳入虐待儿童行为的对象范畴。

（二）虐待儿童行为的基础特征

首先，虐待儿童行为主体具备多元化特征。通常情况下，虐待儿童行为主体为儿童的直接监护人、赡养人，通过谩骂、侮辱、殴打等行为对儿童进行身心健康的侵害。此外，虐待儿童行为主体为与儿童形成社会关系的特殊群体，比如儿童的教师，教师具有教育和培育儿童的义务，当然也被纳入虐待儿童行为主体范畴之内。近年来的多数虐童案件中，幼儿教师普遍较多。因此，虐待儿童行为主体具备多元化特征。

其次，虐待儿童行为方式的多样性特征。从山西、温岭等地区虐童案件中，我们可以看到，虐童行为主要涵盖了谩骂、殴打、性虐等方式，当然，还有其他有伤害于儿童自尊心、自信心的虐待方式，表现出多样性特征。

第三，虐待儿童行为的频发性特征。通过国内著名的虐童案件中，能够得知，虐待儿童行为具备一定的连贯性和频发性特征，也就是说，相当一部分虐童行为是集中在某一时间段，虐待行为主体对儿童实施连续性虐待。

二、虐待儿童行为刑法规制的现状及问题

（一）虐待儿童行为刑法规制的现状

目前，我国针对虐待儿童行为立法规范过程中，主要通过非刑事法律方式进行规定、限制和约束。其中比较典型的法律条例有《宪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民法》、《婚姻法》、《义务教育法》等，这一系列非刑事法律规制方法，由于过于抽象和复杂，所以表现出一定的概括性和笼统性，并没有专门针对虐待儿童行为提出规制办法，其可操作性不强。基于此背景下，我国相当一部分虐待儿童行为事件，并没有与之完全吻合的刑法规制方法，比如：温岭虐待儿童事件中，司法机关并没有通过专项刑法对涉事者进行刑法丈量。通常情况下，在处理虐待儿童行为事件过程中，司法机关利用故意伤害罪、侮辱罪、寻衅滋事罪、虐待罪等刑法进行规制，这显然不能更好的惩处犯罪分子，也不能更好的确保儿童合法权益得到保障[1]。

（二）虐待儿童行为刑法规制的问题

目前，我国尚没有颁发专门针对虐待儿童行为的刑法，在日常操作过程中，主要通过故意伤害罪、侮辱罪、寻衅滋事罪、虐待罪等刑法进行裁量，这显然不符合虐待儿童行为刑法规制所需，下面将通过对这四类罪名进行阐述，分析其运用于虐待儿童行为案件中的不足和问题。

1.故意伤害罪

首先，故意伤害罪主要定性为对他人身体造成伤害，通常以损害他人身体健康为准则。在刑事法律中，关于故意伤害罪的争议问题较多，部分学者认为，故意伤害罪是对他人身体完整性造成创伤，另外一部分学者认为，故意伤害罪是对他人生理机能造成伤害，导致生理机能作用无法正常发挥；还有一部分学者指出，故意伤害罪是对他人身体外形造成伤害，从而导致身体发生变化，进而造成生理机能创伤。尽管学者们的观点不同，但是在实际司法操作过程中，并没有进行明确的界定，只要是对他人身体完整性、外形、生理机能任何一项造成伤害，均被认定为故意伤害罪。当然，主要以生理机能伤害为止，比如：剪掉他人的头发，虽然对其完整性和外形造成伤害，但是一般不作为故意伤害罪论处。另外，儿童虐待行为还包含了心理创伤，而故意伤害罪一般不包含心理伤害，仅仅包含了身体创伤和生理机能破坏。因此，在对待虐待儿童行为刑法规制过程中，如果单纯采取故意伤害罪进行量刑，显然与实际不符，故意伤害罪均无法对虐待儿童行为起到有效的规制作用。

2.侮辱罪

国家《刑法》中对侮辱罪的定义为：通过暴力等其他非法手段对他人形成事实诽谤、攻击的行为。首先，侮辱罪与虐待儿童行为的侵犯客体有所差别，前者的侵犯客体为公民的名誉、声誉和人格尊严，而后者的侵犯客体为儿童的身心健康权；其次，侮辱罪与虐待儿童行为的侵犯环境不同，前者主要是在公开场合中，对他人造成名誉、尊严损害的行为，后者主要是在家庭、幼儿园、学校、孤儿院等较为封闭的环境条件下，对儿童进行身体损伤或心理创伤[2]。此外，侮辱罪的侵犯主体与被侵犯主体之间的关系较为宽泛，可以是存在监护、抚养、教育关系，也可以是不存在任何社会关系，而虐待儿童行为一般是双方存在一定的社会抚养、教育、监管等关系；第三，侮辱罪与虐待儿童行为的出发点不同，前者主要是对他人声誉、人格、尊严等进行公然诋毁和损害，后者主要是侵害主体为了寻求刺激或者发泄情绪，从而对儿童实施身体伤害或心理创伤。由此可以看出，侮辱罪与虐待儿童行为之间存在本质差异，倘若利用侮辱罪对虐待儿童行为进行刑法规制，显然无法达到预期目的。

3.寻衅滋事罪

从我国《刑法》中对寻衅滋事罪的定义来看，寻衅滋事罪主要为对他人进行恶意谩骂、殴打、恐吓，损害、占用、剥夺他人财物，以及在公共场合寻衅闹事，造成公共秩序混乱的行为。首先，从法益层面来看，寻衅滋事罪危害到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正常秩序，而虐待儿童行为处于特定的范围和空间之内，一般不会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影响，仅仅对儿童身心健康产生影响，侵犯到儿童的合法权益，二者的法益范围不尽相同；其次，从侵害行为来看，寻衅滋事罪主要为在公共场合对他人人身、财物、名誉以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侵害，这种侵犯行为具有一定的社会性和公开性，而虐待儿童行为主要是儿童监护、教育等主体，对儿童身心进行侵害。同时，寻衅滋事罪严重危害到社会公共利益，其随意性和突发性特征较为明显，不能够被社会特定主体所理解，而虐待儿童行为中的部分行为，是由于儿童不听话、违反行为人的意志所导致的身心伤害，能够被社会特定主体所理解。除此之外，一般的寻衅滋事罪仅仅表现在对他人名誉、财物以及社会形象造成影响，而儿童虐待行为不但涉及到对儿童身体的伤害，而且包含了对儿童心理的巨大创伤，二者的行为方式表现截然不同，后者表现更为宽泛。所以，在虐待儿童行为刑法规制过程中，运用寻衅滋事罪予以量刑，显然与实际情况存在较大的出入，并不能起到规制虐待儿童和保护儿童的作用。

4.虐待罪

国家《刑法》中对虐待罪的定义为：家庭成员之间，通过非法、特殊手段给他人造成侵犯的行为。首先，虐待罪的定义范围较为局限，即为家庭成员之间的侵犯行为。也就是说，虐待罪是基于同一家庭之内，行为人之间存在血缘关系、姻亲关系。而虐待儿童行为可以是家庭内部成员，也可以是家庭外部关系。因此，在量刑过程中，如果是儿童的家庭成员对儿童进行虐待，导致儿童身心健康受到损伤，则被认定为虐待罪；反之，如果虐待儿童的行为主体并不是家庭成员，而是外部社会成员，比如：儿童的教师，那么则不符合虐待罪的犯罪特征，所以不能用虐待罪进行量刑；其次，虐待罪作为亲告罪，也就是说，只有受害人提起诉讼，司法部门方可介入处理，否则，司法部门并不会参与其中，而由社会其他组织机构予以调解和裁决[3]。当然，情节特别严重，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检察机构会提起公诉，法院会给予刑法制裁。而虐待儿童行为与之不同，由于儿童并不具备完全刑事、民事能力，也不能通过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所以刑事诉讼需要由法定代理人执行。倘若虐待儿童行为主体为教师等其他外部社会成员，法定代理人可以及时提起诉讼，要求司法部门尽快介入，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反之，如果虐待儿童行为人为家庭成员，也就是儿童的抚养人和监护人，由于生活在同一家庭，极易受到侵犯主体的威胁和恐吓，导致儿童不能得到及时的司法救助，造成事态的进一步扩大，这个时候，如果采取虐待罪方式进行诉讼，显然是无法起到根本性作用。总而言之，虐待罪在虐待儿童行为刑法规制中存在一定的不足与缺陷，无法避免虐待儿童行为的发生。

三、虐待儿童行为刑法规制的完善策略

实践证明，虐待儿童行为将会从一定程度上对儿童身心健康造成巨大创伤，严重危害到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家庭、社会的和谐。所以，虐待儿童行为刑法规制的健全和完善，显得至关重要。目前，我国针对虐待儿童行为刑法规制存在较大的问题和漏洞。笔者将通过以下内容，提出虐待儿童行为刑法规制的完善策略。

（一）进一步扩大虐待罪的适用范围

研究发现，我国虐待罪主要针对处于同一家庭之中成员之间的虐待行为而设置，相当于虐待儿童行为来讲，虐待罪并不完全适用，由于虐待儿童的行为主体并不一定为家庭成员，还有可能为社会其他组织机构成员，比如家庭保姆、幼儿园教师等。基于此，笔者认为，我国相关立法部门需要对虐待罪适用范围进行进一步扩充，将儿童虐待行为所有主体包含进去。唯有此，方可切实保障儿童合法权益，确保儿童身心健康，避免外界主体对儿童产生不利影响。通常来讲，虐待罪指的是对他人基本权利的侵犯，包含了他人的人身权、民主权等，虐待行为主体与被虐待主体处于同一家庭之中，互相之间有血缘、姻亲关系，虐待行为一般发生在家庭内部。所以，可以对虐待罪进行适当的调整，以家庭为界限，家庭内部的虐待行为严格按照虐待罪处罚，家庭外部的虐待行为可以按照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罪、侮辱罪等罪罚处置。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关系的复杂程度日益增大，福利院、孤儿院、幼儿园等机构的存在，使得人们之间产生了一种新的关系，其中：幼儿园教师与儿童之间有了照顾、教育和抚养的关系。基于此背景下，传统的虐待罪并不能完全适用于此。所以，为了从根本上确保儿童身心健康，防止儿童受到他人的虐待，需要对现行的虐待罪适用范围进行必要调整。如此一来，能够从一定程度上对虐待儿童行为起到规制作用。

（二）强化虐待罪惩罚力度

目前，我国《刑法》中明确指出：虐待行为情节恶劣，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管制或拘役。如果为累犯，造成家庭成员重伤或死亡的，处以2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部分学者在对虐待罪处罚程度进行研究，认为普遍处罚程度较轻，造成重伤和死亡的刑法也不足7年，需要增加刑法期限，加大惩罚力度，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理由：一是由于虐待罪刑罚过轻，不能对虐待行为人形成高强震慑作用，虐待行为人的潜在行为意识无法得到根本遏制。比如：温岭虐童案件中，女教师为了发泄私愤、寻求刺激，用胶带缠住儿童嘴巴，并将儿童倒置在垃圾桶中，绑在桌椅上不让其上厕所等虐童行为，给儿童身心健康造成极大创伤。国内近年来虐童案件层出不穷，究其原因，一方面源自人性的泯灭和道德作风的败坏；另一方面与我国虐待儿童行为刑法规制不健全、不完善息息相关[4]。由于对虐童行为主体没有较大的惩罚力度，所以导致案件屡见不鲜，成为社会影响恶劣的大事件；二是虐待罪刑罚过轻，无法确保儿童合法权益得到保障。目前，我国《刑法》中的虐待罪惩处力度并不是很大，主要是考虑到虐待行为主体为家庭成员，为了缓解家庭矛盾，确保家庭成员关系维系下去，只要能够对虐待行为主体起到一定的惩处作用即可。然而，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化新型关系得以出现，幼儿园、孤儿院、福利院等机构的设立，使得机构从业人员与被服务人员之间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关系，这些新型社会关系，并不适用虐待罪范围。所以，国家立法部门需要将新型社会关系中的虐待行为，有效融入到虐待罪范围之内，以此来确保虐待行为主体受到应有的惩罚，切实保障儿童的合法权益；三是虐待罪刑罚效果不明显，处刑时间太短，与其他相关罪名比较，存在一定的冲突。所以，有必要加大虐待罪惩罚力度。

（三）改变虐待罪追诉方式

通常情况下，刑事追诉权追诉方式可以划分为两类：一是自诉追诉方式，二是公诉追诉方式。目前，我国刑事追诉权主要以公诉方式为主，自诉为辅。顾名思义，公诉是由国家检察部门向人民法院提交的诉讼方式，法院核实之后，对相关主体予以审判，并进行相应惩罚。可以看出，公诉权只能由国家检察机关行使，而自诉方式是由被害人、被害人家属、被害人法定代理人等主体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主要状告嫌疑人的罪行。现阶段，我国虐待罪追诉方式为自诉，也就是说，受害人需要自行向法院提起诉讼，检察机关一般不会介入，只有受害人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请，检察机关方可介入。当然，如果虐待行为致使受害人重伤或死亡，在社会上造成一定恶劣影响，检察机关会及时介入，将犯罪嫌疑人公诉至法院，要求法院予以判刑。从虐待罪的自诉方式来看，立法部门的初衷是为了维系家庭和谐，消除不必要的矛盾。由于种种原因，虐待儿童行为得不到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长此以往，势必会给儿童产生巨大的身心创伤，给社会产生不良影响，而通过公诉方式，由检察机关及时介入，能够防止事态的进一步扩大，确保了儿童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本文笔者认为，虐待罪的自诉方式的确不利于儿童虐待行为的规制和防范，存在三个方面的主要问题：一是虐待行为侵害主体通常为家庭内部成员，特别是以儿童为主，由于儿童处于劣势地位，没有健全的民事、刑事能力，所以极易受到虐待和侵害。因此，如果采取自诉方式，儿童显然是不能充分利用自己的权利。倘若是家庭以外人员对儿童实施侵犯，其家人完全可以帮其行使诉讼权利，如果是家庭成员虐待儿童，那么将会产生无人问津的局面，不能得到有关部门的及时制止，最终导致事态的进一步扩大，危及到家庭和睦与社会和谐[5]；二是虐待罪中指出，受害人的家属可以作为其法定代理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然而，在实际虐待儿童案件中，我们能够看出，虐待儿童通常是在较为封闭的环境中，一般外界难以察觉，由此导致虐待儿童行为无法得到根本遏制，儿童没有自诉能力，这就需要检查机关代为行使；三是尽管虐待罪的自诉方式是为了保全家庭，维系家庭关系，但是当虐待儿童行为产生之时，家庭的完整性已经受到破坏，如果检察机关不能够及时介入，那么虐待儿童行为将会更加猖獗，家庭和睦关系荡然无存。所以，将虐待儿童行为诉讼方式由自诉转变为公诉，能够从根本上对虐待儿童行为主体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并且有利于对虐待儿童行为的有效规制。

四、结语

综上所述，儿童作为祖国未来的希望，需要得到社会、家庭、学校等主体的精心呵护，让儿童成长于温馨、舒适、和谐的环境中。然而，实践证明，儿童作为社会弱势群体，其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障。随着虐待儿童事件的不断增多，国家立法部门必须加大相关法律法规体系的健全和完善，专门针对虐待儿童行为，进行刑法规制方案的设定。唯有此，方可从根本上维护儿童合法权益，遏制虐待儿童行为的滋生，为儿童身心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 参 考 文 献 ]

[1]姚献军，张静敏.规制虐童行为之我见[J].人民检察，2013（23）.

[2]何剑.论“虐童”行为的刑法规制[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3（02）.

[3]马冉，乔玲芳等.从国内外立法看虐待儿童防治措施[J].河北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4）.

[4]杨雪非.虐待儿童行为的刑法规制研究[D].华东政法大学，2014.

[5]尹凤.虐待儿童行为的入刑问题研究[D].兰州大学，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