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时代和我们需要的诗

李 勇

我们的时代和我们需要的诗

李 勇

在一个大众已经远离诗歌，同时诗歌也远离了大众——孰先孰后已并不重要——的时代，如何让诗人和大众回到一种正常的状态，是当代诗歌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当然，所谓“正常状态”，可能我们也已经失去了概念，但至少满怀成见的刻意疏远、充满敌意的孤芳自赏和放诞无忌的自我沉沦，都是不正常的。我们并不期望一个诗歌乃至文学的“黄金时代”，但一个文明的时代应该有诗歌和文学的一席之地，最起码基本的敬畏和一定范围（如果不是普遍的的话）的热爱才是正常的，因为我们总要生活在这个世界，总要面对那些只有我们自己才面对的孤独和伤痛，这是文学和诗歌存在的理由。然而，长久以来——大约有二十年之久了吧——我们的诗歌面对这些了吗？我指的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这个民族乃至于我们自己的那些问题？因为如果我们无法改变大众，无法要求人民，我们就只能反思自己，这是我们目前所能做的，也是应该做的。从这个角度看，这三首诗各有其可取之处与不足。

宋晓杰的《中草药》写的是一个异常中国化的物什——中草药。中草药当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物，它只和中国人的生活有关，就像诗中写的，它凝结的“是中国的体贴和甘苦”。从普普通通的一片草、一段根、一块茎，转变成入口入心入血脉的良药，这中间不仅仅是学说与技艺，更是一种世界观、价值观和信仰——这种世界观、价值观和信仰将生命纳入到一个整体的与自然打通的兴衰枯荣的轮回中进行观照，自有东方人的智慧与追求。这智慧与追求应该是作者写作这首诗的隐秘动力之一，但它可能并不是最主要的，因为诗中最活跃的还是“手捧粗瓷大碗”、“亲手试一试、亲口尝一尝”这样的句子，这些句子勾画的并不是抽象的哲学抑或文化，而是一个古老的职业和它的从业者们，他们熟知“草和植物们脾气各异”，他们也继承了古人的“善于攀援和行走”……这些句子让这首诗有了真正的温度。

寂之水的《洗碗工的夜晚》则从标题上便已显示了它的“温度”，它是面对底层的，甚至它本身可能就出自底层。写“洗碗工”并不新奇，作为文学形象的“洗碗工”和我们所熟知的在文学大师笔下曾出现过的“包身工”、“人力车夫”是一样的。但把他们排成一个这样的序列，并不能帮助我们理解这首诗的独特性，这些独特性暗含在这些词语里：“十年前”、“小县城”、“妈妈”等。这是一个人的成长史，这是一段流浪的、颠沛流离的历史，这历史是属于诗人自己的——当然某种程度上也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这是该诗的独特性。也即，它是叙事的，而不仅仅是抒情，这让它显得有些醒目。但是恰恰又是在这一点上似乎它又是不足的——除了“手上的红肿”、“番薯”之外，它似乎还可以挖掘更多，从而将这样一个并不新鲜的题材，甚至它背后一种被滥用了的情感，更为具体化、更为充分地表现和演绎出来。

杨晓芸的《就像两条鱼》和前两首诗相比，题材面显然要更为狭窄、更为个人化一些。写几乎无人不写的“爱情”本来就不占优势，哪怕从这首诗歌的意象、结构都能看出写作者一定的匠心，但把三首诗放在一起比较来看的话，这首诗的取材，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做是它的长处的精致和细微，都给它帮了倒忙。文学中的爱情，即便再伟大，如果仅仅是两个人的事情，哪怕是“爱得近乎于死”，也是无济于事的，它至多只是触动了我们惯于被触动的那根神经而已。这首诗中流淌的那种旁若无人的慵懒、自我的气质，是我们曾经的一个时代所倾心向往的，但恰恰是它应该为今天的诗歌现状负责。当然，这并不是说这样的诗不好，而是说对时代而言仅仅是这样的诗，对诗人而言仅仅写这样的诗——是不够的。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