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五四新文化再探

以学识、史识、胆识切入胡适与学衡派、五四新文化的关系，作者王富仁指出，胡适的白话文革新的主张不是从其所接受的固有学术传统中形成的，而是在他对中国现实社会文化的不满中产生的，是在他改革中国现实社会文化现状的内心愿望中孕育成熟的，这使他的白话文革新的主张具有一种“史识”的性质，并且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上具体表现为一种个人的“胆识”。对于学衡派的吴宓、梅光迪、胡先啸，他们立足于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一种西方文化背景上产生的“学识”，来否定胡适的白话文改革主张，做的只是一些无用功。胡适的这种“胆识”，与陈独秀的思想革命的主张、蔡元培兼容并包的教育思想、鲁迅的立人思想和对新文学的追求、周作人的文艺思想等等，发生的是相互引爆的关系，从而共同促生了中国的新文化与中国的新文学。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取得初步胜利之后，胡适就将之纳入他在美国留学时的“学识”基础上来阐释，这明显扭曲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性质和意义。“五四”新文化、新文学的性质和意义就当从这些革新家的“胆识”的意义上来理解、来阐释。而在“新青年”团体解散后，直接走到中国文化前台来的是由两部分人构成的“胡适派”：一是以《现代评论》等为基础联合起来的一批有英美留学背景的知识分子，二是在“整理国故”的旗帜下进入学术界的胡适在北京大学的学生。“胡适派”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现代学院学术体系的正式建立。

（摘编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从刊》2014年第8期、《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

《社会科学实践》2014年第11期，作者：王富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