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平伯“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解

袁一丹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不久，俞平伯以为“目前南去并不明智，南方局势亦不平静”，“而且对人们说来，北平在不久的将来将是最安全处”，劝老友朱自清等待、观察一段时间。其任教的清华大学迁往长沙，同人纷纷南下，他正值轮休，便以侍奉双亲为由留居北平。一九三八年夏，休假期满，俞平伯收到西南联大蒙自分校寄来的聘书，又以父母年事已高，自己体弱多病为由婉拒，同年受聘于私立中国大学。一九三九年元旦遭狙击后，周作人准备接受伪北大的任职，想把他在燕京大学的教席让渡给俞平伯，俞婉言推辞。

沦陷时期俞平伯虽然没有出任伪职，在公开发行的文艺刊物上却不时可以见到他的名字，如柳龙光主持的《华北作家月报》，周作人挂名的《艺文杂志》，沈启无编辑的《文学集刊》及背靠汪伪政权、由龙榆生组稿的《同声月刊》等。但其发表的几乎都是纯文艺或考证性的札记，如《杜陵自比稷契申杜臆说》、《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解》、《左传震夷伯之庙一条非左氏旧文说》、《音乐悦乐同音说》、《词曲同异浅说》等。这些多半“不含政治色彩”的自娱之作，有的却可读出作者的心事怀抱，仅以《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解》为例。

一九四二年春，隶属于武德报社，有日伪背景的《万人文库》旬刊向俞平伯约稿，其《文园》专刊的编辑登门拜访，俞氏赠以考据之作《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解》 （《辛巳文录初集》）。“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出自《论语·宪问篇》，所谓“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人矣”。何晏《论语集解》引孔安国对此句的解释，称“久要旧约也，平日犹少时”，将“久要”理解为往日的约定。朱熹《集注》依从孔注对“久要”之解，仅把“平生”改释为“平日”。

按朱熹的说法，“久要”果为“旧约”，则与“平生之言”文义重复，俞平伯指出此句之疑点不在“平生”而在“久要”。受江绍原的启发，他引扬雄《法言·问明篇》中蜀庄“不作苟见，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与《论语》此处比勘，以为句式相似，不妨将“久幽”看作“久要”之注脚。“久幽”之“幽”，《法言》释作“沉冥”，俞平伯解为离群索居之义，并举“苏武之抗节异域”为例。“不改其操”则与“平生之言”相对，在内为操守，向外发为言辞，操守居常不变，言辞而冠以“平生”，在他看来，“皆平居暇日所养而验诸仓卒者也”，验而不应，怎可谓之“成人”？

俞平伯将他对“久要”一句之新解求正于其父，俞陛云赞同以“久幽”释“久要”的读法，但以为将“久幽”释为离群索居，仍不免被孔注“旧约”二字所缚。《论语》这三句乃“明修身行己之大端，非关于朋友间之要约信誓”。同样用《法言》与《论语》对勘，俞陛云着眼于句子间的结构关系而非字词之对应：“三句似平实侧，却分宾主”。换言之，“见利思义”与“见危授命”为并列关系，“久要”一句为前两事之实践，所谓“平生之言”，即指上文之“见利思义”、“见危授命”。同理，《法言》之“不改其操”即落实在“不作苟见”、“不治苟得”上。两书勘合，词例相同，不然泛说“平生之言”，则没有用力处。

俞平伯以《法言》释《论语》，反驳孔注“旧约”之说，训诂学者杨树达则试图从《论语》中寻求内证来解释“久要”二字（《论语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解》，《积微居小学述林》）。其据《论语·里仁篇》“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一句，谓“要”与“约”同，“久要”即“久处约”也，“约”乃穷困而非期约之义，故“久要”一句应释为“虽久居困约而能不忘其平日之诺言”。

杨树达自认为以《论语》释《论语》比俞平伯之读法更为直截了当。且不论谁的解释更贴近原义，杨树达之“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解”是单纯的训诂考证，与具体的历史情境无关，而俞平伯的考据文章中却暗藏着他的心事怀抱，其对“久要”二字的新解与他沦陷时期的生存处境及随时可能面临的胁迫有关，所以应当将落在纸上的繁琐考证与此文发挥的社会功能—言志同时也是婉拒—合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