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创新的“苗圃”与“时间窗口”：福建自贸区的集聚、辐射、联动效应

1.福建省委党校　.福州大学　程　宇　陈晓芳

制度创新的“苗圃”与“时间窗口”：福建自贸区的集聚、辐射、联动效应

1.福建省委党校2.福州大学程宇1.2陈晓芳2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支持福建发展的力度逐渐加大，在批准福建自贸区建设之前，相继颁布实施了《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规划》、《平潭综合实验区总体发展规划》、《厦门市深化两岸交流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福建海峡蓝色经济试验区发展规划》，《关于支持福建省深入实施生态省战略加快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的若干意见》等支持福建科学发展跨越发展的一系列政策。要更好更快推进福建自贸区建设取得成效，必须综合用好中央、国务院赋予的政策红利，把自贸区的制度创新与国务院赋予我省的其他优惠政策对接起来，切实发挥政策的叠加效应。同时，把自贸区的制度创新与国务院赋予福建各地的政策相对接，最大限度发挥政策溢出效应。为实现福建科学发展跨越发展、促进两岸经济深度融合、深度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多做贡献。

1　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战略与福建制度改革的演进

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试点，正开启中国新一轮制度创新的“时间窗口”。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必须完整理解和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是两句话组成的一个整体，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们的方向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既重视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不断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

从历史经验看，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每一轮增长周期都与制度改革相关。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基本上经历了3个10年左右的经济增长周期，即1979年～1990年、1991年～2000 年，2001年～2013年。而考察这三轮经济增长周期背后，制度红利是重要因素（见图1）。1978 年十一届三中确立了改革开放政策，从1979年开始，改革开放政策逐步落地，建立经济特区、确立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全面所有制企业改革等政策极大地释放了经济活力。1992 年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国企改革加快、财税金融和外贸体制改革逐步开展，民营经济快速发展，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而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则是这一轮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入世给了我国充分利用了自己劳动力低成本优势，积极发展出口加工业务获得经济增长的机会。

图1　1978年来三轮大的制度红利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福建的实践，福建充分发挥自身各种优势，实施更加开放的沿海经济发展战略和制度改革，在实现经济实力迅速增强的同时，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和开拓创新的精神，大力推进制度改革和创新，经济发展效益明显提高。

改革尝试在特区先行是中国政府惯用的方式：为了防止改革给全社会带来意料之外的冲击，从 1979 年开始所有重大事项的改革都从特区试点开始，比如说，1980 年中国成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大经济特区，拉起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1988 年成立海南特区；2010 年成立喀什特区，2011年成立霍尔果斯特区；其他专项特区还包括温州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以及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产业区，在这些特区基本都进行了多方面改革的尝试。预计在将来的福建自贸区，行政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以及金融改革均将推开。

表1　改革开放以来主要特区试点

21世纪以来，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是在福建建设现代市场经济的形势下、在新世纪福建经济发展遇到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的时候、在台湾产业与资本不断向大陆转移的背景下，福建省委谋划海峡西岸新一轮发展的战略举措，这一战略的提出必将加快福建现代市场经济的建设。围绕“建立现代市场经济”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勇于突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深化市场取向的改革，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体制改革着力推进“三个转变”，即从微观领域改革为主转向微观改革与宏观改革并举，从单纯的经济体制改革转向经济改革与社会事业改革统筹考虑，从注重微观效率的提高转向效率与公平协调发展，努力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紧密结合“建立现代市场经济”进行对外开放：面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新形势，面对建立现代市场经济的新任务，福建提出要在更大范围内和更深程度上参与国际国内经济合作与竞争，更加密切地与台港澳侨进行合作和交流，使开放型经济发展迈上新的台阶，推动现代市场经济的建设；进一步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进一步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进一步发展科技、教育、文化事业，加快现代市场经济建设：加快科教兴省步伐，进一步增强科技教育文化综合实力，为加快现代市场经济建设创造条件。更进一步加强民主法制建设，推动现代市场经济的建设。

表2　福建省改革开放以来的主要制度演进

图2　1978年～2014年福建GDP

2　自贸区是制度创新的“苗圃”和重要“时间窗口”

在深改组第六次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强调，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在推进现有试点基础上，选择若干具备条件的地方发展自由贸易园（港）区。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取得的经验，是我们在这块试验田上试验培育出的种子，要把这些种子在更大范围内播种扩散，尽快开花结果，对试验取得的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能在其他地区推广的要尽快推广，能在全国推广的要推广到全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求，自贸区建设就是要建成制度创新的高地，做到可复制可推广，而不是政策洼地，要建苗圃而不是做盆景。

整体来看，建立福建自贸区是我国深化改革开放、促进区域经济转型升级、促进闽台深度融合，以应对国际和区域经济体系变革的制度创新。是“外在性变化促使潜在利润或外部利润形成，进而导致制度创新”［1］的结果，是马克思关于生产力推动制度变革”［2］的具体体现。

自贸区以“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为突破口，推进综合监管制度创新、投资管理制度创新、贸易监管制度创新、金融制度创新，进而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探索管理模式创新、扩大服务业开放、深化金融领域开放的战略举措；是以开放促发展、促改革、促创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推进可持续发展，获取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的战略试验；是破除现有体制机制障碍，构建新的制度框架，形成以制度创新拓展开放层次，提升投资贸易便利化水平，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升级的重大战略部署。

自贸区探索试验的核心，在于以改革与开放的协同创新构建与经济全球化最新发展趋势相兼容的开放型经济体制，从而以发展的新超越实现经济强国的发展目标。协同性、兼容性与超越性体现了新阶段上开放型经济体制建设的道路、目标与意义。

自贸区定位的核心是“试验”，试验的意义就在于成功后全面推广。可推广、可复制是对自贸区试验的根本要求。这一定位决定了自贸区制度安排的一系列特点。试验性也决定了自贸区的推进方式，其原则是先行先试、风险可控、分步推进、逐步完善，在改革与开放的互动中形成全国可复制的制度框架。

与上海等地设立的自贸区相似的是，福建自贸区也具有以开放促改革的深刻意义；与上海等地设立的自贸区不同的是，福建自贸区还具有促进海峡两岸融合奠定两岸统一基础的国家战略意义。习近平主席曾将福建开放上升到“服务全国发展大局和祖国统一大业”的战略高度，福建自贸区计划将在以下几个方面紧扣国家战略：以开放促改革，服务国家对台战略。《中共福建省委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决议》指出，全会的主要任务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对福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中央支持福建进一步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研究部署在新的起点上加快福建省科学发展跨越发展和加快改革开放，推动福建经济综合实力迈上一个新台阶。全会明确了今后几年福建的经济发展目标，增长速度要保持在10%左右，力争2018年前后全省经济综合实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进一步转变发展方式，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大力推动闽台经济全面对接。

福建自贸区建设具有以对外开放促对内改革的深刻意义。从2013年以来上海等地自贸区的设立，是顺应全球经贸发展新趋势，更加积极主动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自贸区推出的背景是：国际层面，中国面临“二次入世”风险：美欧等经济体正积极磋商美欧自贸区谈判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这两大自贸区都不包括中国，面对未来世界贸易规则、格局的可能改变，中国将面临严峻的“二次入世”危险。国内层面，中国经济处于换挡关口：在国际需求复苏缓慢及劳动力成本升高导致产业转移的背景下，出口导向型的发展已经行不通，且国内市场经济效率仍较低，需要通过以开放倒逼改革来谋出路。

3　福建自贸区的集聚、辐射、联动效应

3.1集聚效应

随着贸易、物流、出口加工等各种产业主题功能的逐步完善和在空间上集中产生的经济效果，自贸区将对福建相关产业的经济发展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首先，由于产业群的集中将给区域经济活动主体带来分工与专业化的影响，它将与某种产品的生产相关的上下游企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关联的产业链并通过市场对资源进行有效的配置与整合；其次，产业集聚将导致经济规模增加从而给区域经济活动主体带来经济效应。如伴随着不断扩大的生产规模，劳动分工的专业化、生产线的作业能力及个体技术水平都将随之提升，从而企业的生产力得到提高；企业规模的壮大，广告宣传、产品运输等活动也将规模化，那么销售费用的摊销将得到降低；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管理功能得到规范化，从而管理水平随之提高。这一切都会形成规模经济效应。再次，产业集聚将形成共享的劳动力市场，形成劳动力蓄水池。克鲁格曼在他的《地理和贸易》中将此现象总结为以下三点：第一，产业集聚区中所存在的共享劳动力市场降低了企业与劳动者双方的搜寻成本。同产业的大量企业的空间集聚为劳动力节省了就业前的搜寻成本和就业前、就业中的交通成本；同时，人口的集聚尤其是熟练劳动力的集聚，降低了企业寻找熟练劳动力的信息搜寻成本、交通成本和劳动力的培训成本。第二，产业集聚区中大量集中的企业以及相伴而生的具有专门劳动技能的“劳动池”，提高了劳动力市场本身的效率，促进劳动力在集聚区内的流动，降低了企业用工和劳动力寻找工作中由于劳动力需求与供给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第三，共享的劳动力市场可以使企业和劳动者都获得递增效益，对于企业而言即使劳动力市场没有出清，厂商从“好时光”时支付的低工资中获得的收益，超过了从“坏时光”时支付的高工资中所遭受的损失，也能从劳动共享中获得收益，同时，工人也可以相对于非产业集聚区的较低失业率和较高的平均工资中获益［3］。因此无论是企业还是劳动者都倾向于已有的产业集聚区，这种倾向又进一步推动了产业集聚的深化。最后，产业集聚将增大市场需求。产业集聚带动了大量人口向中心区域集中，产生了多样化、多层次的市场需求，主要表现为消费者个体的需求和企业为了保证生产和再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劳动力、能源和相关设备的需求，新派生或新诱发的各种需求又会进一步拉动城市商贸、金融保险、房地产、交通运输、餐饮娱乐、信息和商业服务等服务业的发展。与自贸区相关产业的繁荣还会刺激、引领其他非相关产业的集聚，产生二次乘数效应。

自贸区所体现的集聚效应突出表现为外资服务业在政府政策的号召引导下实现颇具一定规模的集聚区，而外资企业的加入在一定条件下又能够促进区域集聚的形成。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增加资本要素，扩大集聚区的规模。随着外资的进入，集聚区可能出现的资金短缺问题将得到有效缓解。同时，跨国企业在集聚区设立公司，使得集聚区企业的数量、规模、类型增加，从而进一步扩大集聚区的规模。

（2）扩大就业渠道，增加就业容量。外资的进入，在扩大集聚区规模的基础上还能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且能够吸引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入，尤其是自贸区发展所需要的高技术、高素质人才。

（3）推动技术创新，提高集聚区竞争力。

（4）开拓海外市场，提高知名度。由于外资通常情况下是向母国或第三方国家提供服务或产品，因此外资企业较国内企业的优势在于更有利于集聚区海外市场的开拓，同时还可增强与海外市场沟通交流，提高知名度。

随着物流、贸易、金融、专业服务等外资服务业进入到自贸区，其他外来资本也会采取跟进策略，形成外援型服务业集聚。同时，外来资本的加入促进了与外部环境的交流，企业之间的合作得到有效强化。

图3　自贸区内服务业外资与服务业集聚互动机制［4］

3.2辐射效应

辐射效应是指所有临近核心区域的城市和地区，随着经济扩张，核心区域的基础设施以及经济环境的逐渐改善，从核心区得到有利于自身发展的资金、技术、信息、人才、教育等。表现为核心区城市为周边城市和地区提供商品和服务的能力。这些受到核心区域辐射影响的区域会与核心区域产生一定的经济关联，并被核心区域的这种经济辐射所吸引。20 世纪中期，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Francois Perroux，1955）提出了增长极理论。佩鲁认为经济增长并不会同时出现在所有地方，也不会在每个领域按照相同速度均衡增长。相反，某些具备一定优势的主导产业部门、企业或城市会形成一种资本与技术高度集中、具有规模经济效应，并对周边区域产生强大辐射带动作用的增长极（growth pole）。这些增长极不仅能实现自身的快速增长，而且能通过乘数效应或其它渠道向外扩散，推动其它部门或区域的增长，从而对整个经济产生重大影响。根据增长极理论，中心城市是周围地区经济增长的动力源，通过向周围地区的创新扩散、信息传播和产业关联效应等带动周围地区的经济发展，是该区域内低一级城镇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辐射效应正是通过产业结构的升级、产业链的延长、产业规模的扩张来实现增长极化效应，其中产业规模、产业结构的发展必然推动整体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

自贸区作为高度开放的自由贸易区域，是一个很大的资源配置中心，拥有高效的资本、土地、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有高效的与这些生产要素相关联的金融、教育、科技、信息和其他服务业等。自贸区通过推进服务业开放，扩大金融服务、航运服务、商贸服务、专业服务、文化服务以及社会服务领域的开放程度，可有效推动周边区域经济的迅速发展，对周边区域的经济将产生巨大的辐射效应，为周边区域经济的增长带来显著的福利增长。

正如尤权书记所说，“自贸园区范围不可能覆盖全省，但自贸园区效应可以辐射到全省。未列入自贸园区范围的地市要不等不靠，大胆借鉴自贸园区创新举措，主动承接自贸园区政策外溢、辐射带动，形成区内区外联动发展局面。”福建自贸区可通过探索前店后厂、前库后店等多种形式，辐射带动整个产业，形成区内、区外联动发展的局面。一般而言，自贸区的辐射效应表现为对所在城市和腹地的辐射。

3.2.1对所在城市的辐射效应

自贸区与港口有关的产业活动以贸易和物流为核心，具有较高的国际化程度。从投资角度来看，这些产业可派生出系列新兴产业活动，通过前向关联效应和后向关联效应惠及上下游产业，吸引大量投资，带动所在城市的经济发展。从需求角度来看，这些产业能带动引致需求的出现，促进金融业、航运业、商贸、文化产业等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这一过程循环往复，增加了城市经济发展的活力，带动所在城市的产业螺旋式上升。同时，社会资本外溢。自由贸易区具有先进的科技、人才和管理体制，形成了成熟的市场经济增长体制，拥有大量外商投资。自贸区的“创新性”特征发挥外溢作用，加速了所在城市的国际化和市场化进程。

3.2.2自贸区对腹地的辐射效应

经济腹地是一个与经济中心或中心城市相对应的概念。其内涵是经济中心的吸收和辐射能力能够达到并能促进其经济发展的地域范围。如果没有经济腹地，经济中心也就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基础，而没有经济腹地，也就无所谓经济中心，二者相互赖以生存。无论从功能定位还是产业选择等角度分析，自贸区对腹地经济的发展将起到有效促进作用。成思危（2003）［5］指出，自由贸易区的贸易空间、物流体系、出口加工环境、先进管理与技术对腹地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首都空港自由贸易区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2013）［6］总结了首都空港自由贸易区的溢出效应，包括产出溢出、就业溢出、税收溢出、技术溢出和信息溢出五个方面，可形成区域综合竞争力，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本文认为自贸区对腹地的辐射效应具体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先进经验提供了示范效应。自由贸易区集先进的科技、知识、人才、管理于一体，为腹地展现了良好的发展模式，腹地的市场主体可从自贸区中通过“学习效应”得到吸收和实践，提升腹地经济的发展质量。

第二，物流体系提供了便利条件。从出口角度看，自贸区完善的物流功能实现了腹地物资的仓储和运输便利化，打开了接近世界市场的通道，提高了出口效率。从进口角度看，使得进口产品更容易满足腹地经济发展的需求。

第三，信息传递提供了贸易机遇。世界商贸信息在自由贸易区的传播极具深度和广度，为腹地企业得到优质商机提供了平台，激励腹地企业向世界市场迈进，并由此完善了腹地的产业链条，优化了腹地的产业结构。

第四，出口加工提供了优良环境。自由贸易区凭借其出口加工高级化的优势地位，为腹地的初级产品提供了加工场地，提高了出口创汇的规模和能力。

（1）资本流动。从区域资金流动的效应分析，区域资金流动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资金在各地区的变化必引起地区经济发展的变化。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特征与中国区域资金流动的差异特征基本上相符，资金流动的区域化差异能够较好地解释区域经济的差异。中国资金流动的区域差异更主要的表现在各区域内部的差异上。一般来说，中心城市的资金比较充裕，同时具备对外投资的动力，这为需要资金支持的周边城市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

（2）技术扩散。技术扩散是指区域中心城市的开发能力通过消费、生产等方式为周边欠发达地区或其它区域使用、吸收、复制和改进的过程。技术扩散主要通过人员流动、技术转让、示范与学习等途径来实现。在经济辐射过程中，由于中心城市具有最强的科技水平和创新环境，技术供给相对充分，技术往往由中心城市流向周边城市。技术扩散可以促使其它地区吸收知识存量，加速其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产生技术上的“赶超效应”，进而实现整个区域的科技进步，加快区域经济增长。

（3）人才流动。作为生产领域的高级劳动者，人才的流动对区域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一般意义上的人才流动就是指在一定的劳动力市场上，为获得更高的劳动报酬而产生的人才自然位置和社会位置的变动，其目的是为了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普遍存在的情况是落后地区的人才流向发达地区，这是因为发达地区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收入。通过这种流动，落后地区的人才能够得到更多学习机会，从而获取先进的知识和技术。发达地区所提供的机会和平台，同样体现了发达地区对于区域内的经济辐射效应。

（4）产业扩散。产业扩散是指产业从经济发展水平高、产业发展成熟的地区转移到经济发展水平低、产业发展滞后的地区。产业扩散作为中观层面上核心城市发挥辐射带动作用而产生的动态结果，包含了上述三种要素的流动。产业扩散由产品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对技术和市场的不同要求所决定。一般来说，新产品和新技术会首先在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产生，随着技术的成熟而向其它欠发达地区转移。产业扩散往往先从边际产业开始，即从中心城市内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而对方城市具有显在或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开始。

3.3联动效应

联动效应（coupling effects），也称为互动效应、耦合效应。在经济地理学中，往往把经济体中两个或以上的主体通过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从而联合起来产生增力的现象，称之为联动效应。福建自贸区的联动效应突出表现与海峡东岸的台湾进行深度合作与深层联动，产生区域协同合力。

新中国成立以后，因为特殊的历史原因，祖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的正常民间交流一度中断，海峡两岸甚至长期处于敌对状态。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提出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为实现祖国统一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解决途径和实现方式。1987 年底，长达 38 年之久的两岸同胞隔绝状态被打破，两岸经贸文化交流、人员往来不断扩大，台商在大陆投资和两岸贸易大幅增长，两岸经济初步形成了互补互利局面。2008年12月 31 日，胡锦涛同志发表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六点意见”，丰富和发展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成了一个既稳定连贯，又与时俱进、灵活务实的对台政策体系。

习近平主席将福建开放上升到“服务全国发展大局和祖国统一大业”的战略高度：“悠悠万事，统一为大。”2000 年时任福建省省长习近平曾如此表示。在闽工作 17 年，习近平主席对福建有更特殊的感情，福建开放有望开启对台战略新篇章。2010 年习近平指出：“支持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希望福建选准切实可为的事情，进一步发挥独特优势，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大力推进平潭岛开放开发等一系列工作，在服务全国发展大局和祖国统一大业中发挥更大作用。”2011年习近平再次表示：“由于福建经济区的区位，面对着台湾，在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他还被中央寄予了更高的期待，那就是要在开拓两岸关系发展上充当桥头堡和纽带作用，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潮流下，不断探索对台经济联合的新模式，通过经济的纽带，取到促进两岸互利共荣的特殊作用，为中华民族的大团结，担负更多的责任。”

国家领导人的战略性眼光和前瞻性论述为开启两地自贸区-自由经济示范区的有效联动提供指导。2013年8月，台湾经济示范自由区正式登场。其旨在透过推动自由经济示范区，放宽岛内市场投资限制、调适相关法规，营造良好投资环境，并藉以创造台湾地区参与区域经济整合。福建自贸区的联动具有突出的意义。

3.3.1福建自贸区建设有利于促进两岸经贸合作

自贸区的建设有助于深化两岸经贸合作：两岸可以携手抓紧合作，在扩大开放上迈出更大的一步。另外，在福建-台湾经贸合作中，两岸互补性比较大。从区位优势看，福建最有条件对接台湾。福建经济发达，与台湾的来往比较密切，在建设自贸区上条件具备。

建设海峡西岸自贸区，两岸在创造共赢方面有了更多的机会。当前，大陆是台湾投资最大目的地。如加上台商经第三地的转投资，大陆累计实际使用台资已超过 1000 亿美元，大陆是台湾投资的最大目的地。台商现约四分之三的海外投资集中在大陆，大陆也已成为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长期进行产业研究的台湾拓璞产业研究所所长张光平指出，台湾业界非常期待与大陆合作开拓市场。两岸应放宽人流和资金流管制，两岸从生产制造合作转向研发合作，技术转移，相互投资培养新企业，发展新产品和服务。

3.3.2福建自贸区有助于促进两岸的进出口贸易和直接投资

自贸区的设立同样将有助于两岸贸易和投资更加便捷化，助推两岸企业的发展。自由贸易区，相当于扩大了本国、本地区市场的规模，在整个自由贸易区内企业都享有国民待遇，无论进出口还是投资都能得到巨大的便利。根据关税同盟理论，企业将获得更廉价的生产资料，更广阔的消费市场，从而实现更大利润；并且在扩大生产规模的过程中，实现规模经济。2010 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全面启动。如果祖国大陆和台湾能够建成海峡两岸自贸区，两岸之间的贸易和投资也将像中国与东盟之间一样便利，甚至比后者更加便利，生产要素将在两岸之间实现最优配置，两岸企业可以从中获得巨大的发展机遇。

3.3.3福建自贸区建设有利于两岸经济社会的深度融合

最重要的是，加强两岸贸易往来，鼓励两岸企业相互投资，增进两岸的民间文化交流，加深两岸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对彼此的认同感，所有这些都是维护国家统一的重要保障。福建自贸区建立后，将有利于加强与台湾的融合，为促进国家统一奠定坚实的基础。

［1］ ［美］道格拉斯·诺斯.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1994.

［2］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 ［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4.

［3］ 保罗·克鲁格曼.地理和贸易（中译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4］ 上海财经大学自由贸易区研究院.赢在自贸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5］ 成思危. 从保税区到自由贸易区：中国保稅区的改革与发展［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3.

［6］ 《首都空港自由贸易区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 空港自由贸易区理论与实践探索［M］.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