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血战台儿庄》的幕后故事

孟伟君

1965年，李宗仁先生从海外归来，周恩来总理亲自到机场迎接，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的欢迎宴会。席间，周恩来对应邀出席宴会的著名电影导演成荫说：“今天李先生从海外回来，我看他有两件事今后可以拍电影——一个是1938年李先生指挥国民党杂牌军在徐州会战中的台儿庄大捷，一个就是今天李先生归根。”

1938年3月16日，日军第二集团军向山东滕县发动进攻，台儿庄战役就此拉开序幕。3月下旬，北路日军与中国军队在台儿庄外围展开激战。这时，守卫津浦线一带的是以李宗仁为司令长官的国民党第五战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奉命前往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

当时，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派，从延安来到武汉，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授中将军衔。临赴徐州前，白崇禧邀周恩来到其寓所相谈，请教对敌作战的指导方针。他之所以萌生此念，是因为坐镇山西的阎锡山给了他很大启发。早在半年前，日军重兵压境，雁北13个县失守，八路军挺进敌后，有力支持了山西的抗战。周恩来为阎锡山分析形势：“虽然目前是敌强我弱，可是打下去，必然是日军一天天弱下去，我方一天天强大起来。”阎锡山颇受启发，遂请周恩来为他制订第二战区的作战计划。胸有成竹的周恩来仅用一天时间就把作战计划写好了。阎锡山看后很是钦佩，连说：“写得这么好、这么快啊！如能这样打，中国必胜！”后来他对白崇禧赞道：“周恩来的确是个大人才！”

暴风雨之夜，身负国共合作使命的周恩来驱车准时赶到白崇禧处。两人促膝长谈，深入分析了目前战况。周恩来用坚定的眼神看着白崇禧说：“日军现在是调集精锐部队分进合击，这就需要我们避其锋芒，机动灵活地消灭它。我建议，在津浦线南段，由张云逸的新四军第四支队协同李品仙、廖磊两个集团军，实施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联合行动，牢牢地钳制住敌人，使它不敢贸然北上支援南下的日军。而在徐州以北，又必须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守点打援。这样，便可达到各个击破、出奇制胜的目的。”

“周将军言之有理！”后来，在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过程中，白崇禧基本上遵循了周恩来提出的方针。

白崇禧离开武汉后，周恩来又派八路军总指挥部参谋、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做统战工作的张爱萍去见李宗仁，劝他在济南以南、徐州以北阻击日军，同日军打一仗。张爱萍向李宗仁转达了周恩来的三点意见：一是日军占领济南后，几乎是长驱直入，然而骄兵必败，且孤军深入；二是徐州以北地形很好，台儿庄一带都是山区，对我有利；三是广西军队是有战斗力的，北边又有八路军在战略上的配合。集中兵力打一个大仗，既可给日军一次沉重的打击，又可提高广西军队在民众和国民党军队中的威信。李宗仁一直在沉思，听到最后非常感动，表示周恩来的意见很好，并要张爱萍转达他对周恩来的钦佩之意。

1938年3月24日，日军在空中火力支援下，向台儿庄发起猛攻，与中国守军展开激战。4月3日，中国军队向进占台儿庄的日军发起反击，双方展开街垒战。4月6日晚，中国军队发起全线攻击。战至7日凌晨，除一部分日军突围外，其余全部被歼，共计1万余人。历时近半个月的台儿庄会战，中国军队付出了巨大牺牲，参战部队共4.6万人，伤亡失踪7500人。但台儿庄大捷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气焰，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坚持抗战的必胜信心。

1985年，适逢抗战胜利40周年，广西电影制片厂将闻名中外的台儿庄会战搬上银幕，向世人展示了一幅振奋民族精神的历史画卷，令人耳目一新、为之震撼。

史诗巨片《血战台儿庄》的上映，应该说是抗日影片在题材领域的一个突破。而这一突破，源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路线。

1984年12月11日，作曲家杨少毅任职广西电影制片厂第一副厂长、党委副书记，主管艺术和生产。他与文学部主任陈敦德意识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坚持的路线，不仅仅是国家命运变化的新起点，也必然成为电影事业发展变化的新起点。所以，当陈敦德推荐《血战台儿庄》这个剧本时，杨少毅简直激动不已。

《血战台儿庄》的编剧是两位年轻人——田军利和费林军。剧本起初发表在《八一电影》杂志上，却三年无人问津。1985年3月，陈敦德在北京见到两位编剧，用当时的高价——3000元买走了剧本，随后，又从八一电影制片厂“借”来杨光远出任导演。杨光远是位集导演与摄影于一身的著名电影艺术家，由他担任摄影的《归心似箭》《花枝俏》《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以及他导演兼摄影的《再生之地》《老板哥和电妹子》等影片，都给广大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1985年5月初，田军利和费林军带着剧本第六稿来到南宁。最初的剧本主要写的是张自忠。张自忠的事迹戏剧性强，而且他没打过内战，审查容易通过。经陈敦德提议，剧本改为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为主线，并把写人物的命运转变为表现整个事件的背景、过程与结果的纪实性风格，使影片具有宏大的历史感。同年7月，导演杨光远来到南宁，对编剧提出影片不用闪回，要按时间顺序前进的要求，其用意就是为了突出历史的真实性，强调影片的纪实风格，通过事件本身的生动、感人、真实，突出银幕的冲击力量。这一构想，对未来影片的基调产生了重大影响。

可能出现的情况还是出现了。影片还未投拍，争议已起：“共产党怎么能去表现国民党抗日？而且还打了胜仗？”“我军三大战役还没拍完，怎么能先拍国民党抗日？”也有人担心：“拍这样的影片不仅经济上冒风险，政治上恐怕也难通过。”

11月1日，电影局石方禹局长在北京京西宾馆主持召开《血战台儿庄》剧本座谈会。中宣部、文化部、军事科学院等部门的一些负责人、专家，全国政协副主席程思远先生以及郑洞国、覃异之等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应邀出席座谈会。程思远在会上言简意赅：“未来的这部影片，将拍出两个高大的形象：一个是在银幕上拍出国民党官兵当年抗战的形象；另一个是在银幕后中国共产党人胸怀博大、高瞻远瞩、实事求是的形象。”

当时，适逢80岁高龄的荷兰著名电影导演伊文思访华。听说有个关于台儿庄会战的剧本座谈会，他刚下飞机就要求参加会议。伊文思向主创人员介绍了自己47年前在台儿庄的情况：他从西班牙前线来到中国，在武汉见到了周恩来。台儿庄战事接近尾声时，他和爱泼斯坦等外国记者一起探访台儿庄，用摄像机为中国抗战留下了宝贵史料。此后，他把在台儿庄会战中拍摄到的镜头编到纪录片《四万万同胞》里，在世界各地放映。《血战台儿庄》中诸如“人梯渡桥”“运河鏖战”等许多动人场景，都取材于这部纪录片中的真实镜头。

经过多方研讨，前前后后17次修改剧本之后，《血战台儿庄》终于投拍。

作为两国军队的残酷争斗和两个民族意志的顽强较量，台儿庄大战的惨烈程度不容回避，一个“血”字贯穿全剧。从临沂之战、滕县之战到台儿庄保卫战，影片选取的每一个会战关节，无不是血染的画面。让人印象最深的是影片的结尾，是那个表现“血肉长城”意境的长达4分钟的镜头。在《义勇军进行曲》的前奏先后响起三次的同时，画面进入残破的城墙一隅：城头、水边、日军丢弃的铁甲坦克旁，成百上千具尸体铺成一条血路，中国军人的灰色军装和侵华日军的黄色军装斑驳难辨；余火还在燃烧，浓烟还在弥漫，一面残缺不全的青天白日旗，飘扬在城墙的最高点……

1986年6月，李宗仁将军唯一的儿子李幼邻先生在美国得知大陆拍摄《血战台儿庄》的消息后，马上从美国赶回祖国探亲。飞机一落地，他便说：“我先不去宾馆，现在就带我去看《血战台儿庄》。”陈敦德告诉他：“电影正在最后制作之中，音乐还没有最后合成。”李幼邻急不可待地说：“没关系，我就想马上看到。”在得到电影局同意后，李幼邻观看了没有音乐剪辑合成的样片。看了不到10分钟，李幼邻的眼泪就哗哗地流了下来。他紧紧握住李宗仁的扮演者邵宏来的手，连声说：“太像我父亲了，太像我父亲了！”

9月15日，《血战台儿庄》完成了送审的混录双片。10月22日晚，中共中央书记处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习仲勋、全国政协副主席程思远、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等来到电影局，审查《血战台儿庄》样片。当时，担心影片被“毙掉”的杨光远是带着毛主席语录去的。因为台儿庄大捷后，毛泽东曾说过：“每个月打得一个较大的胜仗，如像平型关、台儿庄一类的，就能大大地沮丧敌人的精神，振起我军的士气，号召世界的声援。”最终，影片顺利通过审查。习仲勋紧紧握住杨光远的手说：“谢谢你拍了这部好影片。”

1987年1月17日，广西电影制片厂接到停止洗印与发行《血战台儿庄》的通知，但事隔一个月，即2月18日，又接到电影局传达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该影片发行的指示。指示内容有三点：一、今年是台儿庄战役49周年，该片可以在全国发行放映。二、有人提出要在片头添加一段毛泽东语录。可以不加。三、有人提出要删掉影片中“蒋介石不怕日机轰炸”的细节。删或者不删，由艺术家们自己去决定。一部电影，居然惊动了中央高层领导，可见当时它的分量非同小可。

其实，在一些场合确实曾有人提过，在影片中“国民党的旗出现太多了”“看不到共产党抗战的力量”等等。但正如中央军委一位领导同志所说：“台儿庄这仗是人家打的嘛，不挂国民党的旗，难道挂共产党的旗不成？”

1988年6月11日，电影《血战台儿庄》在香港首映。史诗般的主题，油画般的色彩，纪实性的风格，成为这部影片的最大亮点。从总指挥李宗仁到国民党军营长，所有重要人物都是真实的，这在当时强调曲折情节的故事片里是少见的。当时万人争看，轰动香港。台湾中央社在香港的负责人谢忠侯看完影片后，当晚就给蒋经国打电话说：“我刚才看了中共在香港上映的一个抗战影片，讲的是国军抗战打胜仗的，名叫《血战台儿庄》，里面出现了先总统的形象，跟他们以前的影片形象不同，这次形象是正面的。”

在影片《血战台儿庄》中，蒋介石的形象出现在这样一个情节：国民党军师长王炳章壮烈牺牲后，蒋介石亲自主持追悼会。这时，空中有日军的战机飞来扫射轰炸，而蒋介石临危不乱，讲话镇定自若。陈敦德介绍说，这场戏是根据历史档案拍摄的。而这个经典镜头，与大陆此前反映蒋介石的影片确实有着显著不同。

蒋经国听后很是震惊，马上对谢忠侯说：“找一个拷贝来看看。”

于是，谢忠侯就找到新华社香港分社。香港分社立即报告了中共中央，并很快得到同意。于是，广西电影制片厂复制了一盘录影带，通过新华社送给谢忠侯。谢忠侯带着录影带马不停蹄地飞回台北。收到拷贝后，宋美龄和蒋经国都很快观看了，随后还请国民党中常委全体人员观看。看完后，蒋经国说：“从这个影片看来，大陆已经承认我们抗战了。这个影片没有往我父亲脸上抹黑。看来，大陆对台湾的政策有所调整，我们相应也要做些调整。”

不久，蒋经国决定同意开放国民党老兵回大陆探亲，海峡两岸同胞在骨肉分离37年后，终于把苦苦的乡愁化作喜悦的重逢，从而揭开了海峡两岸公开互动往来的序幕。程思远先生谈及此事时非常激动，赞赏广西电影制片厂所做的贡献，欣然为其题字：“精心策划，促进统一。”（转自《党史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