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禾军黄泽文李桂友马金嫦向安强
(1.广东省博罗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广东 博罗 516100; 2.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0; 3.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广东 广州 510642)
广东惠州主要农业外来有害生物入侵与防治史研究
——以博罗县为中心
王禾军1黄泽文2李桂友1马金嫦1向安强3
(1.广东省博罗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广东 博罗 516100; 2.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0; 3.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广东 广州 510642)
从生物入侵与防治的角度,探讨惠州主要农业外来有害生物的入侵过程、分布范围、防治措施,分析有害生物入侵对惠州生态、经济、及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危害,以促进对有害生物入侵的有效防治。
外来有害生物;入侵与防治;历史;危害;惠州
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问题已经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外来入侵生物对生态、环境、经济等方面所造成的危害并不比诸如工业污染、大气污染等所造成的危害小,而且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这个问题也日益严重,是除生境丧失以外导致区域和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最重要因素。
惠州位于改革开放的前沿,与世界的交流甚多,使其成为外来生物入侵的重要地区之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惠州市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和高度密集的人口,致使该地区自然生态系统遭受较为严重的人为干扰和破坏,使其成为外来入侵生物“安居”与繁殖的“好”地方,成为生物入侵的多发区之一。现今,惠州的外来入侵生物分为动物、植物以及病菌。
从生物入侵与防治的角度出发,探讨惠州主要农业外来有害生物的入侵过程、分布范围及防治措施,分析入侵生物对惠州生态、经济、及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危害,以促进对有害入侵生物的有效防治,降低入侵生物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减少经济损失。
(一)红火蚁
红火蚁为典型的地栖性蚁类,土质巢穴在其生命活动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红火蚁具有强大的竞争能力与多样的传播途径,加上在入侵地缺乏天敌生物的控制,使其能在短时间建立优势种群,并快速扩散并入侵其他地方,破坏生态平衡。
1.红火蚁的入侵与扩散
2004年底,红火蚁在广东的吴川市首次被发现,这也是我国大陆地区发现红火蚁的首个地区。相关的调查认为“吴川的红火蚁是由当地居民常从境外收购废旧塑料编织袋而携带传入”。[1]红火蚁入侵广东后,便依靠交通运输工具等途径迅速扩散并入侵。据官方记载,惠州市的红火蚁也是在2004年被发现,“最早发现红火蚁的地方是惠城区横沥镇翟村,是通过外来草皮的种植而传入”,[2]属于无意识的传入。陆永跃等通过对广东八个红火蚁典型入侵地点的全面调查后,研究推论红火蚁入侵我国华南地区的“最早可能时间为1995年入侵深圳,入侵广州的可能时间也是1995年,入侵吴川的可能年份为1996年”。[3]红火蚁入侵惠州的“可能时间为2000年,最早可能入侵地点为博罗、惠城、惠阳”。[3]
红火蚁入侵惠州后,便迅速建立种群,不断扩散并入侵其他地区。2004年惠州市横沥镇翟村首次发现大规模的红火蚁入侵后,经调查和报道,惠州市的其他地区陆续发现大规模的红火蚁入侵事件。由表1可知,2004年和2005年红火蚁在惠州市呈现爆发性扩散和入侵,包括惠城区全区、惠阳区、博罗县等。截止2012年,惠州市红火蚁的发生区域已经涉及到各个县(区),“60个乡镇(办事处)、561个行政村,全市已确认红火蚁疫情发生总面积183471亩”;[11]到2014年2月,惠州市红火蚁的的发生区域进一步扩大,涉及全市的“73个乡镇(街道)、1017个村(社区)”,[12]并呈现继续扩散的入侵的强劲势头。从2004年的首次发现到2014年的全面入侵可知,红火蚁在惠州的扩散和入侵速度极快,需要引起惠州当地的高度重视。
表1 惠州市首次发现红火蚁地区表[2,4-10]
2.红火蚁的入侵生境及危害
红火蚁在惠州的入侵生境多种多样,路旁、农村、草坪、公园等都有红火蚁的踪迹。另外,红火蚁造成的危害也较为严重,不仅对生态环境产生直接的危害,还攻击人群,给人民的生命带来威胁。
红火蚁首先入侵惠州的农村地区。惠州首次发现红火蚁的地区位于横沥镇翟村, 2004年底,“翟村每亩农田里的蚁巢多达五六十个”,[11]入侵情况异常严重;2005年通过对博罗县的调查,“村边、果园等布满了红火蚁及其蚁巢”。[4]红火蚁对农业的危害较低,占其破坏性的15%;但是,当红火蚁的蚁巢或日常活动收到干扰时,就会对干扰者发动攻击,因此,常常有村民受到红火蚁的攻击,村民被红火蚁攻击后,会出现痒痛、红肿等症状,有的会出现头晕、发热等,严重的甚至会出现休克现象。因此,红火蚁在农村地区更广泛的影响是危害农民及牲畜的健康,破坏正常的耕作。
红火蚁入侵惠州后,通过交通工具、搭便车、洪水等各种途径进行传播,从农村地区逐渐向主干道、城市区域扩散并入侵。如2005年惠城区的公路两旁、厂区、公司与企业内的草坪红火蚁的入侵严重,“在仲恺高新技术开发区的惠环、松山、惠台、平南等工业区里的10多个厂区内发现有红火蚁,其中金山电子有限公司和奇胜工业(惠州)有限公司的厂区及宿舍绿化草地约有300个大小不同的蚁丘且出现不少带翅膀的繁殖蚁,这些红火蚁正在往周边地区迅速蔓延”;[5]“广惠高速公路惠州段大部分已发生红火蚁危害”;[5]“惠州学院金山湖校区的新植草坪中红火蚁入侵严重”[6]等。红火蚁入侵草坪等生境,对绿化带的生长带来危害;此外,红火蚁具有很强的攻击性,对入侵地的其他种类蚂蚁、蛇、鼠、其他昆虫等具有很强的攻击性,破坏了入侵地的生态平衡。此外,红火蚁入侵草坪、绿地等生境,对绿地休闲群众的生命也产生威胁。
另一方面,红火蚁还入侵变电站、配电房等生境。2005年,通过对博罗县变电站区域内的红火蚁发生情况进行普查,发现在博罗供电分公司管辖的19个变电站中,红火蚁危害的“变电站有12个,变电站内红火蚁发生率为63%,其中直径15~25cm和30 cm以上的蚁巢分别为46、18个,占蚁巢总量的30.26%和11.84%”,从蚁巢数量及成熟度来看,变电站受红火蚁入侵及危害程度均较为严重。红火蚁入侵变电站、配电房等生境对供电设施会造成损坏,破坏供电线路等。
3.红火蚁的防治
随着红火蚁扩散并入侵的地区不断增多,危害性越显严重,红火蚁的防治措施也从简单的化学防治发展为多方位的全面防治,防治手段不断增多,专业性程度不断增强。
在首次发现红火蚁后,初期的主要防治措施是淋灌农药;同时,为了防止红火蚁的扩散,初期在翟村村道口设置了封锁线,凡进出车辆与人畜,均要消毒。由此可见,在红火蚁入侵的初期,采用的是简单的化学防治措施。
随着对红火蚁生物习性了解的深入,防治红火蚁的方法也不断增多,除采取淋灌农药外,还采取铲除杂草、火烧、诱饵等防治措施。此外,除了采取事后的防治外,惠州市对红火蚁的防控还形成了一套以“封锁检疫、药剂防控为主,结合普查、清理环境以及监测防效跟踪为辅”[12]的疫情防控关键技术,形成了一体化的防治措施。在制度方面,惠州采取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模式防控红火蚁,并在“大亚湾区、博罗县”[13]开展了试点,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此外,惠州市还组建专门的红火蚁防控队,对红火蚁的发生进行常态监控和防治。
(二)福寿螺
福寿螺,原产于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由于生长快、繁殖力强、易饲养、产量高等特点,初期被多个国家广泛引入养殖,但后来被人们所弃养,并在东南亚国家泛滥成灾,严重威胁水生农作物以及当地的生物多样性,已被列为入侵我国的16种恶性外来入侵物种之一。
1.福寿螺的入侵与扩散
依据相关的文献报道,福寿螺是在1980年一位华侨自阿根廷私带一块卵块到台湾进行繁殖养殖,“1981年引入大陆在广东中山沙溪镇养殖成功后,在上世纪80年代初被迅速推广至广东、广西、福建、浙江等17个省份和地区养殖”。[14]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人们对福寿螺的养殖热度有所降低,使得福寿螺在养殖的地区逐渐建立野生种群,并迅速扩散。1988年开始,福寿螺“先后在我省汕尾、惠州、珠海、肇庆、汕头、佛山等市的部分地区发生为害”,[15]由此可见,惠州地区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引入福寿螺养殖,是属于有意引入的外来入侵动物。据不完全的统计,1988年“全省不同程度遭受福寿螺危害的范围达37个县(区),发生为害的面积达38万多亩,惠州市发生为害的面积3.3万亩”。[15]
福寿螺被弃养后,便迅速建立野生种群,并依靠河道快速的进行扩散并入侵,广泛入侵惠州的农田、池塘等生境。据何铭谦在2012年对广东地区福寿螺时空分布的调研和研究所知,“惠州地区的福寿螺危害属于中度风险区”。[16]此外,据报道,福寿螺还出现在“惠州市区数码街南段的绿化带中”。[17]由于对福寿螺的危害性的不重视,以及福寿螺的快速扩散,导致福寿螺几乎分布在惠州的所有水域以及部分潮湿的水域。
2.福寿螺的入侵生境及危害
福寿螺属于水生动物,因此,福寿螺的入侵生境一般是以河道、水田、池塘等为主。福寿螺是一种素食的动物,以植物为主要的食料,因此在福寿螺的入侵地区,对农作物的危害较大。如,1988年,福寿螺在惠州市的发生危害面积3.3万亩,“对蔬菜、慈菇、紫云英的为害率4~5%,高的达10~15%,局部田块达30%以上”。[15]
3.福寿螺的防治
福寿螺在被人们弃养,建立野生种群后,在早期常被用于喂养家禽。但随着饲料使用率的不断上升,福寿螺用于养殖家禽的使用率随即下降,现基本被完全弃用。
在化学防治福寿螺方面,早期是使用茶麸进行杀除,具有很好的效果。但是,茶麸对农作物、鱼类等都有很大的副作用,甚至会导致鱼类的死亡。经过不断的药品生产工艺改进与研发,现今对福寿螺的化学防治主要有四类产品:5%三苯基乙酸锡(如:百螺敌)、杀螺胺、6%四聚乙醛(如:密达)、65%五氯酚钠(如:螺消)。这些药品主要用于杀除福寿螺,对农作物、鱼类等的影响不大。
(三)松突圆蚧
松突圆蚧最早是由日本学者于1956年在台湾发现并命名,是我国南方重要的外来林业害虫。最初松突圆蚧仅分布于日本的冲绳岛和琉球群岛,现已广泛分布在我国的广东、福建、广西、江西4省。松突圆蚧主要寄居于松属植物,吸食汁液,最后导致寄主死亡,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1.松突圆蚧的入侵与扩散
“据相关资料记载,1978年松突圆蚧在香港已经发生;1979年在广东惠东已发现该虫的危害,后来根据松突圆蚧发生的规律判断,该虫应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已经侵入广东”;[18]李振宇通过调查也认为,松突圆蚧“20世纪70年代末在广东惠东和宝安两县被发现”。[19]但是,部分文献是以“1982年5月在珠海发现,采集标本经专家鉴定为松突圆蚧后,作为该虫在广东的首次发现时间”,[20,21]把松突圆蚧在惠州的入侵时间则定于80年代后期,由广东的其他地方传入。
松突圆蚧入侵惠州后,便迅速地在林业地区扩散并入侵。从表2可知,1983年,惠阳县、惠东县的松突圆蚧发生面积分别为23.27万亩和12.0万亩;到2012年,经调查“惠城区、惠阳区、龙门县为轻度灾害区,博罗县、惠东县为中度灾害区”,[23]松突圆蚧入侵到惠州的大部分区域。
表2 广东省松突圆蚧发生面积统计表(1983)[22] 单位:万亩
2.松突圆蚧的入侵生境及危害
松突圆蚧主要入侵惠州的林业地区,对马尾松等松树类植物产生巨大的危害。据1985~1986年对惠东县寨场山林场1968年飞播的马尾松林(树龄为17年生,郁闭度0.5,每公顷约900株)的调查,“松突圆蚧大发生前的1978~1983年6年的平均生长率为12.3%,而松突圆蚧大发生时的1984~1985年的年平均生长率仅为8.0%,比大发生前下降了4.3%,每年每公顷松林材积生长量下降了2.5485m3”。[24]
3.松突圆蚧的防治
惠州是广东开展松突圆蚧防治研究最早的地区之一。1983年,潘务耀等在对松突圆蚧疫区进行多次调查的基础上,“分别在惠东和珠海,采用盆栽松苗接种的方法,探索松突圆蚧在林间的发生规律并进行防治试验”。此外,惠州地区还积极研究生物防治松突圆蚧的方法,如梁承丰等人“发现在广东省惠东县红点唇瓢虫与松突圆蚧每年均发生5代,发生期相吻合,松突圆蚧终年可作其食料”;[26]其还发现“惠东县的寄生蜂是以盾蚜长缨蚜小蜂为主,占寄生蜂总数的68.4~87%,平均为82.2%,是防治松突圆蚧的寄生性天敌优势种”。[26]
(四)松材线虫
松材线虫病又称松树萎蔫病或松树枯萎病,是松材线虫通过媒介昆虫在松树上取食后侵入松树体内,并引起松树枯死的一种严重林木病害。该病发源于北美洲地区,通过快速的扩散并入侵,给入侵地区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和生态危害。
1.松材线虫的入侵与扩散
松林线虫主要靠两种方式传播,一是通过携带松材线虫的松墨天牛在蛀食松树的时候,把线虫寄生在松树里了,从而使松树发病死亡;二是远距离的人为传播,即带有线虫或松墨天牛的木材长途运输过程中,线虫飞出来进行传播。松材线虫在我国的首次发现是1982年在南京中山陵风景区的黑松上;广东地区则于“1988年在深圳沙头角一带首次发现松材线虫”。[27]1996年,松材线虫突破隔离林带,侵入与深圳疫区相邻的惠州。据统计,“1996年前惠州均没有出现松材线虫,1996年和1997年惠州的松材线虫入侵面积分别为0.15万hm2和1.06万hm2”;据2005年国家林业局最新公布的松材线虫病疫区的数据显示,“惠州市的惠城区、惠阳区、博罗县、惠东县等均有松材线虫入侵”。[29]松材线虫在惠州的扩散和入侵仍具有强劲的势头。
2.松材线虫的入侵生境及危害
松材线虫主要入侵林业生境,危害惠州市的松树类植物。松材线虫对松树的危害是十分严重的,松树一旦感染了松材线虫病,一般在40天以内就会枯萎。1996年和1997年两年间,“惠州市受松材线虫病感染的病树数量分别为473000株和520000株”。[28]
3.松材线虫的防治
惠州市对松材线虫的防治较为重视,从防治的第一阶段就采取综合性的防治手段。1998~2000年惠州市作为国家级松材线虫病治理工程试点项目的主要工程区,“以控制、压缩、扑灭松材线虫病灾害为目标,实施了一系列的疫情监测、检疫封锁、疫木清理和除害、化学防治、生物防治、诱杀(应用引诱剂)防治、病区林木更新改造等措施,在3a工程期内扑灭6个镇的疫点,发病松林面积减少了28.9%,松树发病死亡率下降了48%,大部分病区松树枯死率被控制在0.03%以下”,[30]收到了良好的效果。2001年,惠州市借鉴深圳市1993年松材线虫的防治措施及经验,“采用及时、高强度清理病死树措施或一次性皆伐更新的办法,同时在治理工程区的不同发生类型区推广应用引诱剂、昆虫天敌、化学杀虫剂等防治方法,取得良好的防治效果”;[29]2012年,龙门县的麻榨镇为防治松材线虫病,“对2283亩松林进行林分改造,对松树进行择伐,保留阔叶树,改种乡土阔叶树种”。[31]2014年5月,惠东县林业局在滨海巽寮湾风景区“组织开展使用飞机喷洒噻虫啉防治松墨天牛、预防松材线虫病的防治作业工作”。[32]
(一)水葫芦
水葫芦,又称凤眼莲、野水仙、“假水仙”等,是一种多年生水生草本植物,常生长在流速缓慢的河流、湖泊、水库、池塘、沟渠、沼泽、以及稻田之中。部分书籍和地区会把水葫芦称为“水浮莲”,但实际上与学名为Pistia stratiotes L的水浮莲并不是同一种植物。现在我国很多地区报道,特别是广东地区的报纸报道,仍然出现都会把Eichhornia crassipes看作Pistia stratiotes L的现象。
1.水葫芦的入侵与扩散
水葫芦是在20世纪初期引进我国,首先是引进我国的台湾地区,是一种有意引进作物,于50年代作为畜禽青饲料而在全国各地广泛推广。广东地区最迟在50年代就已经有水葫芦出现。从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初期,水葫芦在广东的广州、惠州、中山、潮州、茂名等大部分地区被用于栽培种植。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饲料的快速发展,水葫芦逐渐被农民所弃用,不再用于畜禽青饲料,导致水葫芦成为野生植物,野生种群规模不断扩大。
进入21世纪,水葫芦在惠州的入侵规模不断增大,入侵范围不断扩大。从表3可知,惠州的横江沥、龙门县、西枝江、东江、惠城等均发生过大规模的水葫芦入侵事件,而且每年入侵事件的发生趋势有所上升。
2.水葫芦的入侵生境及危害
水葫芦在惠州的入侵生境主要为东江、西枝江等江河,以及池塘、水库、内涌等水域。水葫芦入侵东江、西枝江等江河均是大规模的入侵,造成对航道的严重堵塞;此外,水葫芦入侵内河涌会造成河道堵塞和发生臭味。如2007年江沥三环路段,河涌里长满了成片浮莲,河道发出阵阵臭味。
3.水葫芦的防治
水葫芦一开始是作为养殖水生植物而被快速的推广。水葫芦在20世纪70年代被弃养成为野生种后,仍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被用于养殖畜禽。这也是防治水葫芦蔓延的很好措施。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由于饲料的快速发展,人们逐渐放弃采用水葫芦作为饲料的主要来源,使得水葫芦开始疯狂扩散。同时,在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期,人们对水葫芦危害的认识不深入,对水葫芦并没有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是属于水葫芦防治的空腔期。21世纪后,随着水葫芦对惠州危害的不断增大,社会对水葫芦危害性的重视程度不断增强,防治水葫芦的措施也不断增多。从表3可知,惠州市的水葫芦防治措施主要以机械或人工打捞为主,如2011年出动了9条打捞船、30多名工人全力打捞西枝江上的水葫芦。除人工打捞外,惠州的部分河道还利用化学防治、生物防治等措施防治水葫芦。
表3 惠州水葫芦的入侵概况表[33]
(二)薇甘菊
薇甘菊是一种危害性极强的农林杂草,被列为世界最有害的100种外来入侵物种之一,是我国首批外来入侵物种之一,给我国的经济、社会、生态等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在广东地区,薇甘菊最早发现在深圳银湖地区,“现存放在华南植物研究所的标本(1984年10月22日,王学文202,山脊路旁;标本号为545255)是在1984年10月在深圳银湖附近采集到的标本”[34],是薇甘菊在广东传播的最早记录,也是我国大陆地区薇甘菊传播最早的记录。
1.薇甘菊的入侵与扩散
薇甘菊入侵深圳后,在好长一段时期并没有引起关注,广东地区并没有采取防范措施;此外,广东地区气候温暖,非常适合薇甘菊的生长。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薇甘菊入侵在广东地区后,开始迅速建立种群,并不断向深圳市外的其他地区蔓延。
惠州位于深圳的旁边,因此,惠州成为了薇甘菊在深圳以外的最早入侵地区之一。薇甘菊入侵惠州后迅速建立种群并不断扩散并入侵。从表4、表5、表6可知,薇甘菊在惠州的入侵面积不断增多,2008年林业用地薇甘菊的发生面积为2.77万亩,到了2009年林业用地的发生面积为11.94万亩,扩散速度较快。
表4 薇甘菊在惠州的主要分布[35]
表5 2008年惠州市林业用地薇甘菊发生面积表[36] 单位:万亩
表6 2009年惠州市薇甘菊发生面积[36]
(续)
2.薇甘菊的入侵生境与危害
在生境分布方面,薇甘菊的入侵生境较多,如路边、沟谷、河流、小溪、斜坡、垃圾堆放地、受人为干扰较多的农田、菜地、苗圃、果园、园林绿地、灌丛、人工林、次生林、沟边的林缘等,对农业、林业等都会造成较大的损失。
3.薇甘菊的防治
薇甘菊的防治主要有人工防治、化学防治、以及生物防治三种手段。化学防治是现今防治薇甘菊较为常用的方法,主要的化学药剂有森草净、草甘膦、2,4- D、灭薇净等。在生物防治方面,常用防治薇甘菊的主要天敌有薇甘菊蓟马、艳婀珍蝶、安婀珍蝶、小衰蛾、紫红短须螨、菟丝子等。如惠州市园林工程师黄仿高和黄志容成功研制了专杀薇甘菊的除薇灵农药,“于2009年8月在广州增城接受了省森林病虫害防治与检疫总站组织的推广性试验”。[37]黄志容等“于2009年11月24日至12月1日,在博罗县上庵林科所应用56%除薇灵Ⅱ号防治冬季薇甘菊。药后一年,薇甘菊覆盖减退率为50~100%,生物量减退率为87~100%。对照区覆盖率增加40%,生物量增加170%。于2010年4~5月用1000-1500倍56%除薇灵Ⅰ号防治薇甘菊,7月下旬调查防治效果为90%。用颗粒剂于2010年5月防治薇甘菊,12月份仅有薇甘菊零星分布和少量新植株”,[38]防治效果显著。
(三)南美蟛蜞菊
南美蟛蜞菊是广东重要的外来入侵植物之一,虽然对广东的城市绿化、园林绿化等有一定的功用,但是由于其能够快速蔓延,并释放化感物质,严重威胁本地植物的生存,破坏本地的生态环境,对惠州的经济、社会、生态等造成了较大的损失。
1.南美蟛蜞菊的入侵与扩散
我国大陆地区于20世纪70年代将南美蟛蜞菊作为一种绿化植物而引入栽培,并被广泛用于道路绿化、城市绿化、社区绿化、园林绿化、填埋场复绿等。惠州也在20世纪引种南美蟛蜞菊作为绿化植物。但是,由于盲目引种、相关部门的管理不善,致使南美蟛蜞菊成功逸生,成为野生种,并在惠州建立了一定规模的种群。如调查组于2006年8月对惠州红树林自然保护区的外来入侵植物调查发现,“南美蟛蜞菊在保护区内已形成种群,且在保护区海岸坡地上的分布较广,是对保护区生态系统及物种资源保护的潜在威胁最大的外来入侵植物之一”。[39]
2.南美蟛蜞菊的入侵生境及危害
南美蟛蜞菊的入侵生境范围主要集中于路边、景区、河边等人类活动较少、管理较为薄弱的地方。
南美蟛蜞菊的自然挥发物具有化感作用,会抑制周围植物的生长,侵占邻近植物的生长地域,扩大自身生长种群落,对入侵地的生态环境产生严重的威胁。
3.南美蟛蜞菊的防治
近年来,随着南美蟛蜞菊生长区域不断扩大,人们逐渐意识到其入侵的严重性,部分地区开始采取相关防治措施以防止其蔓延。由于还没有找到南美蟛蜞菊的天敌进行生物防治,因此目前主要采取人工清除与化学处理的方法防治南美蟛蜞菊。
(一)香蕉枯萎病
香蕉枯萎病又称为黄叶病、巴拿马病,是一种针对香蕉维管束系统的毁灭性土传病害。香蕉枯萎病菌侵染香蕉后产生的症状特点是“幼龄植株无明显症状,成年植株发病症状先从下部叶片发生,发病初期叶片边缘变黄,逐渐扩展至主脉,病叶叶柄在靠近叶鞘处折曲,病叶调零,倒挂在假茎旁。粗根呈水渍状暗灰色,横剖病株,中部髓部及周围维管束有黄红色病变;纵剖病株,可看到黄红色病变成线条状,并一直延伸至根莲部,后期大部分根变成黑褐色和干枯”。[40]
1.香蕉枯萎病的入侵与扩散
20世纪70年代初广东地区就发现了香蕉枯萎病菌,但当时该病菌只为害粉蕉,被鉴定为1号生理小种。直到1996年,香蕉枯萎病对香蕉品种产生危害,“在番禺万顷沙镇发现香蕉品种巴西蕉和广东2号出现枯萎现象”,[41]而且蔓延速度较快。
香蕉枯萎病入侵惠州的具体时间和方式至今也没有一个清晰的考究。现今,香蕉枯萎病在惠州的大部分地方都有发现,且发病面积较大。以惠州博罗县为例,2009年香蕉种植面积约3.8万亩,发病面积2050亩,发病株率约为1~2.5%。香蕉枯萎病在惠州主要扩散方式为香蕉种植户种植带病蕉苗和水沟丢弃病株,因为苗木、流水、土壤、农具等均可带菌传播。
2.香蕉枯萎病的入侵生境与危害
香蕉枯萎病主要入侵生境为香蕉种植园,其危害对象为香蕉和粉蕉。香蕉枯萎病被称为“香蕉癌症”,香蕉一旦感染该病菌,则会逐渐枯萎。香蕉枯萎病传播能力较强,导致相关病园的“发病率可为10%-40%,严重的达到90%”,[42]因此,香蕉枯萎病会对香蕉种植户产生巨大的经济损失。
3.香蕉枯萎病的防治
目前,针对香蕉枯萎病的防治方法主要有化学防治、抗病育种和生物防治。惠州市对香蕉枯萎病的防治主要分为前期监测以及疫病防控两部分。在前期监测主要采取的措施有:第一,成立香蕉枯萎病监测工作小组把香蕉枯萎病监测及防控列为一项工作,形成上下联动的监测及防控体系;第二,组织、开展疫情普查;第三,逐步建立健全疫情数据库;第四,加强科普宣传与技术培训。在疫病防控方面采取的措施主要有:第一,加强育苗场管理。要求二级蕉苗大棚应选在地势高,远离蕉苗类作物的地方,需用无香蕉枯萎病病菌的土壤、山水培养灌溉,并用福尔马林、多菌灵等药剂做足消毒措施。第二,动员蕉农购买健康蕉苗。严禁病区的蕉苗和病土调到无病区,种植者应购买经过检疫合格的香蕉种苗。第三,种植园地选择。发病率超过10%以上的旧蕉园不宜再种植。经废耕或轮作水稻2年以上的病园可购买合格种苗种植。第四,加强田间管理。定期检查蕉园,发现零星病株及时清除销毁,并对土壤进行消灭病菌处理。第五,使用农药防治。发病初期可用“防枯灵”600倍液每株3升左右淋蕉头根部,二个星期一次。香蕉在抽蕾前淋2~3次预防。也可用好生灵、甲基硫菌灵、多菌灵等。
外来生物的入侵可分为人为无意识入侵、人为有意识入侵、以及自然传播三种类型。从本文的分析来看,惠州外来动物、植物的入侵均涵括了上述的三种入侵类型,而病菌的入侵则主要是依靠人为的无意识入侵(图1)。
图1 惠州生物入侵与扩散图
在惠州外来生物扩散方面,主要分为快速扩散、推进型扩散、以及暴发型扩散三种不同的扩散形式。在入侵动物方面,惠州的入侵动物分为专门性危害入侵动物和广泛性危害入侵动物。专门性危害入侵动物是指是专门危害某类别生物的入侵动物,如松突圆蚧、松材线虫等;广泛性危害入侵动物是指该入侵动物的危害的对象具有广泛性,如红火蚁、福寿螺等。在扩散的过程中,专门性危害入侵动物属于快速扩散,从入侵到全面扩散入侵的时间非常短而迅速;而广泛性危害入侵动物则入侵到新的生境后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潜伏,然后才开始慢慢地推进扩散。在植物入侵方面,外来植物入侵惠州市后,必须经过一段时期的潜伏,建立起“稳固”的野生种群后才开始扩散,包括推进型的扩散(如南美蟛蜞菊)和暴发型的扩散(如水葫芦)。在入侵病菌方面,病菌入侵惠州市后就立刻利用寄主进行快速地扩散并入侵,属于快速扩散型。
在防治方面,惠州市针对外来入侵生物采取的防治手段主要有化学手段、人工手段、生物手段、以及综合防治手段。针对快速扩散类型的入侵生物,在入侵初期则加大防治的措施,多种防治手段齐下,如在防治松材线虫时从入侵初期则采取化学防治、生物防治、诱杀、疫情监测等综合性防治手段;而针对推进型扩散的入侵生物则在早期采取人工、简单的化学防治,在入侵生物危害较大的后期防治阶段则采用多种化学防治以及简单的生物防治;对于暴发型扩散的入侵生物则加多的采取人工手段和化学防治手段。如,针对水葫芦每年的暴发型入侵,惠州市政府一般是采用机械化的人工手段进行清除。[基金项目:广东省博罗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华南农业大学合作科研项目〈广东农业重要外来生物入侵的历史与启示——以惠州市博罗县为中心的调研〉(项目编号:华农研横字7700- H13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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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Invasion,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Exotic Harmful Agricultural Organisms in Huizhou of Guangdong Province——Based on Boluo County
1.Wang Hejun,2.Huang Zewen,1.Li Guiyou, 1.Ma Jinchang,3.Xiang Anqiang
(1.Boluo County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Extension Center,Boluo 516100, Guangdong Province;2.Guangzhou Panyu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Guangzhou 510000,Guangdong Province;3.Department of Sociology,School of Public Management,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Guangzhou 510642, Guangdong Provi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vasion,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organisms,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nvasion process,distribution range and control measures of exotic harmful agricultural organisms in Huizhou of Guangdong Province,analyzes the damage of harmful organisms invasion to Huizhou in ecological,economic,and social culture aspects,tries to help promote effectiv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harmful organisms invasion.
Exotic Harmful Organisms,Invasion and Prevention,History,Harm,Huizhou
王禾军(1974—),男,湖南邵阳人,博士,广东省博罗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植物病理;黄泽文(1987—),男,广东广州人,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为作物史,教育管理;李桂友(1970—),女,广东博罗人,广东省博罗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研究方向为农业与农业管理;马金嫦(1975—),女,广东博罗人,广东省博罗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研究方向为农业与农业管理;通讯作者向安强(1960—),男,汉族,湖南常德人,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教授,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学,科技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