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戏眼

谢飞

“黄金的八十年代”，思想开放，艺术活跃，改革开放使整个社会无比振奋。1980年，中国的影院观众达到了293亿人次，直到1992年以前，影院观众一直维持在百亿人次以上，电影市场空前繁荣。《大众电影》杂志创造了每期965万册的世界最高杂志发行纪录。在平均票价只有几角至1元的时期，当时影片票房过亿的就有《少林寺》（1982）1.4亿，《芙蓉镇》（1986）1亿，《周恩来》（1992）2.3亿，等等。那真是个人人进影院，整个社会看电影、评电影的“大影院时代”。对比今天的300亿票房，两万块银幕，却只有8亿“平均年龄21岁的狭窄观众”人次的“小影院时代”，着实让人感慨。

好作品层出不穷，国外获奖的消息也频频传来。从《黄土地》（1985）获得瑞士洛迦诺电影节银豹奖，《老井》（1988）获东京国际电影节樱花大奖，到《红高粱》（1988）获得柏林国际电影节的金熊奖，“中国电影热”在世界上达到了第一个高潮。1990年，我带着刚完成的电影《本命年》，来到了柏林。

记得我和姜文是乘对方提供的经济舱一起去的，乘客不多，可以找个空椅子睡下；姜文一路摆弄着新买的民用摄像机，说要给他出门不便的母亲拍外国风光看，典型的一个孝子。

初春的柏林，寒风料峭。一大早，我和姜文用买到的胶条，将从北京带来的《本命年》的海报贴在去电影节主会场的宣传栏和各种路边柱子上，因为只带了20张，我们贴得非常小心、节省。本届（40届）柏林电影节分主竞赛单元（Competition）、电影全景（Panorama）、青年论坛（Forum of New Cinema）、儿童电影（Children's film）等项目，影片多达三四百部；大公司、大制作、大师、大导的影片数不胜数；印象最深的是正红得发紫的西班牙新锐导演阿莫多瓦的新片《绑着我，捆着我》也入围了主竞赛单元，被捆绑着的女主角的巨大身影，就耸立在十字路口的中央。可怜，我们这几张寒酸的海报转眼就淹没在别人色彩缤纷的宣传之中了。

几十年来，三大国际电影节之所以各领风骚，是因为其各自不同的特性。威尼斯创办最早，以推崇艺术为本；戛纳宣传规模大，商业价值最高；柏林则处于冷战前沿，主打政治牌。1951年，第一届柏林节的规模不大，只有20个国家参加，实际控制活动的是美国驻德国的文化官员，他们想把电影节办成鼓吹西方文明、反对共产主义的文化桥头堡。因此，直到1956年，柏林节被国际电影制片人协会（FIAPE）接纳为A级以后，它的偏激的政治文化态度，仍旧经常引起媒体诟病。比戛纳电影节晚了11年，它才把大奖给了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电影；创建23年后，电影节上才第一次出现了苏联的影片，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电影节。从此，柏林电影节开始把自己定位为东西方“冷战”的会合与调停中的文化角色。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对比威尼斯与戛纳，柏林电影节最早、最热情地关注中国电影。当时的主席莫里茨·德哈登先生联系了在德国学习的余玉熙女士，要求她推荐中国电影，我们的电影管理部门也积极配合。自1981年起，影片《燕归来》（傅敬恭导演）、《乡情》（1982，胡炳榴、王进导演）、《陌生的朋友》（1983，许雷导演）、《血总是热的》（1984，季文燕导演）、《雅马哈鱼档》（1985，张良导演）等，连续参赛；1982年，精通英语的著名电影编剧黄宗江先生出任评委，动画片《三个和尚》（包雷导演）在短片竞赛中获最佳编剧银熊奖。直到1988年，《红高粱》获得最高金熊奖，1989年《晚钟》（吴子牛导演）获得评委特别奖银熊奖，柏林节把向西方、向世界介绍中国电影和文化的浪潮推向了最高峰。

《本命年》的媒体场安排在早上九点钟，我和姜文坐在二楼的包厢里，这是他第一次看完成片。看后他表示：“我是个很凭感觉走的人，剧本读不下去，就不读、不接；片子看不下去，就离场。这个片子我接受了。”一位向我们祝贺的留学德国的学生说：“你这个片子我打五分。”随后的记者见面会上，问题五花八门，有关政治、社会的最多，也不乏奇葩。一位意大利记者说：“每年的中国电影都给我们带来新东西，今年竟然可以表现‘手淫了？没受批评吗？”我跟他装糊涂，回答：“哪里有啊？”有记者在称赞了姜文的表演后问：“你是否受美国演员马龙·白兰度和德尼罗的影响很多？”姜文也装糊涂：“没有，我没怎么看过他们的电影。”虽然我知道他很喜欢德尼罗，早就跟我借过《愤怒的公牛》的录像带。人在国外嘛，要撑点面子。

1961年建立、长155公里的柏林墙，是“冷战”时代的象征。隔绝一个城市、两个阵营三十年的巨墙，在1989年11月9日，一夜之间倒塌了！时隔仅三个月，我们访问了这个曾经有名的存在。那时候，柏林墙还没有拆除，双方政界人士仍在理智地协商、博弈。每天早上，东柏林居民可以领号过墙来西柏林购物或探亲，晚上回去。电影节特意安排了《本命年》到东柏林地区放映一场，让我和姜文领略了与“灯红酒绿”的西柏林完全迥异的“朴素陈旧”的东柏林。看电影之余，我们就到帝国大厦、柏林墙去游览，隔墙与守卫的东柏林士兵交谈、合影；购买的柏林墙残片纪念品至今保存在我家书橱。

处于世界政治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的年代，我们电影的经历也就分外奇特。《本命年》影片被提名金熊奖，但最终是我个人获得了“杰出个人成就”银熊奖。评委会的评语是：“一部表现中国现实的动人影片。”庆祝宴会时，两位评委——一个是著名的德国演员——向我们祝贺，并夸奖姜文的表演。后来了解到，评委争论得很激烈；由于政治原因，他们只能把奖项给予个人，而不是代表国家制片厂的影片。当年的金熊奖是双黄蛋：法国大导演科斯塔·加夫拉斯的控诉纳粹罪恶的《八音盒》（1989）与捷克电影大师杰里·门采尔被“枪毙”了21年的表现“劳动营”的电影《失翼灵雀》（1969）。仍旧是充满了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