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王林和他的《腹地》

首先申明，此王林并非当下轰动一时的“大师”王林。我要说的这位王林，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了，更别说他的抗战名作《腹地》。

1942年5月，日军空前残酷的“五一”大扫荡开始了，冀中根据地遭到严重摧残。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上级指示冀中军区干部紧急转移。经冀中区党委常委周小舟批准，王林破例留了下来。他有一个“秘密”，就是作为历史的见证者，赶写一部抗战小说《腹地》，“来表现这段惊心动魄的民族革命战争史”（王林语）。

日军整天“合围”、“清剿”，到处搜捕抗日干部，哪里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恶狼般扑来。在时刻可能落入敌手的情况下，王林“像准备遗嘱一样”，钻进暗中拥戴共产党的“堡垒户”的地道中，用麻袋遮住一盏昏灯，废寝忘食地开始创作《腹地》。有时他刚动笔敌人就冲进了村子，只好迅速转移；有时战友中弹的鲜血洒在他身上，他忍住泪水摊开稿纸，拿起了笔……终于完成《腹地》这部血泪凝成的小说，王林小心翼翼将它埋入老家地下。直到抗战胜利后，他才“回家取《腹地》稿本，出土如新，甚喜”（1945年11月18日，王林日记）。

然而，《腹地》被从地下挖出来那天起，就面临被重新打回地下的悲剧命运。

王林是那场战争的亲历者，他不想简单机械地歌功颂德，而是以一种参与者的体悟，一方面歌颂了翼中人民的抗日斗争，另一方面也描写了当时根据地内部存在的黑暗势力——混入党内的投机蜕化分子，《腹地》构成了一幅立体纵深的反“扫荡”历史画卷。

这部作品最大的价值就在于真实。比起那些宏大的革命叙事，它的丰富深邃更加令人信服。王林的老领导吕正操称它“真实生动，可歌可泣”；孙犁盛赞王林留下了“一幅完整的民族苦难图和民族苦战图”。

然而，1950年，《文艺报》副主编陈企霞接连发文猛批《腹地》，批判其“存在着本质上的重大缺点”，诸如村民被小丑化、党员有私心杂念、村支部书记不够正面等等。王林后来写道：“因为陈企霞同志的批评，《腹地》实际上成了禁书。”

不愿轻易服输的王林，从此开始另一场战争。这就是长达三十年对《腹地》不间断的修改。他虽然对周扬抱怨“为什么文艺领导上对王林连战犯都不如”，但在经过最初的痛苦、惶惑之后，王林对自己渐生怀疑，开始努力揣摩和消化每个时代“新的文艺思想”，借以修改《腹地》。反右、大跃进、文革……随着每一次轰轰烈烈政治运动的到来，《腹地》的主人公们就在王林笔下变脸似的“焕然一新”，重新登场。

1985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终于出版了这本面目全非的《腹地》，那时已经很少有人知道王林是谁。而此前一年王林早已病逝，没能看到这本代表他最新“思想改造成果”的《腹地》。

可捧读这本面目全非的《腹地》，连儿子王端阳也觉得不忍卒读。原本才华横溢的王林，后半生已经越来越陷入深度的自我怀疑，他再也没有能力创作出任何新作品了。除了一门心思扑在《腹地》的修改上，他只留下长达300万字的日记，记录下了他内心对时代的痛苦拷问，也满含苍茫问天的彻骨凄凉。

而那些动辄挥舞政治大棒的人，后来同样受到构陷批判，荒唐时代把所有人都押上了被告席。陈企霞晚年不愿意写回忆录，儿女们不明就里，他非常痛苦地说：“我拿棍子打了别人，有什么价值？”

王林的悲剧告诉我们，文艺是一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文艺创新离不开良好的制度环境，只有思想观念的解放才有艺术生产力的解放。价值观混乱的作家不可能创作出精品力作，掩耳盗铃更不会催生真正的文化繁荣。今天当中国人的脚步已经跨出外太空时，全世界期许着中国文艺的精神疆域迈向人类更加雄阔的境界。所幸历经风雨后的中国文学越来越包容成熟，尊重文艺工作者的创作个性，营造有利于文艺创作的良好环境成为社会共识。文艺家重新拥有了怎么写的自由，这总归是时代进步的标志。

可惜，王林不会有第二次青春。

（作者为成都军区专业作家）

一家之言

王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