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教育、政治参与和农村政治整合

摘 要：新中国建立初期，富有成效的思想教育和积极的农民政治参与，使执政党和新政权获得了广泛的政治认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由于指导思想的错误，总体上看，农民思想教育收效甚微，农民政治参与也走上了畸形发展的道路，未能实现政治整合的目的。改革开放以来，通过思想教育和村民自治，解决了废除人民公社后农村社会的失范问题，重新聚合了农村社会。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出现新的分化，需要创新思想教育方法，拓宽政治参与渠道，以实现对农村新的政治整合。

关键词：农村;思想教育;政治参与;政治整合

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广泛而深入的思想教育，动员广大农民积极参与政治，在思想和行动上保持高度一致，从而使党获得广泛的支持和政治认同，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新中国成立后，面对不同时期的形势和任务，面对农村新的分化，中国共产党是怎样进行农村政治整合的？在农民思想教育和政治参与方面取得了哪些经验，留下了什么教训？本文拟以浙江省萧山县为考察样本，对此问题做一探讨。

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社会仍然处于分裂和分散的状态之中，大陆内部政权尚未统一，民主革命遗留任务还没有彻底完成。以浙江省萧山县为例，作为国民党政府的“模范县”，解放后的萧山潜伏下了大量的“中统”“军统”特务和武装土匪，封建土地所有制没有废除，宗族意识宗法观念和小私有和小生产的观念没有根本改变。完成民主革命遗留的任务，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政权，是党和国家的首要任务。因此，完成对广大农村的政治整合，获得农民对党和新政权的政治认同就显得非常重要。为此，中国共产党结合土地革命运动等多项运动，进行阶级斗争观、人民主体观、集体意识和现代国家意识等教育，以帮助广大农民摆脱封建意识形态的影响。比如，围绕民主建政工作，省委派出以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木易为首的民主建政工作队深入萧山长河区江边新乡，进行广泛宣传动员，召开乡委员会、青年代表会议等一系列会议，利用黑板报、宣传员等多种形式，进行人民主权教育，让农民意识到掌握政权的重要性，并通过解放前后农民政治地位进行回忆对比，使广大农民树立当家做主思想。再如，围绕土地改革工作，萧山县成立了36个土改工作队，土改工作队进村之后，首先是发动群众，然后召开农民大会、农民代表会和各阶层座谈会，进行土地改革必要性的思想教育，提出农民要翻身，土地要回家。通过土地改革，农民的阶级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这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看得出来，（1）对于地主及反革命势力的认识与警惕;（2）对于中国共产党及毛主席的拥护及热爱;（3）农民间的互让、团结与友爱。”[1]在思想政治教育和广泛的政治动员之下，广大农民的政治热情被充分调动起来，纷纷以各种形式参与政治生活。加入农民协会、妇联、共青团等组织是农民参政的形式之一。随着广大农民政治觉悟的不断提高，各种组织迅速发展，成员不断增加。如萧山县“1950年10到1952年4月，全县农村团员比1950年10月前增加了6倍，团支部由原来的19个增加到113个。至1952年11月，全县10个区均建立了团委，乡均建立了团支部，全县团员人数达5286名。”[2]

革命胜利使农民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为开展思想教育创造良好的环境，各级党组织的周密部署、得力组织以及与当时的时代环境相融合的教育方法，大大提高了思想教育的实效性。这一时期农村思想教育针对性较强，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来开展，并且与农民的政治参与紧密结合。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和农民广泛的政治参与，大大提高了农民的思想觉悟和政治意识，提高了政治参与能力，摆脱了旧的封建思想的影响，在广大农村建立起来了比较稳定的新的社会秩序，较好地实现了党对农村的政治整合。

二

分化与整合是一对共生共伴的矛盾统一体，“政治冲突、政治整合、政治秩序之间是一个“冲突—整合—有序—再冲突”的螺旋发展过程。”[3]1956年底，社会主义改造基本结束，开始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三大改造结束后，仿照苏联模式，我国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但是，在这一体制下不可能由每个人执掌管理权力，社会又出现了同一体内的新分化，即社会成员分为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由此出现了新的矛盾，即人民内部矛盾。这种矛盾主要表现为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矛盾。”[4]怎样化解这对矛盾，实现对农村的新的政治整合？党的领导人起初希望用民主办社的方法，在体制内部解决此问题。“但在这之后，党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对当时的国内矛盾作出了不恰当的估计，将干部与群众之间的人民内部矛盾上升为尖锐对立的阶级矛盾，认为干部已成为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指出这种大矛盾已不可能通过体制内‘小民主的方式加以克服，从而主张自上而下广泛发动群众，以革命的方式加以解决，由此达到全新的政治整合。”[5]192这种错误的判断直接影响了农村的思想教育工作，农民政治参与也因此走向了畸形发展的道路，以至于最后出现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错误。

1963年5月20日，毛泽东主持制定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提出“有些社队的领导权，实际上已经落在地主富农手里”[6]。1964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即“后十条”），明确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方针。1965年初，《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又错误地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城乡社会主义的阵地。”[7]在上述错误思想的指导下，农村的思想政治教育开始偏离了正确的轨道。“前十条”通过之后，萧山立刻在全县农村开展了形势、阶级、阶级路线、阶级斗争和党的政策教育，通过下派工作队、召开群众大会、建立贫下中农协会等方式动员广大农民。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活”的思想教育。“县、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等单位，要普遍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广大社员、干部和民兵都要参加学习。”[8]要以“斗私、批修”为纲，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学习毛泽东著作要突出政治，要开展革命大批判，要把“阶级斗争熄灭论”揭深批臭。与此相适应，农民政治参与也走上了畸形发展的道路。这个时期的农民政治参与呈现出非理性、无序化和暴力化的特点，运动型参与是其主要形式。endprint

在错误理论的指导之下，这段时期的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出现了根本性的错误。由于教育思想和中心内容都必须服务和服从于阶级斗争，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被作为敌我矛盾进行处理，错划了一大批所谓的“四类”分子，揪斗了一大批所谓走资派在农村的代理人，使得农村人心惶惶。这一时期的农民政治参与虽然声势浩大，但由于其动员性、强制性、无序性和非理性，非但没能真正提高农民的现代政治素质，反而助长了其政治盲从。

三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中国告别了长期的混乱局面。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必须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改革开放拉开序幕。改革首先在农村实现突破，1984年底，人民公社制度彻底退出历史舞台。随着人民公社退出历史舞台，国家失去了对农村政治整合的重要基础，广大农村一度陷入了无序和失范状态。如何填补“真空”，解决农村社会失范问题，以重新聚合农村社会，实现对农村的新的政治整合？设立村民委员会，实行村民自治，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通过不断的尝试和发展，1987年11月24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9]村民自治开始在全国推广。

重心转移及新制度新政策的实施，为农村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新的空间，以广播电视、报刊杂志、宣传册等为载体的理性的、有序的、深入的讨论成为对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方式。同全国大多数地区一样，萧山县于1984年撤销人民公社体制，设立乡（镇）政府，以原生产大队或自然村为范围，设787个行政村，设立村民委员会，实行自治。通过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大量日常矛盾得以在农村内部化解，国家的治理压力大大减轻，不但重新整合了农村政治，而且还提高了农民的自治意识和政治参与的能力。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村不同利益群体出现，需求与满足之间的矛盾、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矛盾不断加大。农民思想政治教育面临新的形势和新的挑战，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及封建陋习开始复活，宗族意识在不少农村又卷土重来。至于在新的历史时期怎样推进农民思想教育，引导农民有序政治参与，包括萧山农村在内的全国各地农村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譬如，加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关知识的普及教育，宣传科技兴农，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转变思路，将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结合，将思想教育融进服务“三农”的过程之中，为农民的基层参与提供制度保障;同时，积极疏通并拓宽农民政治参与渠道，如推行“民主议事会、民主理财日、民主议政日、民主听证会等”，“大大拓展了农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渠道，激发了农民有序政治参与的热情并很好的维护了自身的利益。”但同时也应看到，当前思想教育的效果与还不甚理想，一些教育方式甚至受到农民抵制，非制度政治参与现象尚未根本好转，需要我们进一步创新农民思想教育形式，增强教育实效性，扩大农民有序政治参与渠道，以实现对广大农村的政治整合，维护农村社会的动态稳定。

参考文献：

[1]  谢迪斌.论新中国初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乡村的实践[J].中共党史研究，2011，（18）.

[2]  中共杭州市萧山区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共产党萧山历史[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3]  胡锐军.政治冲突、政治整合与政治秩序论纲[J].晋阳学刊，2004，（10）.

[4]  徐勇.农民改变中国[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190-192.

[5]  于建嵘.中国农民问题研究资料汇编：第2卷（上）[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1494.

[6]  《当代中国农业合作化》编辑室.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G].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789.

[7]  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M].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643.

[8]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M].北京：法律出版社，1988.

[9]  高伟.协商民主与农民有序政治参与研究[J].湖北社会科学，201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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