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国恋中的东西方文化冲突初探——杜拉斯“中国情人”形象分析

孙少佩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人文学院　572000）



异国恋中的东西方文化冲突初探——杜拉斯“中国情人”形象分析

孙少佩（海南热带海洋学院人文学院572000）

一、杜拉斯及其笔下的异国恋

玛格丽特•杜拉斯（1914～1996）是一位善于赋予地理位置和特定空间以特别意义的作家，她一生写过六十多部小说、戏剧和电影剧本，她的绝大多数作品都以爱情为题材，而其中跨越时空的异国恋是她最为热衷的爱情故事题材，这类作品情节丰富，情感饱满动人，也成为了杜拉斯最受读者所喜爱的写作模式之一。

在《抵挡太平洋的堤坝》《情人》《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这三部自传性很强的小说中，杜拉斯以自身的经历为蓝本，描述了两个异国年轻人之间炽热的感情。出生在印度支那的法国少女，和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青年，偶然在船上一次邂逅，发乎本心的激情与爱欲，同现实中以及潜意识里的种种偏见混揉交杂，最终呈现出一副异国恋情的全景图。其中，有毫无保留的欣赏与赞美，也有不加掩饰的嫌恶同鄙夷；有代表西方先进文明的法兰西文化特质，也有蕴含古老东方文明的印度、中国文化图景。杜拉斯笔下的异国恋，所表现的不仅仅是男女恋爱本身，主人公在恋爱中的行为举止，固然由爱情主导，然而却逃脱不出自身文化底蕴的桎梏，甚至很多时候，主人公在文化影响支配下的表现，违背了爱情的本意，使得故事的发展脱离既定轨道，然而这正体现出异国恋中最大的特点——文化差异的碰撞和冲突。

二、“中国情人”形象分析

杜拉斯在《爱》《直布罗陀的水手》《黑夜号轮船》《英国情人》《坐在走廊上的男人》等很多作品中都塑造了不同的异国恋情，以及风采各异的异国恋人形象，这与作家本人的感情生活密不可分，都是作者基于自身的情感经历与情感需求所创设出来的故事与形象。但归根到底，杜拉斯最为真实的情感披露还是在《抵挡太平洋的堤坝》《情人》《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三部小说中。因为这三部小说所塑造的“中国情人”形象的原型就是杜拉斯在少女时代爱过的一位华人青年。这其中以《情人》最为大众所熟知，而以《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中的“中国情人”形象最趋于完美。

在《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杜拉斯描述的异国恋充斥着矛盾、毁灭与绝望的情感，法国小姑娘在越南所遇到的中国青年，并不是她理想中的爱人，对他外貌的描写中有着很浓的鄙夷色彩，这是一个名叫“诺”的白人，年龄在25岁左右，年轻、富有、优雅，但个子矮小，长相丑陋。“那个人的面孔不英俊，窄肩，短臂，个头在中等以下。”1到了《情人》中，这一形象变成了一个当地中国大富翁的独养儿子，家原在中国北方抚顺。他父亲住在标志身份、镶有蓝色琉璃砖平台的房子里，是所有本地区操纵商界的中国移民当中“最为可怕、最为富有”的一个，已经不见了很多针对外貌的贬低性描述，但也缺乏一个女性对于爱人应有的认同和欣赏。

在《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中，“中国情人”形象最为独特，所有的歧视与鄙夷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欣赏和赞美。“他与前书那个人有些不同：更结实，没那么多恐惧，更大胆。他模样更帅，身体更健康。比起原来那位更‘上镜’。”女孩带着欣赏和赞美的口吻称赞他，“我从来没见过你这么英俊的男人!”2即便如此，我们依然感受到深藏于其内心深处的种族主义思想。

同一个人物原型，其在作者不同时期的三部小说中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变化，体现的是作者对东方文化从排斥到接受认同再到欣赏的转变过程，也是投射在作者身上的东西方文化从矛盾冲突到和谐交融的发展流变。

三、东西方文化冲突的外在表现

（一）法国女孩及其家庭对于中国情人的抗拒

异国恋情中，东西方文化的冲突首先体现在恋人双方对待彼此的态度上。而在法国女孩与中国青年的恋情中，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广博与包容和西方文化的精英主义相碰撞，西方文化熏陶下的法国人对于东方形象的排斥和抵触就十分明显地表露出来，成为恋情中主要的矛盾冲突。

相较于《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和《情人》两部作品中的异国恋，《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中“中国情人”的形象已经是最为积极和完美的，然而即使如此，女主角对于情人的态度仍旧存在着内心深处的抵抗。在和中国青年确定情人关系之后，她却陷入了矛盾与痛苦之中，一方面沉沦爱河幸福甜蜜，另一方面却又对她的闺蜜海伦说“你认为我能接受得了一个中国男人”3，其内心对于这个中国情人的抵抗和不认同昭然若揭。在中国情人和她的对话之中，她更是毫不隐晦地表露了对中国人的看法，将瘟疫、疥疮、梅毒、霍乱与中国人的形象并列，并解释道“中国人不接受殖民化，没办法把他们揪住了施加殖民统治，这怎不让人遗憾。”4

此外，女主角的家庭，对于这位中国情人也抱着深深的成见。这一点在《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和《情人》中表现得很明显，而在《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中，因为中国情人的形象变得优雅而富有，母亲和哥哥贪财的心理很大程度上掩盖了他们对于种族的偏见，在中国人请客的饭局上双方相处表面比较融洽。然而，在与这位中国人相处的细节之中，还是处处能看到白种人的种族优越感，这就展现出了一个社会小集体中生活在殖民地的贫穷而普通的法国家庭对异国形象的态度，即便是这样一个属于法国下层的小家庭的成员们，在一个富有的中国人面前也没有忘记表现出那种种族的优越感，甚至即便自身贫穷，也不忘保持白种人的“面子”，可见当时白人种族观念的普遍和根深蒂固。

（二）法兰西文化对东方形象的集体意识绑架

杜拉斯笔下的异国恋，所蕴含的东西方文化冲突，不仅体现在个人相处的态度之中，更体现在社会集体意识对于中国形象的歪曲绑架之中。从19世纪开始，欧洲人对中国人的恐惧和蔑视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集体想象。当时法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已经是一个停滞不前、贫困落后的形象，中国人是一些丑陋、麻木、冷漠、残忍、孤独、愚昧而无理性的人，像情人那个终日不离鸦片烟的父亲一样。的确，面对男性化的殖民宗主国，西方作家常常喜欢夸张描写女性化、奴性化、相貌丑陋的殖民地男性形象。中国情人是一个与群体同构的他者形象，因而在作者笔下被矮化、女性化。情人生活在印度支那殖民地，他拥有殖民地女性的许多特征：身材孱弱、弱不禁风、个子矮小、性格忧郁、胆小温柔、善解人意。

在《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中，中国情人的形象被作者进行了美化，可以说是杜拉斯对他进行了一种白马王子化，但是，这种美化，则完全是在西方视野下的一种社会集体想象中的产物，将中国人的形象描写得无限接近“小哥哥”式的西方人，就是杜拉斯对于完美情人的设定，这样的衡量标准就能反映出当时社会的集体无意识对于作家以及作家笔下的中国情人形象的绑架。

四、东西方文化冲突的内在渊源——作者自身的文化悬空

（一）少年时期越南文化的烙印

杜拉斯有着纯正的法国血统，但出生于印度支那的越南西贡附近。她的父亲是政府官员，母亲是小学老师，她是他们的第三个孩子。他们家是贫穷的，是生活在越南的贫穷的白人家庭。直到成年后离开越南，杜拉斯在印度支那度过了她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所有无忧无虑的美好回忆，以及青春少女的初恋悸动，都发生在那段时间，发生在湄公河边那片土地。通过她的写作我们可以知道，童年生活留给她的，是南亚丛林中自由奔跑的岁月，是无休无止流动着的湄公河水，也是一具具沼泽中饿死的浮尸，是海潮来临时划舟远行的逃难人群。种种这些经历，使得东方文化在她的生命中刻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这些痕迹都深深地烙进了她的作品之中，神秘的雨林、浑浊的森林雾气、带来绝望和沉重的海水、弥漫着压抑的湿热，都奠定了她作品之中的感情基调，使得作品中的人物充满了东亚文化的气息。

（二）与法兰西文化的交融和碰撞

杜拉斯对于东亚文化的观察，不可避免是带着白人视野的，因此，她对于印度支那的回忆，以及对于中国感受，都能看出西方社会集体意识的底色。这在她尚未回到欧洲社会之时，并未显露出尖锐矛盾，虽然母亲总是提醒她和哥哥——“你们是法国人”，但由于置身在广博的东方文化之中，杜拉斯头脑中的一点西方文化印痕对于她的生活体验，产生不了大的影响。

杜拉斯在成年后回到了法国——曾经由母亲的讲述并留在脑海中彬彬有礼的法兰西国度。这次迁徙成为了她生命中的巨大转折，也是奠定她创作之路的基石。由于此前与法国文化没有接触，杜拉斯发现，眼前的文明与她那充满野性的童年的异域生活习惯格格不入，她完全成了法兰西文化的异端，完全背离了归属前的期待心情，取而代之的是忧郁甚至恐惧，无法融入其少年时代深刻的东亚文化烙印。她曾说：“我不觉得自己是法国人”，这表现出了她与法兰西文化强烈的疏离感。于是矛盾产生了：一方面，回到了法国的杜拉斯，从现实理性上迫切需要建立起自我与母体文化之间的联系，在法兰西寻找到属于她的位置和身份，获得法兰西文化的认同，此时十八年的东方文化的熏陶是其最大的障碍；另一方面，童年特殊的成长经历在她心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她对那里有着特殊而真挚的情感，对那个生活了十八年的东方充满了依恋。

此时的她，成为了一个文化上的悬空者，她既不属于东方，也不能完全融入西方，始终摇摆在过去与现在，游离在东方和西方之间。为了寻求内心的平衡和宁静，杜拉斯把痛苦和尴尬铸成了文字，这就是人们现在看到的她的作品。

杜拉斯的整个创作过程经常在认同不同文化模式的矛盾中摇摆，法国文化是她写作时正在体验着的文化氛围，每一个动作和习惯，每一天的日常生活都融入其中；而她的脑海中挥之不去的，却是东方的民族精神和风俗习惯，是童年时代的纯真记忆和青年时代业已形成的价值观念。法兰西文化模式的建立以及内涵的形成对杜拉斯而言，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刚刚回到法国社会的杜拉斯，像是一下踩在了空中，她脚下的那块东方土地突然间消失了，丢失了某种应该得到的保护，好像她同时被两种语文化所抛弃，而这种被抛弃的感觉便成了她写作上的一种痛苦。

杜拉斯由于不同人生阶段经历了不同文化所造成的自身文化悬空，是她的作品中异国恋情的发源土壤，也是异国恋中东西方文化冲突的内在根源。东西方文化的冲突带给杜拉斯的是写作过程中的痛苦，而为了摆脱这种痛苦，杜拉斯做了很多种尝试，最后终于认识到，只有在熟悉的情感经历中倾诉，才能够释放自己，真正获得认同。从东方文化中汲取养分，在西方文化氛围中写作和分享，走上这样一条写作的道路，是她对于平衡东西方文化冲突方式的选择，也是《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中的中国情人形象在国际社会获得认可的原因所在。

注释：

1.许均主编，张容译.杜拉斯文集：抵挡太平洋的堤坝[M].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25.

2.许均主编，周国强译.杜拉斯文集：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M].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20.

3.许均主编，周国强译.杜拉斯文集：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M].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77.

4.许均主编，周国强译.杜拉斯文集：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M].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97.

参考文献：

[1]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户思社.痛苦欢快的文字人生——玛格丽特·杜拉斯传[M].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

[3]阿拉.解读杜拉斯[M].作家出版社，2007.

[4]杜拉斯.情人乌发碧眼[J].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