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斯丽·岩井（外二篇）

◎路也 Lu Ye

莱斯丽·岩井（外二篇）

◎路也 Lu Ye

凌晨四点钟，我准备上床去睡觉的时候，莱斯丽就开始起床了。偶尔我们在共用的门厅和厨房相遇，她会对我说：“晚安。”我就对她说：“早上好。”我躺在床上，听见她那屋里响起了很微弱的圣经音乐，轻轻拍打着我们之间的墙壁。莱斯丽每天都起得很早，起来做祷告，到KHN艺术中心来入驻，她随身带着三本《圣经》，一本放在卧室里，一本放在门厅里，一本放在了她的工作室里。我说：“你起得太早了，上帝还没睡醒呢，估计听不见你的祷告。”我虽这样说，但有时候我又感觉到她的祷告也许真的都已通过我们房顶上的烟囱，经过天空，到达上帝身边了，被接收到了。我天天都在这样轻轻柔柔的圣经音乐里入睡，我会一直睡到中午，直到被咖啡的香气熏醒，厨房里咖啡壶亮着指示灯，莱斯丽还没有来得及喝完的咖啡总是这样温着，她人到楼下工作去了。

莱斯丽·岩井是我的第二个室友。她是一个混血儿，长了一张典型的美国脸，配了一个标准的日本身子，还有一副地地道道的夏威夷表情。她的母亲是美国白人，父亲是从未去过日本的第二代日本移民，她出生在夏威夷，长到15岁，才随全家迁来本土。莱斯丽是数学学士、化学学士和建筑学硕士，但她最终选择做了一个专职雕塑家，在我看来她是把数学、化学和建筑学混血了，弄成了她现在正在从事的软雕塑，工作室里摆着计算器、尺子、圆规、玻璃药瓶和各种废旧材料，甚至还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降落伞摊在地板上。她的姓名在我看来也是混血的，是拼音文字与象形文字的混血，岩井是一个日本姓氏，写成英语时已经找不到原来的发音了——就像莱斯丽这个人一样，除了身材，她的身上没有任何一丁点儿日本痕迹，她其实已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

她来报到那天，听说我是个诗人，她一边大喊着“我喜欢诗，我喜欢诗”，一边旋风一般跑回屋里搬了一摞诗集回来给我看，第一本是T·S·艾略特的《荒原》，第二本是T·S·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第三本是泰德·库瑟的《光明与阴影》，第四本是安妮·狄勒德的《如此这般的早晨》……我顿时两眼放光地说“你等着——”，转身跑回我的屋子，很快也抱了一堆诗集回来，当我们看到各自诗集里有着几本是重复着的，两人相视而笑，我找来红酒，一人倒了一杯，提议为找到知己干杯。后来她帮我用她的信用卡在网上买安妮·狄勒德的诗集，送货地址写的就是KHN艺术中心，时间有些紧张，就在我离开艺术中心的日期前后，我有些担心人走时书还没有送到，那可怎么办。莱丝丽却一点也不担心，她说“别担心，上帝会帮助我们的”。

除了偶尔卖出一两件作品，莱斯丽没有挣钱的工作，我问她靠什么生存，她愣了一下说：“我也不知道，反正每到关健时刻，上帝就会帮我。”她还说她偶尔会出去到艺术学校或教堂里去工作上一阵子，但都是做义工，不要报酬的。她看上去永远精力充沛，乐呵呵的，笑容照亮着脸庞，口头语是“上帝会帮我。”她穿着非常随意，总是干干净净的旧牛仔裤和旧T恤衫，极其简朴，有一天我见她穿得稍稍鲜亮些，穿了花裙子，更罕见的是，还化了淡妆，因为那天是星期天，她要去我们楼下的那个教堂。还有一天她也明显地打扮了一下，她解释说，总统选举到了最关健时刻，她这样做是为了要给奥巴马祈祷。她吃得极简单，简直就是个清教徒，一大条硬硬的全麦面包可以吃上两三天，用刀切成片并在中间抹上果酱或者夹进奶酪，外加一杯黑咖啡，就是一餐饭。我知道那种面包有时是来自一些餐馆，早上进的货，如果晚上七点之后还没有卖出去，就可以让顾客免费随便拿走，拿多少都可以。她见我老是在厨房里忙碌，动不动就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地烧出两盘菜来，举着两根烤肉用的竹签当了筷子大吃一番，就问我：“你在中国也是天天都要这样做饭吗？”问得我都有些不好意思了。莱丝丽用完餐具，从不马上清洗出来，都是堆放在水池里泡着，水池放满了，就放在水池边上，整整围成了一圈，然后是第二圈，用过的盘子杯子们如此排着队伍，立正稍息向右看齐。在莱丝丽来之前，我刚刚跟一个无比讲究的韩国女人住了一阵子，时时感到拘束，现在终于遇上一个跟我一样随随便便大大咧咧的，所以感到很放松，索性我也不按时洗碗洗锅了，比赛一样，也排在了那里。

为了照顾我的听力，莱丝丽把英语说得很慢很慢。有一天中午我俩坐在桌前闲聊，我说，我原本希望希拉里能当总统的。汉语里译成“希拉里”音的这个名字，其实译得不准确，英语原来写法Hillary其实更接近“黑勒瑞”的音，而我当时刚来这里，由于没有注意到这个名字的英文写法，只是在中国看过报纸上的汉语译法，所以不知道这名字是具体由哪几个字母拼写的，所以无法根据国际音标去正确读出来，只好根据汉语发音“希拉里”把舌头胡乱一卷一伸，想当然地去还原成了英语音“塞勒瑞”，而“塞勒瑞”听上去却仿佛是单词celery（芹菜）了。莱丝丽无比困惑地问我，你敢肯定，你希望让celery（芹菜）当总统？我很肯定地点点头。她突然大笑起来，惊讶地说，celery是一种蔬菜，你想让蔬菜当总统呀？我这才意识到我把音错发成了“芹菜”，也大笑不止。接下来我马上又想当然地改正了，把那汉语音译还原回去读成了英语音“萨勒瑞”，于是又成了Saralee，莱丝丽这次笑得更厉害了，说Saralee在这里是一个面包公司的名字，你想让面包当总统吗？她一边大笑一边说，现在她终于明白了我想说的应该是Hillary，是一个女政治家，克林顿的夫人。后来，我们俩只要一提起“让芹菜当总统”或者“让面包当总统”的话，就都笑得直不起腰来。

莱斯丽每天都要跟我讲解一通圣经。她提到圣经里的某个句子，马上就能不假思索地说出这是哪一章哪一节里的，并且随手就能准确无误地翻到那页，找到那一行。我对她的语调渐渐熟悉了，有时候跟其他人打交道时，别人说话，如果我没听懂，她就会立刻把别人刚刚说过的话再转述一遍，用她的语调将快速中速转成慢速，我就能听懂了。她说：“信仰是第一位的，艺术永远只是第二位的。”说这话时，她表情坚决，目光镇定。谈到艺术的标准，我们俩不谋而合，认为好的艺术都应该是“单纯的”，同时又是“深刻的”。

有一天坐在餐桌前，莱斯丽告诉我到下个月她就满37岁了。我从来不去询问别人的年龄，除非别人主动告诉我。她问我是否成家，我说“我单身”。她说“我也单身”。俩人一起笑了。她进一步解释她单身的原因是，没有在正确的时间遇到正确的人。我接着解释我单身的原因是，在错误的时间遇上错误的人，所以结了又离了。于是俩人又大笑起来。一个女人单身着是美丽的，而到了这个年龄依然单身，应该叫做辉煌。我没有问莱丝丽有没有男朋友，反正我从来没有听见她的手机响过，门厅公用电话也从来没有打过来找她的。美丽的莱丝丽，瘦小的莱丝丽，孤单的莱丝丽，她每天只跟上帝说话，跟雕塑说话，就已经像小鸟一样快活了。

而快活的莱丝丽，她的作品却永远是哀伤的，她说她不知道为什么她的每一个雕塑的主题都是哀伤，总是哀伤。她把那种空了的针剂小药瓶收集了许多，在里面放上盐水，圆形瓶口朝下倒扣到黑色画板上，放到工作室门口的地板上，在烈日下曝晒，风干之后，那些盐渍就在黑色板子上留下了一圈一圈粗砺的白色印痕，这一个又一个整整齐密密麻麻排列着的小圆圈圈在黑色背景上看去，很像一个个蜂巢，但没有蜜蜂，也没有鲜花，只有空荡和茫然。我问“这是一个蜂巢吧？”莱丝丽点头肯定，进一步解释她的这个作品：这是一个没有蜜蜂的巨大蜂巢，曾经的蜜蜂都去了哪里？谁也不知道，这多么像我们的城市，也许某一天，人去楼空，巨大的城市空空荡荡，生命消失了，人类的未来在哪里，想到这些，怎能不感到哀伤……这时我看见莱丝丽眼里闪着泪光。

我合同期满要离开艺术中心时，规定要在某个周五的下午五点钟以前离开，莱丝丽替我在网上买的书恰好就在那天中午到达了，莱丝丽说，“我说的没错吧，上帝会帮助我们的。”我走后，莱斯丽还要在这里呆上一段日子，我们拥抱告别。

我从艺术中心去了另外一个城市，那个城市一个大学里的师生译了我的诗，定好了在下个周二晚上举行一个小型朗诵会。临别时莱丝丽拥抱我，并说她想下周赶去参加朗诵会。我并没有太将她的话放在心上。到了那天晚上，秋雨淅沥，凉风嗖嗖，朗诵会进行到一半时，一个人影推门而进，竟是莱丝丽！她的前额头发都是湿的，进门悄悄坐下，远远地用口形对我说“对不起我来晚了”。从艺术中心所在的小城赶到这个城市有一个多小时的高速公路车程，约60英里，将近100公里呢，况且又是在这样的雨夜，没想到她还是来了。莱丝丽听得很认真，不断地向我这边看过来，用欣赏和鼓励的眼神。朗诵会结束时，她又要开车一个多小时连夜返回KHN艺术中心。我们再次拥抱，都说会记住彼此。我送她到大厅门口，大平原正秋意瑟瑟，正雨蒙蒙夜茫茫，她的身影融进了这秋天的雨夜，愈发显得瘦小而孤寂。

全黑的画布

“尹性媛”这三个汉字，是尹性媛自己写给我看的。她对汉语一点也不懂，只是会写自己的汉语名字而已。她不会读这三个字，要我把它们读给她听，我用标准普通话读了，她感到奇怪，发音跟她名字的英文发音毫无关联，相去万里之遥，不像是同一个名字了。她的姓名用英语读起来听上去并不是“性媛·尹”，却不折不扣地成了“宋王·袁”。我觉得这个“性”字夹在名字中间有些别扭，汉语里很少把这个容易让人误会的字眼放到名字里去，就问她是否写得准确，她解释说，就是这个字，听说在汉语里这个字表示性别，而后面那个“媛”字表示“美好的女子”，连在一起，应该是很好的意思了。我只好表示同意。

尹性媛是是韩国人，来美国留学已三年有余，现在波士顿攻读她的第二个硕士学位，专业是现代视觉艺术。她是我在KHN艺术中心的第一个室友，所谓室友是指住在艺术中心楼内的同一套公寓里，只有门厅和厨房共用，至于卧室工作室卫生间都是分开来各自独立使用的。尹性媛极其注意室内卫生，严格遵照厨房墙上张贴的告示将垃圾分类，可回收垃圾、不可回收垃圾，另外还要将玻璃制品要单独分成一类出来。平时生活过于随意邋塌的我决定把她当成学习的榜样。那段日子我饮食不习惯，拒绝吃西餐，中餐又懒得自己做，所以营养不良，飘飘长发掉得厉害，走到哪里就把头发掉到哪里，如果作案，势必留下铁的证据，从地上捡起根头发去做一下DNA鉴定，就会知道坏事是我干的。尹性媛一见到厨房地上有头发就默默地捡起来，扔到垃圾箱里去，弄得我很不好意思，也常常俯下身去捡自己的头发。有一天她拿着从厨房地板上捡起的一根头发找到我，将那根弯曲的干燥长发高举在手上，同时将自己额前一根头发拎起来，将两根头发进行对比，虽然都是长发，但她的更直，我的微鬈，我的发质比她的更干燥些，最终证明了掉在地上的那根头发是我的，而不是她的。我说很抱歉，我本来就知道那是我的，我以后会更加注意随时随地地捡自己掉在地上的头发。接下来，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头发问题，我就去药店买维生素来吃，我不想让我的长头发掉在地上讨人嫌，当然更不想在离开这个国家的时候，变成个秃子。

尹性媛说韩国英语，我说中国英语，她常常认为我的发音有问题，纠正我，我也认为她的发音有问题，纠正她，谁也无法说服谁。比如，她用英语说“微波炉”，我听不懂，但当我用英语说“微波炉”的时候，她也听不懂，只好把人拽到厨房里，指着台子上的微波炉说“嗯，就是它”。我知道这样住下去，我们俩的英语发音都会越来越糟。

尹性媛很用功，每天工作到凌晨两三点钟才从楼下工作室里回来。她常常问我，今天你写了多少啊，都写了些什么呢？每当这时我总是感到很不好意思，因为我实在是没写什么，只好羞愧地说今天在床上躺了大半天看闲书，后来出去逛店了，买了什么好玩的好吃的。她说她工作太劳累了，得休息一下了。就这样她日以继夜地工作了三个星期，到了期满要走的时候。我对她画了些什么感到好奇，提出想去看看她的画，她很爽快地答应了。

她的工作室是庭院里一间大大的平房，四面墙上挂着一张又一张钉在木框上的黑布，每块画布都被从上到下从左至右不留一点边际地涂成了均匀的全黑，就这样整整挂了屋子一圈，大约有二十来块。我问：“你的画呢？”她说：“这满屋子都是我的画呀。”我又环顾四周，疑惑地问：“在哪里呢？”她笑了，看上去有笑我笨的意思，她指着墙上那一块块全黑的黑布说：“这不全是画么，你怎么能看不见呢？”我还是不解：“你指的是墙上这些？你还没有画完吧？”她很自信地说：“画完了呀，我正准备把它们都带回波士顿。”我于是瞪大双眼，凑近到画布上去，一幅幅地看下去，我的鼻尖几乎要挨到画布了，我确信我还没到花眼的年龄，我的近视眼镜度数也是足够的，可是除了完全的一抹黑，百分之百的一抹黑，我就是无法辩认出画布上还有什么图象图案之类，真的什么都没有，就这样一抹黑一抹黑地看下去，围着屋墙整整走了一圈，转到了屋角，到了最后一张画布，还是全黑，但我终于还是看出了这最后一张画布跟前面那些画布的不同，我在全黑之中发现在右下角隐约有着两个指甲盖那么大小的米黄色图案，形状有点接近麦穗，由于颜色太浅，如果不是我几乎把脸贴到了画布上，根本就发现不了它的存在。我问画的主人：“你的画的题目是什么？”她答道：“《时间与生命》。”我好半天才缓过神来说：“你很勇敢，这大约是一种新概念画法，时间就是什么也没有，生命就是漆黑一片。”接下来我告辞，捂着胸口快步穿过庭院上楼，风一般匆匆回到公寓，刚关上卧室的门，我就大笑起来，笑得一头栽到了床上，来回打滚。我在屋子里笑啊笑，怎么也止不住了，笑得肚子疼，上气不接下气，一直笑到天黑，我甚至觉得天是被我笑黑的。

尹性媛走的前一天，艺术中心为她举办了一个小型视觉艺术展，把城里的艺术人物都开着车来了，艺术中心小楼前面拉了英语横幅“特别活动”。红酒、冰块、冰激凌、点心摆在画廓的桌子上。尹性媛请我去看。展出的东西并不在画廊里，而在地下室楼梯拐角处一块空地上，原先那个地方放置着某个入驻艺术家留下来的纪念品：五只卡通狗。现在卡通狗被暂时挪开了，露出白白的墙壁，对面楼梯旁放了一只手提电脑，正打开着，在对面白墙上放出幻灯，像PPT课件。我在那里呆立了十分钟，画面永远是同一幅，看不出是什么图案，像是一大堆胡乱堆放着的米黄色透明丝袜，正在那里不停地旋转和翻滚，永远平停地在旋转和翻滚，在我看来那简直就是电脑桌面上的一个屏幕保护程序。我问尹性媛：“怎么老是这个样子呢？”她答：“今天展出的只有这一幅创作”。这次我没有问她题目是什么，我想差不多也应该是“时间与生命”吧。她让我提意见，我胡乱说了一通，就赶快跑去画廊了。艺术中心的副主任凯特自己制做的冰激凌很好吃，有巧克力的、有香草的、还有奶油的，我怕去晚了就没有了。

卡通狗

地下室过道里，在正冲着楼梯口的位置，站立着五只卡通狗，它们是在这个艺术中心入驻过的某个艺术家赠送的个人作品。每只狗都是以轻型材料包裹在铁丝架上制做而成，是空心的，所以用两只手就能不费力地拎起来，但是它们的体积却比真狗大一倍，占地面积不小，据说当时是用小卡车拉到这里来的。五只狗就主色调来说，一只白的，一只黑的，一只绿的，一只蓝的，还有一只是红的，当然它们身上的斑纹就是颜色各异了。它们威风凛凛，眼睛圆睁，吐着舌头，有一只头上顶了一圈香肠，有一只把一串红苹果做了项链，还有一只在耳朵上拴了松果……

地下室超大，有一处洗衣房，一个小型网络中心，还有一处提供公共电脑和公共电视的客厅，客厅对面是一个大教室，常用来给附近中学生上美术课，拐个大弯之后，是一个琴房。整个地下室没有光亮，白天光线微微弱弱，夜晚更是黑咕窿咚，所以只要有人在，灯都是要开着的，就是没人的时候，往往也是开着的，基本上一天二十四小时都要灯光明亮。那五只卡通狗在灯光下五彩缤纷，憨态可掬。

我喜欢夜晚到地下室里去。除去有那么一阵子有个来自佛罗里达的小说家会偶尔皱着眉头喝着啤酒到那里去构思他的小说之外，绝大多数夜晚地下室里只有我一个人。我常常在那里呆上一整夜。电视上正在直播总统竞选，公用电脑从来不曾关闭过一分钟，大概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都是运行着的，茶几上摆放着各种文学艺术类杂志，有时我会翻翻《纽约客》，电话机在地毯上放着，可随时拿起来打通越洋电话。中央空调把冷气开得很足，这里的人都是肉食动物，天天以牛肉和奶酪为食，都不怕冷，把屋子弄得像冰箱的冷冻室，却苦了我这个浑身热量不足的食草动物，我只好从八月中旬开始就不得不在屋子里穿上了毛衣，裹上了毛毯。地下室墙上贴了一张纸，上面写着：“如果屋顶上的龙卷风警报器鸣叫，请大家立即赶往地下室躲藏。”那时龙卷风刚好把邻州给掀翻了，一个作曲家只入驻了一星期就接到他在休斯顿的家被龙卷风毁掉的电话，只好打道回府。我有时干脆就开着灯在地下室客厅沙发上睡过去，我想龙卷风来了也不怕，反正我已经在地下室里了。那五只卡通狗圆眼大睁，从过道朝我这边望着，它们彻夜不眠，守卫在我身旁。

有一天夜半时分，我像往常一样，从二楼下到一楼，接着往地下室里去。站在楼梯口，我愣住了，地下室的灯不知被谁给关上了，客厅里面漆黑一片，而一楼楼道灯光似乎拐了一个弯，反射到地下室过道里，那站在黑暗里的五只卡通狗又披上了一层这样的浅浅淡淡的光影，猛得看上去格外阴森，而开关按扭在底下过道里，我只有走下楼梯去才能摸得到。那五只吐着舌头的大花狗在若有若无的光线映照下完全没有了平日的憨态，实在恐怖得可以。我吓得退了回去，走到半路，又不甘心，再次返回到地下室楼梯口，屏住呼吸，为让自己不去正视那五只大狗，我闭上了眼睛，扶着墙壁，稀哩咣当地往下走，我几乎是滚下楼梯去的。到了下面，竟跟五只大狗面对面了，更是毛骨悚然，我看见它们的粉红舌头在半明半暗的光线中正朝我长长地伸着，似乎还听到了呼哧呼哧的喘气声，我几乎尖叫起来。我在墙角一阵乱摸，好不容易才找到开关按扭，灯亮了，那五只狗又恢复了往日的憨态和朝气。

我和五只卡通狗一起照了好几张合影，以纪念它们陪伴着我度过的这个夏天和这个秋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