缙云山下的“花房子”中国最后一个儒家的重庆往事

文+绾绾 图+无忌

英文导读: Liang Shuming lived in Beibei when he came to Chongqing.He run Mianren School and had meetings with friends in Mianren House.Meanwhile, he devoted to revolution and rural construction.

前生是一个和尚

在北碚区缙云山下金刚碑村原勉仁中学旧址内，有一座梁漱溟纪念碑，雕像尽管斑驳，神态却坚定，隐隐透着一股气势。纪念碑上费孝通先生所题“漱溟馆”三个大字字迹完整，清晰可辨。

梁漱溟经历了清朝末年、中华民国及新中国的成立，看到了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一生都在研究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其影响深远，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教授称他为“中国最后的儒家”。不过，鲜有人知，梁漱溟在晚年曾自言“人有今生、前生、来生，我前生是一个和尚。”

本页图：今天在北碚，还能看到完整的梁漱溟纪念碑，费孝通题字“漱溟馆”略显斑驳，而经过翻新的纪念馆被茂林修竹所环绕。

他生于贵族，却洞见草根阶层的疾苦，致力于乡村建设；他是传统文化的发扬者，虽回归儒家，但曾一度笃信佛学；他极富革命精神，呼吁和平，被美国军事家马歇尔称为“中国的甘地”。他便是“中国最后一个儒家”——梁漱溟。

1912年，梁漱溟19岁，参加了中国革命同盟会京津支部，随后又当了《民国报》记者，专跑国会，研究西方政治体制在中国的应用。同一段时间，他的人生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既两度欲自杀，又拒婚、茹素、入迷佛学，总是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徘徊，一度想出家当和尚。1916年，在担任内阁司法部秘书期间，梁漱溟曾闭门谢客，潜心研佛三年。

其实，梁漱溟很早就开始涉猎佛学典籍，释迦牟尼出家的故事让他顿悟。当然他信佛有自己的规矩，没有礼佛行动，而是把对佛的虔诚付诸于身体力行，尤其在自我修养上下功夫。后来抗战时梁漱溟曾带着学生深入前线，他在给儿子梁培宽的信中写道：“时人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此行盖践之以”。

不过一件事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1918年其父梁济为了满清而“殉节”沉潭自尽，但并未达到警世的作用，这件事深深触动了梁漱溟，他于是开始折入儒学。他认为儒家成圣之道的最高境界在于世界大同，天下为公，这才是救世良药。他曾对儿子梁培恕说：“佛学只能让少数人受益，可孔子的学说是对大多数人说的，他肯定人付出努力，下一番功夫是可以过得好的。”回归儒家的他不是去做卫道士，而是寻求一种新的阐发之道。

以“爽利的身子”赴国难

梁漱溟不仅自己研究儒学以救国，他还经常邀约师友一起商讨相关问题，在纪念碑附近的梁漱溟馆留下了他们昔日的痕迹。此馆是回廊式建筑，一排具有民族传统风格的红色圆柱在外支撑，靠墙一侧是古朴的木框玻璃橱窗，沿着大约十几米长的回廊渐次展开，陈列着梁先生手书的“读古人书得大槩，当天下事宜小心”等名言警句，其大名和题词时间也仍清晰。

而勉仁中学是梁漱溟起初在璧山来凤驿创办的，随后才迁址北碚，并同时创建勉仁文学院。据说当年此处还有勉仁斋，也就是梁先生在重庆的家。与其说是家，不如说是梁先生的朋友聚会处。1937年，他的发妻去世，在悼文里他曾写到：“在这中国问题极度严重的时候，她又早早离开我，给我以爽利的身子，容我以全副的精神，对付大局问题”。自此，他以“爽利的身子”赴国难，便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家了。而在勉仁斋落脚后，梁先生回到他最初著书立说和传道授业的生活状态中，恢复了多年前师友间的“朝会”，大家互勉共进，讲求策励。如在冬季，天将明未明时，大家起床后在月台上团坐。伴着寂静山河，这种静默有时很长，讲话也讲得很少。大家各自反省，沉醉在那个宝贵时刻。梁先生说，“朝会”必须要早，要郑重，才能有朝气；意念沉着，能进入人心者深，能引人反省之念者亦强。后来“朝会”直接的收获就是成书《朝话》与《勉仁读书札记》。而今，还能在缙云山下看到梁先生的故居遗址，那是一座被称为“花房子”的古朴雅致小院，青砖黛瓦隐匿于林木中，颇有风韵。

左右页图：漱溟馆的长廊上，梁先生的各种题字仍然清晰可见。后人既能欣赏到他的书法之美，又能感受到他的智慧。纪念馆修建风格也显独特。

乡村建设，从小处做起

梁漱溟是看见别人穷苦就难受的人，当时信佛也是为解决这个问题。他终身不坐人力车，据说是因年轻时碰见一个老人拉着人力车，内心感到痛楚难忍。正因为关心民众疾苦，他平生还致力于乡村建设，提出“团体组织，科学技术”。

1937年梁漱溟带着新作《乡村建设理论》来到江津，这与他的同乡高显鉴有关。高显鉴认为中国要富强必须先走乡村建设之道路，建设乡村又必须先搞乡村教育。于是，高显鉴创办了“江津乡村简易师范学校”，成立了“四川平民教育促进会江津试验区”。梁漱溟来江津，也是想看看他的同乡搞乡村建设的试验结果。

梁漱溟住在聚奎中学内，与这里的师生朝夕相处一个多月。聚奎中学专门开设农作课，一周组织学生进行一次农作物实地种植。梁漱溟看到这些，非常高兴。于是，每个班的农作课，他都参加，并自备锄头、镰刀等农具。每次参加劳动，他都对劳动技能或相关典故进行讲解。他还说，现在是抗战时期，国家困难，学校师生参加劳动课，既能锻炼身体，学到农业种植技能，还能种出农作物，改善伙食。有时，他还向学校划定自己的农场，与师生们劳动竞赛。不知是他为了提高学生劳动的积极性而有意败阵，还是体力真的不支，多次劳动竞赛，他都落后于学生。但第二天一早，他就在自己的农场里“补课”，如同勤奋的学生。

左右页图：梁先生旧居掩映在山水之间，他曾经常跟师友们聚在一起，斟酌问题。这份清幽，也让人联想起他当年伴着鸟语花香著书立说的情景来。

不久，梁漱溟又跟江津乡建学友互助会成员一起考察四川平民教育促进会江津实验区。梁漱溟离开江津时，将劳动用过的农具分送给学生，并将携带来的书籍送给学校。

呼吁和平的“中国甘地”

除了投身教育、著书立说、建设乡村，梁漱溟更努力为革命事业出力。

他对于时局，“必要时说几句话”，在行为上“不采取任何行动”。广西老乡李宗仁上台后，一电二电三电请他出山，他回答说：“我只呼吁和平而不奔走和平，早曾有声明在先，恕我难应命。”后来，李宗仁专门派内政部长程思远来北碚邀请他去会晤，他回复说：“总统如来北碚，则我愿陪总统一游北碚公园也。”

身居国统区，梁漱溟直言直行，不依不饶。对于战势大好的共产党，他给毛泽东、周恩来写信，信中认为“时局发展至此，公等责任至重”，恳切劝勉中共领导“事事妥慎处理，勿掉以轻心”。并期望自己在建造新中国、完成近百年来历史文化之大转变中作出贡献。梁漱溟还在《大公报》发表《敬告中国共产党》一文，规劝不要以武力求统一，并“郑重请求中国共产党，你们必须容许一切异己之存在……” 梁漱溟的种种革命情怀，甚至震惊了美国军事家马歇尔，并表示在他身上看到了甘地。

梁漱溟自己不采取行动，但对他人的进步行动却多有支持。重庆掀起“争生存，争温饱”学生运动时，他支持勉仁中学和勉仁文学院学生参加，布告通知停课五天，接见学生代表，并在国民党抓捕中出面保护学生领队和骨干。勉仁中学还秘密建立了中共党支部。此外，中共党员在勉仁文学院编印《挺进报》，梁漱溟亦是读者。解放军大部队进北碚时，梁漱溟同北碚群众夹道欢迎。解放军进城后的第三天，在梁漱溟主持下，召开了北碚解放群众大会。

新中国成立后，勉仁文学院转入西南师范大学，勉仁中学转交政府兴办重庆市第22中学，现改名重庆勉仁职业中学，而梁漱溟的思想也一直被推崇，为师生所共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