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王”柯庆施吹捧毛泽东比林彪还厉害

1958年3月8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史称“成都会议”。

毛泽东在会上讲话，谈及个人崇拜问题，提出了“两种崇拜”的观点。他说：“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

其实，马克思主义是反对一切个人崇拜的，根本不存在所谓“正确”的“个人崇拜”。“两种崇拜”观本身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然而，就在这次会议上，“凡事‘左’三分”的柯庆施“紧跟”毛泽东，说出了这么一段“名言”：“我们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我们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

正可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柯庆施如此献媚取宠的话，居然博得了毛的欢心。曾任毛泽东通讯秘书的李锐说，当时他听了柯庆施的话，感到非常震惊。

其实就吹捧毛而言，柯庆施比林彪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时，正处于“大跃进”岁月，柯庆施还有一句“名言”：“共产党员不说三分大话不算数，有三分大话，七分可靠就行了。”正是这一类“大话”，刮起了1958年的浮夸风。

就在成都会议之后两个月———195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举行八届五中全会，经毛泽东提议，增选林彪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增选柯庆施为政治局委员。也就在这一年，张春桥经柯庆施提议，晋升为中共上海市委常委。

据陈丕显之子陈小津透露，柯庆施那句“名言”，其实是当年陈公博对汪精卫说的，周佛海在抗战前曾吹捧汪精卫说：“相信主义要做到迷信的程度，服从领袖要做到盲从的程度。”柯庆施只是把“汪主席”换成了“毛主席”而已。陈小津以为，这样的话只有张春桥才可能知道，提供给柯庆施。

柯庆施千方百计取悦于毛，陈云敏锐地觉察到这一点。1980年11月，陈云两次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的胡乔木等人谈起毛泽东，提到了柯庆施：毛主席的错误，地方有些人，有相当大的责任。毛主席老讲北京空气不好，不愿呆在北京，这些话的意思，就是不愿同中央常委谈话、见面。他愿意见的首先是华东的柯庆施，其次是西南，再其次是中南。

柯庆施不仅尽力取悦毛泽东，而且还尽力为江青提供基地。就在柯庆施提出“大写十三年”之后，引起了江青的注意。1963年2月下旬，江青又一次南下，来到上海。

江青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演艺界活跃过一阵子，对上海非常熟悉。她喜欢住进上海市中心的锦江饭店。她把柯庆施请到了锦江饭店。

“我支持‘大写十三年’！”江青当面恭维柯庆施。

“我们的见解一致，是因为我们都是以主席的思想作为准则。”柯庆施说了一句非常得体的话。

江青说：“我来到上海，觉得非常亲切。上海的‘气氛’比北京好多了！我要把上海当作‘基地’！”

在柯庆施的支持下，江青在上海建立了“基地”———“大批判”基地和“样板戏”基地。

在上海“基地”抓“样板戏”的同时，江青抓“大批判”———批判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早在1962年7月6日，她在北京看了京剧《海瑞罢官》，就认为问题严重。不久，她物色“笔杆子”作为她的刀笔吏。

江青求助上海，柯庆施推荐张春桥，张春桥又向江青推荐姚文元。江、张、姚就这样开始秘密“合作”，炮制那篇揭开“文革”大幕的“宏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就在江、张、姚秘密“合作”的时候，柯庆施已经病重。

1965年4月10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报“柯庆施同志患重病治疗无效，于1965年4月9日下午6时30分在成都逝世，享年6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