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是共产党人守纪律讲规矩的表率

我（全国政协原副秘书长、邓颖超生活秘书赵炜）是1955年到周总理身边工作的，1965年起担任邓颖超大姐的生活秘书，在他们身边一共工作了37年。37年间，我和他们朝夕相处，亲眼目睹、亲身感受到周总理和邓大姐在守纪律、讲规矩方面的表率作用。

周总理平时和邓大姐聊天范围很广，从一般老百姓关心的国家大事、书画戏剧到熟人朋友，家常话题无不涉及。但却从不会谈到一些没公开的机密事件，尤其是那些周总理认为邓大姐不该知道的事情。很多重要的事情，周总理可以和有关秘书谈，但是却绝不会对邓大姐说。

记得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周总理交代主管项目的负责同志说：“这次试验，参加的全体技术工程人员要注意绝对保守国家机密，试验的种种情况不能告诉其他任何人，包括自己的亲属和亲友。这是纪律。”周总理还当即表态说：“邓颖超同志是我的爱人，中央委员，但这件事同她的工作没关系，我也没有必要对她说。”

由于周总理有言在先，反复强调要严守党的纪律，并且以身作则，所以，在原子弹爆炸前，没有发生泄密的事情，也没有任何消息透露出去。

后来，有一次我和邓大姐又聊起这件事，说周总理的纪律观念真强，并且总是能够带头遵守纪律。邓大姐说：“嗨，那算什么，当年南昌起义时生离死别，他走前都没跟我露一个字。”

之后，邓大姐在看了国民党的报纸后，才知道发生了南昌起义。邓大姐对我说：“恩来同志当然知道这次行动的性质，在那样的白色恐怖岁月里，每次生离都可能意味着死别呀。但是党的纪律不允许他透露一点信息，他就严格按照党的纪律的要求，一个字都不透露。”

周总理和邓大姐在相处中，确实像邓大姐所说的那样，常常是互相提醒，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遵守党的规矩。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党的纪律和各项规章制度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他们在党的“纪律”和党的“规矩”面前，仍然毫不动摇地坚守党性原则。

有一次，周总理出去开会，一天一夜没有回来。在周总理回来之前，街上的大字报和所传的小道消息里，已经透露了有关会议的内容。邓大姐对传言有些怀疑，所以周总理回来后，就问他有没有这件事。周总理听后马上反问：“你怎么知道的？听谁说的？”看到周总理这么认真地追问，邓大姐就开玩笑地说：“你参加会议，你有你的渠道，我有我的渠道，我联系群众，我也有我的‘义务情报员’哩。”

听邓大姐这么一说，周总理也就没有再追问下去。大家可以想想，在那个混乱的年代，有什么机密可言啊，但是，就像邓大姐所说的“恩来同志仍然是守口如瓶，滴水不漏”。

邓大姐在一篇文章中曾写道：“恩来同志在得癌症以后，有一次我们在一起交谈，他对我说：‘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我回答他：‘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当时，周总理和邓大姐双方都知道，最后的诀别不久就会残酷无情地出现在他们的面前，然而，党的纪律不允许说的话，不允许讲的事，他们仍然没有说。周总理和邓大姐把没有能够说出的话，永远地埋藏在各自的心底里了。

这就是周总理，他不愧是共产党人中守纪律、讲规矩的表率。我们都要向周总理学习，做一个严格遵守党纪党规的合格共产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