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万里泪洒江淮

与邓小平的情谊深厚

万里在共产党的队伍里面并不属于第一代领袖的阵营。较之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这些人，他的年龄稍轻，革命的资历也要浅些。严格地说，他和华国锋是同一代人。

1940年代初期，万里是共产党运西地委书记和军分区政委，那时候邓小平是北方局代理书记，在行政级别上为万里的上级。虽然这两个人的官职还隔着很多层，但由于运西是边区的中心区，所以万里的魄力和能力也就引起了邓小平的关注。到了1940年代后期，邓小平为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刘邓大军也势如破竹地从中原驰骋西南，万里赴重庆就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长。他在这个城市里面和邓小平同住在一个院落，两家人朝夕相处，自此结下友谊，矢志不渝。

1952年，邓小平奉调入京，担任政务院的副总理。万里随着来到北京，成为城建部部长。到了1958年，北京大兴土木，需要一个格外有力量的人来主事，万里就在这个时候成为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和副市长。从此，他便主持建设北京十大建筑。这些全是京城里面最具象征意义的建筑，直到今天还能作为新北京建筑史上的经典，包括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军事博物馆、北京火车站、农业博物馆，等等。一年以后，大功告成。当万里陪同毛泽东视察刚刚建成的人民大会堂时，毛泽东说：“万里，真是日行万里呀。”他的名字从此也就为整个中南海知晓。

应当说，万里一生由最底层崛起，直到成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之一，乃是靠了他本人的能力、气质、实干精神以及确凿的政绩。

万里只要获得机会去做一件事情，总会干得轰轰烈烈。这在1950年代后期他主持北京建筑工程的时候已经有了一次证明。在1970年代中期，万里随着邓小平整顿全国经济的时候，就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

1975年1月18日，万里担任铁道部部长。那时候中国的铁路上只知道开展政治运动，至于运输就更是一塌糊涂。货物堆在车站上面，列车则空空荡荡地等在那里，就是无人装车。人们不是大批判就是“天天读”。万里来了以后，情况立刻颠倒过来。4月，他跑到南昌，把造反派大骂一通，然后将他们统统调离。5月，到长沙，撤了3个造反派。6月，先到昆明，撤销了那里一个党委书记的职务，因为那人是一个造反派头头。接着又跑到郑州，免去郑州铁路局党委书记的一切职务，因为他也是一个造反派。他就这样从北到南，从东到西，他走到哪里，哪里的造反派就惶惶不安。他不许造反派头头入党，不许造反派当官，还命令这些人立即给那些“特务”和“走资派”平反。他给自己的这些行动总结了一个经验，叫做“一批二撤三调离”。到了7月份，铁路货运量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第二季度运输量比第一季度增长61%。万里也就实现了他所说的“畅通无阻，安全正点”。

由于和邓小平关系密切，万里在1960至1970年代的那段岁月，随着邓小平的命运“两落两起”。到了1980年代，他成为对国家的命运产生重大影响的人。这种个人之间的友谊能够对整个国家的命运发生重大影响，这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恐怕是极为罕见的一例。

下乡所见所闻令人心酸

1977年6月22日，万里被任命为安徽省委第一书记。这年冬天，万里在皖南乡下不停地奔波。他穿着一件棉袄，坐着一辆吉普车，从芜湖到徽州，又从徽州到池州，随行的官员们跟着他风尘仆仆跑了3000公里，十几个县市，全都疲惫不堪，都想回家去了，万里却让车子掉转头，经过一大片灾区到了淮北。

万里在乡下的泥土路上偶遇一个青年，里面光着身子，外面着一棉袄，腰间扎一草绳，从破烂的地方绽出棉花。

万里问道：“你有什么要求？”

小伙子拉开棉袄，拍拍光肚皮：“吃饱肚子！”

“你这个要求太低了，还有什么要求？”

小伙子又拉开棉袄，再一次拍拍光肚皮：“把地瓜干换成粮食！”

万里那时上任不久，又是微服简从，青年人并不知道他是何人，所以便毫无顾忌地流露出乡间的贫困。据随行人员后来的描述，万里听罢，良久无语，热泪长流。毫无疑问，他所见到的事情令他对人民公社的信念发生了根本动摇。

当天夜里，这件事情还在他的心头萦绕，他对随行人员说：“你看看！一个种地的，自己吃不饱肚子！我们共产党干了30年，连人家这么一个要求都不能满足！我们再不让他们吃饱饭，总会有一天，我们自己也会吃不饱饭。”

然而，当万里有机会走进农家的时候，看到的情形就更加悲惨：一个老人和两个姑娘蜷缩在锅灶边上，抬眼望着万里这一行人，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万里招呼那位老人，老人不动也不说话。再呼，仍然没有回应。随行的人告诉老人，这是省委书记。老人闻声慢慢站了起来。这一瞬间，万里惊讶得张大了嘴巴：老人竟然光着下身，没有裤子！万里又转头招呼两个姑娘，姑娘照例不肯移动。村里人对万里说：“别叫了，她们也没有裤子。”这一家人就这样光着身子，仰赖锅灶口的一点余暖度过寒冷的冬天。

万里再一次热泪长流：“我们革命这么多年，老百姓还穷得连裤子都穿不上。”

这还算是客气的说法，不久，万里在国务院召开的高层会议上再次提到乡下的贫穷，话说得更尖刻：“如果这些情况让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知道了，不推翻共产党才怪呢！”

为农民说话

1978年，当农民在夏季丰收之后少报产量的消息被万里所知，他完全不像其他的官员那样指斥农民的自私和坑害国家，反而用完全相反的逻辑来开导他的下级。“藏粮于民，总比吹牛浮夸好。”他说，“这是农民对过去浮夸风和高征购的反抗，是错误政策逼得农民不敢讲真话。”

当有些人按照20年来的惯例主张对公社的粮食实行“先国家，后集体，最后社员”的原则来分配的时候，万里就说：“不叫生产粮食的人吃饱饭，最终谁也别想吃饱饭。”当他看到官员们忙忙碌碌地指挥社员播种的时候，他就说：“我在想一个问题：农民种什么我们要管，收入分配我们也管，而且从上管到下，管得那么具体。我们懂吗？我们能管好吗？”“我们有些人搞瞎指挥，什么都管，就是不管农民的死活。以至于三年困难时期饿死那么多人，教训很惨痛。”

当全国所有地方纷纷拥向大寨参观取经的时候，万里却宣布，安徽省不组织去大寨参观，也不去学大寨那一套。诸如此类的话，在那些熟悉农村也懂得农业的人们嘴里，永远也说不出来。他们也许具有万里所没有的管理农业的经验，但就是没有万里对农民的那种感情。

不过，万里以省委书记的身份，对于农民所投入的这种感情，还不会对农村的大局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就大局而论，当时全中国上上下下最为关心的事，似乎是为那些被“文化大革命”打倒的老干部们平反昭雪和恢复名誉，以及策划新的宏伟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