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失去邓小平的中国，大批判烽烟再起

《中流》杂志上的批判文章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去世。就在邓小平辞世之后不久，《中流》杂志1997年第2期在北京出版。这个杂志已经出版多年，极少引人关注，但是这一次却有了轰动的效应。因为一个名叫冯宝兴的人在上面写了一篇文章，连连质问《与总书记谈心》“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与总书记谈心》这本书由多位作者联合撰写。它在1996年出版以后，影响很快超过读书界而扩展到更大的领域。书名确有取巧之嫌，因为它给人的感觉是作者真的同江泽民有过一番面对面的推心置腹的“谈心”，实则作者只是在凭借江泽民的一些讲话来阐明自己对于目前中国改革问题的观点。冯宝兴说此书“提出了一个不以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为必要条件的新社会主义观”，“是一个与六中全会决议相对立的理论纲领”。冯宝兴最后将他的对书的批判转为对人的批判，令人奇怪的是他放过了那些作者，而将攻击的矛头指向作序的人。“此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位领导同志作序，”冯宝兴写道。他不能理解，对这样一部包含有与党的一贯主张相对立的书，为什么会受到这位领导同志如此之高的赞扬。冯宝兴没有指名道姓，口气还算委婉，但他似乎是在暗示，这个作序的人有可能是这一“理论纲领”的幕后策划者。

在同一期《中流》上面，还有一个人成了刘吉的难兄难弟，此人名叫张贤亮，是个挺有名气的作家。一个叫刘贻清的人在《中流》杂志上说，张贤亮在诅咒党中央。根据在哪里呢？刘贻清的凭据是张贤亮写的一篇小说。小说叫做《无法苏醒》，发表在1995年第五期《中国作家》上。主人公名叫赵鹫，这个人曾经是“右派”，并且为此坐了10年监狱，后来却又奇迹般地成了数项专利的拥有者和一个卓有成效的企业家。就在人们对他刮目相看的时候，他却自觉自愿地重新走进监狱，因为他要补足过去自己还未服满的徒刑。就在他刚刚要从监狱里面出来的时候，外面出现一片混乱：标语如海，上面写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要社会主义，不要资本主义”、“把赵鹫揪出来”等革命口号。“完了，‘文化大革命’又来了。”赵鹫想。然后他就昏倒了，从此无法苏醒。

张贤亮给人们讲了一个荒诞的故事，也许他在影射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还有一种复旧的思潮。这一点刘贻清格外关注，他写到，“张贤亮妄言改革开放已然倒转，极‘左’的东西也已回潮。说穿了，这矛头主要就是对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或者诅咒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没有能力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或者诬蔑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要搞极‘左’，要否定改革开放路线。除此二者，难道还有别的解释吗？”

既有“理论纲领”，又有“诅咒”和“诬蔑”。这些事情听来让人不免顿生疑窦：莫非邓小平刚刚去世，“阶级斗争”就骤然激烈起来？

一份批判名单

1997年这个春天里发生的事情还远不止如此，涉嫌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人，也远不止这两个，根据一篇批判文章点出来的名字，至少有39个人。这篇文章在这个春天里出现在北京，以传单方式公布，且流传于世，题目是《1992年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动态和特点》。作者精心研读了1992年以来的报刊，但凡发现有“自由化”嫌疑的言论，便一一摘录，其作者之姓名和报刊之名称，也一律记录在案。作者说，从1992年开始，“资产阶级自由化向四项基本原则展开了猛烈的反扑。而各级党委此时却停止了组织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得以自由发展”。然后，作者就开列了一个很长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的名单，并且把发表这些言论的人名记录在案。

前文化部长和前中央委员王蒙也在被批之列。那是一篇题为《王蒙其人其事》的文章，发表在《中流》杂志1997年第一期上。作者毫不含糊地指斥这位前文化部长和前中央委员，是一个“党内的不同政见者”。还说，王蒙在20世纪80年代资产阶级自由化猖獗的年代中崛起，从来不提“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并说王蒙同国外的反动势力有着说不清的关系，在国外和国内发表了无数的“反动言论”。说他“身处共产党内，却不说党的话，不办党的事，不信党的理论、理想、目标和宗旨”。

还有一个人，厉有为，比王蒙的处境更加糟糕。这位前深圳市委书记和前中央候补委员在1997年早春的某一天拿到一张纸。上面说他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浊流”，其口气之严厉，叫任何人看了都不免心惊肉跳：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在中央党校一次省部级干部学员研讨会上，作了一篇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大唱反调的报告，这篇报告绝不是一份普通的“学习”体会和“思考”，而是精心准备抛出的一份彻底改变我国社会主义改革方向的政治宣言和经济纲领。改革前沿的这位封疆大吏公然要求党的十五大按照他的“思考”从根本上修改党纲、党章。

在后来的一年里，“厉有为风波”闹得北京沸沸扬扬，卷起一阵政治批判的潮流，厉有为成为一大批学者的攻击对象，从批判他的言论，到批判他的职务，还说他根本没有资格做一个中央候补委员。

其实，厉有为所谓的“宣言”和“纲领”，其实只是他在党校参加学习时的一个发言。他没想到，一年多以后，居然有人偷偷拿去翻印散发，发动了一场大批判。更让厉有为委屈的是，有人把他批得体无完肤，他却始终不能知道是谁在批他。

批判者称改革开放威胁国家

批判者们还提出了一个问题：改革开放是否将给我们国家的安全带来威胁？他们用一篇很长的文章来回答这个问题，此文题目就叫做《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文章是以“手抄本”之方式，印制成册，借助“小道消息”的流传渠道，广泛地散布于北京，又由北京传递出去。

文章中提出了许多与党中央政策相悖的观点。党中央说，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十五大”上又说是“重要组成部分”），批判者却说：“重新出现的私有制经济将成为新生资产阶级政治要求的经济后盾。”我国最重要的国策之一就是扩大对外开放，他们却说：“我国对外国依赖加深，与过去相比，容易受制于人。”党中央将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作为最重要的理论指导，他们却说：“1992年以后，资产阶级自由化逐渐占了上风……不仅死灰复燃，而且变本加厉，深度和广度均已超过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以前。”党中央的领导人多次说，经济建设是中心，不能让任何东西来干扰这个中心，他们却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在我国远未解决”，“阶级斗争有可能重新上升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这些言论文章一篇接一篇地散发出来，不久就引起了中央的注意。1997年5月29日，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的毕业典礼上，江泽民发表了他准备了几个月的讲话，这次讲话被称作“五二九”讲话。江泽民的“五二九”讲话，主要是针对那种指斥改革开放威胁国家安全的论述。讲话公开发表后，中国的政治局面为之一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