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长子刘允斌卧轨自杀真相

跨国婚姻因两国关系搁浅

刘允斌是刘少奇和何宝珍的长子，1924年生于江西省萍乡市安源煤矿，在湖南宁乡炭子冲老家长大。他1939年赴苏，18年以后才正式回到祖国。他在苏联时就立志要把所学的知识———祖国急需的核化学知识贡献给新中国的原子能事业。

刘允斌第一次婚姻是跨国联姻，尽管他们夫妻感情和睦，并养育了一对可爱的子女。但由于当时政治因素的影响，他们不得不分居在自己的祖国。

1955年，刘允斌毕业，获副博士学位，到莫斯科大学化学研究所工作，担任高级研究员。妻子玛拉也取得莫斯科大学候补博士的学位，并且担任了一个教研室的主任，两人收入相当可观，生活十分富裕。

这时，刘允斌接到父亲的来信，说祖国很需要留学生回来服务，刘允斌一直想回来报效祖国，但这时他不能不想到爱人和孩子。刘允斌试探性地问玛拉，愿不愿意到中国去？却被玛拉坚决拒绝了。玛拉想尽一切办法做刘允斌的思想工作，希望他以家庭为重、留在苏联，但刘允斌还是决定要回到祖国的怀抱。

1957年10月，刘允斌回到了祖国。回国后，刘少奇考虑到他所学的专业，写了一封亲笔信，让他到最需要用人的“二机部”去报到。“二机部”的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机械工业部”，相当于美国的“原子能委员会”，全国所有核事业单位和人事调配全由它统一管理。

虽然刘允斌回国了，但他和玛拉一直保持通讯联系，他一直争取玛拉来中国。无奈中苏关系日益恶化，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刘允斌和玛拉的关系也就难以为继了。刘允斌给玛拉母子在莫斯科买了一套房子，让他们有一个安全的藏身之处。

此后，玛拉和她的子女就一直在那套房子里住着，刘允斌不时把自己的工资换成卢布寄给玛拉，补充家中开销。

1958年，玛拉最后一次携子女来到中国，回苏联后不久，这段婚姻也走到了尽头。

婚姻、事业又迎来新春天

和玛拉分手以后，刘允斌把全部身心倾注在工作上，有时晚上也不回宿舍，在试验室里加班，累了就和衣躺一下，醒来再继续工作，他用这种方法来解脱自己的痛苦。研究所里不少好心人很关心他的个人生活，组织上也为他着急，当时他才35岁，怎么能一个人过日子呢？

后来，一位好姑娘走进了刘允斌的生活。她是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叫李妙秀，也是苏联回来的留学生，上海人。她能体谅刘允斌的苦衷，除了自己的工作之外，她又挑起了全部家务，使刘允斌能全身心投入工作。

当时刘允斌正着手研究核燃料问题，研制原子弹首先要有合格的核燃料，核燃料来源于铀矿，但天然铀中只有含量占0.7%的铀235可以利用，而占99%以上的铀238是不能直接利用的。但铀238有一个特点：它在中子的轰击下可以转化为钚239，钚239是一种比铀235更好、更高级的核燃料。如果用钚239来制造原子弹，在相同的威力下，可以比铀235做得更小、更轻。

然而，分离钚239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当时任何国家都视此为头等绝密材料。刘允斌所担负的工作就是要想方设法把钚239从反应堆烧过的废燃料中分离出来。这项工作与原子弹的研制成败密切相关。研究室在刘允斌的带领下，经过上千次的试验分析终于在试验室里提取出钚239。

1962年8月，关键的钚分离工厂尚未设计，苏联就撤走全部专家，带走全部资料。周恩来总理指示要“自己动手，从头摸起”。于是，中央决定在内蒙建立一座核燃料工厂，这就是后来人们常称的包头202厂。

202厂初具规模以后，二机部刘伟部长调刘允斌到包头工作，原子能研究所的整个核燃料工艺室并入该厂，成为第二研究室，并把同位素分离课题组的全套人马全部调去。

1963年初春，包头仍然处在天寒地冻之中。刘允斌一到工厂，就立即成立第三研究室，根据研究需要，设立物理化学、工艺试验、理论计算、分析研究4个组。

遗憾的是科研人员奇缺，刘允斌四处物色人才，从二机部系统的原子能研究所等单位要来一批科研人员，又从北大、清华等高校要来一批优秀毕业生。李妙秀这时也来到包头，在三室担任分主任。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喜讯传到202厂，刘允斌不禁泪如雨下，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十几年来，自己从莫斯科钢铁学院转学到莫斯科大学核化学系，并不惜抛妻别子回到祖国，不就是为了这一天吗？紧接着中央又作出决定，号召尽快研制氢弹……

“文革”风暴致其自杀身亡

“文革”风暴一来，刘允斌就首当其冲，成为革命的对象。因为他在厂里是领导干部、技术权威，又是苏联培养出来的“修”字号人物。

造反派对他大声叱喝：过去你们高高在上，今天老老实实下来劳动。

刘允斌不明白自己过去在实验室里搞科研工作为什么不算劳动。但有一点他很清楚：劳动最光荣，劳动是第一需要。于是，他下去劳动了。打扫卫生时，他不改认真负责的本色，对每个角落都不放过，都打扫得干干净净。

202厂是个保密单位，中央三令五申军工厂不准串连，不准乱。当时刘少奇还在台上，一些心怀不轨的人还不敢明目张胆地批斗刘允斌。但自毛泽东《我的一张大字报》出台以后，刘少奇成了资产阶级的“黑司令”。这样一来，202厂就像炸开了锅，造反派林立。

这种形势下，刘允斌成了替罪羊，各派无不以揪斗刘允斌为荣，批斗得愈狠，愈独具匠心，谁就最最热爱毛主席。这就苦了刘允斌，厂里批斗不够，又给他挂上牌子，拉到离厂十多里路的包头市区去游斗。北京城里二机部的造反派也闻风而动，连夜来厂抢人，把刘允斌揪到北京去批斗。

最使刘允斌感到难过的是，过去一些受过他帮助的老工人、老同事，看到他就把头扭到一边；个别的人揪住他的头发，要他做“喷气式”，往死里整他，要他揭发刘少奇。

在这些日子里，刘允斌和李妙秀夫妻俩孤立无援。

1967年11月21日晚上9时，刘允斌被批斗了一整天之后，拖着疲乏不堪的身体、带着满身的伤痕，一步一拐地回到家里。刘允斌草草地洗了一把脸，就和衣躺在床上，喃喃地说：我的一生没有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的地方。唯一对不起感到内疚的就是同甘共苦了这么多年，受尽委屈的妻子，希望李妙秀把两个孩子拉扯大。

当晚刘允斌讲了许多话，李妙秀以为他白天受了委屈，心中痛苦有感而发，并未引起注意。李妙秀感到分外疲乏，就沉沉地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李妙秀在睡梦中惊醒，发现丈夫不在了，急忙冲出家门，四处寻找。一直找到东方发白，才在家属区西北方向的铁轨上找到了刘允斌的尸体。他横卧在铁轨上，半个头颅已经碾碎……

刘允斌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没有留只言片语，在自杀之前有过怎样的心理斗争成为了谜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