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毛泽东从支持邓小平到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转变

“四人帮”攻击邓小平

1975年四届人大后，周恩来病情急剧恶化，邓小平代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并在实际上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面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重任在肩的邓小平心中并不轻松。早在江西被监督劳动期间，他对“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社会造成的严重破坏就有深切的感受。回京以后的一年多，从反映各地情况的材料和汇报中，他进一步感到了中国这艘航船已经搁浅了，再不往时代的潮流里推一推，恐怕就要陷进淤泥里，越陷越深了。经过一年来的思考，他决定大刀阔斧地进行全面整顿。

整顿首先抓的是铁路，接着解放大量老干部。这与“四人帮”那一套正好对着。于是他们就打出反对经验主义的旗帜，把“老干部”作为主要的攻击目标。

1975年3月1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说：“解放后，只批了教条主义，对经验主义没有注意批过。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是要警惕。”3月21日，姚文元在《人民日报》的社论中说：“十多年来的事实证明，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助手。”对于类似情况，江青总要拔高一筹，她在4月4日给北京新华印刷厂的电话中说：“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现在我们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

邓小平在4月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就江青等人所说的“经验主义”问题，以请教方式征求毛泽东的意见，并谈了自己的看法。毛泽东对邓小平表示了支持，并于4月23日在新华社呈送的经姚文元审阅修改的《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求报告》上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毛泽东要求将“此问题请政治局一议”。

5月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员开会。会议开始后不久，毛泽东开始了他那段著名的批“四人帮”的谈话。他用浓重的湖南口音严厉批评了江青等人搞“四人帮”的问题：“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我看批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他转向江青，面色愠怒：“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江青低下头。毛泽东继续说：“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不要以我的名义。”

毛泽东再次重申“三要三不要”。他最后说：“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其他的事你们去议，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一次会议解决不了。我的意见，我的看法，有的同志不信这三条，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九大、十大讲过这三条，这三条要大家再议一下。”

毛泽东决定，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主持政治局会议，对江青等人进行批评。

“四人帮”被迫作检讨

5月27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针对江青等人搞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反经验主义”三件事，提出质问和批评。6月3日，政治局再次开会批评江青等人。会上，王洪文被迫做了检讨，他说江青与邓小平的争论，他偏听了一方，没有听小平的意见。错误主要是他的。但他还是坚持：1973年11月批总理的会，不能因为批评江青就否定会议的大方向。江青也不得不检讨一下，但敷衍的成分居多。

尽管这些人的检讨既不深刻也不情愿，但却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唯一的一次。毛泽东听了邓小平的汇报后，肯定地说：“我看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他还表示：“没有大问题，你要把工作干起来。”

邓小平表示：“这方面我还有决心就是了。反对的人总会有，一定会有。”

毛泽东笑笑：“那好。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这样一来，通过毛泽东的支持，由邓小平主持进行的全面整顿，在1975年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国民经济停滞、下降的形势得到扭转，经济回升。全年工农业总产值4504亿元，比上年增长11.9%。

毛泽东转而支持“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5年寒冬，毛泽东的态度发生重大变化：从支持邓小平全面整顿，转向支持“反击右倾翻案风”。毛泽东态度的转变，不能不说与一个人有关。这个人就是毛远新。

1975年9月，毛远新住进了中南海，并担任了毛泽东的联络员，他一直在找机会反映他也就是江青等人对国家政治局势的看法。深秋的一天，毛远新到毛泽东卧室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小声地问道：“外面很冷吗？”

毛远新感到可以借“天气”来说一说邓小平的罪过。他靠近毛泽东床边，话中有话地说：“主席，今天外面的风不大，但令人感到有另外一股风。”

毛泽东随声问道：“什么风啊？”

毛远新见毛泽东来了兴趣，就小心翼翼地回答说：“今年以来，在省里工作，感觉到一股风，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

一听是对“文化大革命”，毛泽东马上警觉起来。毛泽东问：“这股风刮得厉害吗？”

“似乎比72年批左还凶些。”毛远新先一二三地讲了三点：第一，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主流，支流，十个指头，三七开还是倒三七，肯定还是否定；第二，批林批孔运动怎么看？现在都不讲批林批孔的成绩了，口头上也说两句，但阴暗面讲得一大堆；第三，刘少奇、林彪的路线还需不需要继续批？刘少奇的路线似乎也不大提了。

毛泽东越听越不对劲，脸色自然显出愠怒。毛远新的话让他重新审视他给邓小平的权力。当时他支持邓小平搞全面整顿，是基于完全肯定“文革”，只不过也看到了它的“不足”，是想让邓小平克服“不足”，修复“不足”，不是让他来“拆庙”的。毛泽东认为邓小平的言行已经超过了他允许的界限，当然不能容忍。对这个问题，敏锐的毛泽东不能没有觉察。康生曾带病向他“告状”，说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现在自己的侄儿又详细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果“老家伙”康生说话不准，见风使舵，那么，这“小字辈”是不会说谎的，他的话总不能不信。

11月4日，毛泽东让毛远新布置政治局会议，认为当前应该抓一抓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四人帮”群起而攻之，一起向邓小平发难。最后，在江青等人的攻击下，政治局拟停止邓小平的工作。毛泽东则指示，让邓小平“专管外事”。而反击所谓右倾翻案风的方针则已经确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