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我的人生中有两个“想不到”

在交代问题时，王洪文称他的人生中有两个想不到：一个是青云直上“想不到”，一个是转眼变成被审查对象“想不到”。讯问中他说他得了一种癔病，时而感觉千军万马，时而冷寂心慌，时而静得可怕，时而两耳雷鸣，大约就是这种暴涨暴落留下的后遗症。不过，据观察，在交代问题的绝大多数时间，他的神志还是清醒的。

混乱的“四人帮”排名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经部分中央领导人提议，发起组织“童怀周”编辑出版《天安门革命诗抄》的汪文风，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他刚进中纪委，恰逢中央决定把公审林彪、“四人帮”两集团前的审理工作交由中纪委办理，他便被任命为“两案”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兼二组（负责“四人帮”案）审讯组组长，开始和“四人帮”主要成员频繁过招。

1976年10月6日，最初将“四人帮”隔离起来的时候，他们的顺序是按照其所担任的职务排列的。即王洪文是党中央的副主席，排第一号；张春桥是政治局常委，排第二号；下面是江青、姚文元。虽然，有人认为他们中张春桥最为阴险，老奸巨猾，一旦篡党夺权阴谋得逞，他一定会弄死江青的；也有人推测，毛远新可能会成为这个集团的头面人物。

但是，从历史事实来看，根据当时国内、国际上绝大多数人的看法，江青以她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和特殊身份，“四人帮”其他成员是围着江青转的。经过审讯组后来的讯问和大量的事实印证，证明广大群众的看法是符合实际的。

王洪文、张春桥在公开职务上固然比江青高，但他们都称江青为“中央首长”。她这个“中央首长”在他们那帮人中，也是最有“权威”、最有力量的，也是定弦的。诚然，这里存在着这帮家伙利用她的特殊身份去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内心里并不一定看得起她。不过，从政治能量上掂量，她终归是他们的“中央首长”。

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在审理工作展开时，专门就此进行了研究。后经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按实际情况，让江青挂了头号；张春桥作为“智囊”和“军师”，挂二号；姚文远制造篡党篡权的夺权舆论，算三号；王洪文以流氓打、砸、抢活动起家，虽当上了副主席，但一直是个吃喝玩乐，成事不足的人物，放在了第四位。这种定位，是符合“四人帮”阴谋集团的实际，合情合理的。

只知寻欢作乐的“政客”

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当“造反司令”，是搞打、砸、抢、抄、抓起家的。他自己也承认是“顺潮流，赶浪头，逞威风，成一霸”的。他连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常识都没有，只不过从广播上听到、从报纸上看见几个“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胜利”的字句，接过来喊叫，居然最后混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人的地位。

在讯问谈话期间，审视组发现他根本说不清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什么叫做修正主义，怎样算“左倾”，如何属于右倾。他由中央委员到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仅广大干部群众认为荒谬，连他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梦也没有想到”。

就连在“四人帮”内部，他也被其他三人骂为不理“正事”、“白相人”。但在挥霍国家财产，搞生活享受上，他却是后来居上。他一个人在北京和上海就占有9辆汽车；到外地，当时他坐飞机，还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国内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为他推拿一两个小时。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浓咖啡，或者吃兴奋剂；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参汤。一日三餐，顿顿鸡鸭鱼肉还嫌不够，要吃燕窝，法国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汤等，喝的是茅台、人参、三鞭等名酒。

平日里，王洪文的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在打扑克、下棋、钓鱼、打猎、看黄色电影和淫秽录像上头。他还发明了一种摔手表的游戏，一边玩一边说：“反正不花钱，摔坏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钓鱼，要有好几个女护士服侍左右，为他打伞遮阳，并剥了橘子一瓣一瓣喂进他嘴里。每当有文件或送批的报告来了，他都让秘书廖祖康代看文件，并替他在文件上画圈、批字。

人生中有两个“想不到”

在交代问题时，王洪文称他的人生中有两个想不到：一个是青云直上“想不到”，一个是转眼变成被审查对象“想不到”。

讯问中王洪文说他得了一种癔病，时而感觉千军万马，时而冷寂心慌，时而静得可怕，时而两耳雷鸣，大约就是这种暴涨暴落留下的后遗症。不过，据观察，在交代问题的绝大多数时间，他的神志还是清醒的。

一般情况下的表现，王洪文表现得很愿意交代，比较老实，比较温顺，很有愿意悔过认罪的样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问题，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会堂开政治局会议，他把邓小平在江青的质问下如何顶撞江青，江青怎样大发雷霆，张春桥污蔑邓小平“又跳出来了”；他们四人如何相约去钓鱼台17号楼举行秘密会议，作出了妄图阻止毛泽东任命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的决定；以及当晚他回去就寝，接了好几个电话，怎样密调三叉戟飞到长沙，毛主席如何斥责他们；以及因心情不舒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长沙多住几天，买了许多橘子，就飞回北京，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还有王海容、唐闻生一边吃橘子，一边发牢骚，都说得很清楚，很详细。

但是，他对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诬陷周总理，说什么“北京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却不正面答复，只是自言自语、自问自答地耍花招说：“我那次谈到了周总理吗？我没有提到周总理吧？我会说周总理吗？好像我只说了邓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

当问他为什么去长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医院的周恩来汇报时，他装作吃惊地说：“哎呀，这么重要的问题，我怎么当时就想不到了呢？我当时怎么就没想到呢？”一副既要装老实，又想耍滑头的丑态。

背后放箭却矢口否认

另一次，我们就王洪文利用所谓“伍豪事件”整周恩来之事，找他谈话，他再度在我们面前拙劣地表演了一番。

伍豪是周恩来的别名。1932年，在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策划下，上海的《时报》于2月16日、17日，《申报》于20日、21日，连续刊登了一个伍豪等243人脱离共产党的启事，以此来瓦解共产党，破坏周恩来的名誉。这时，周恩来已到了江西中央苏区，上海的中共组织随即在2月22日《申报》上登出启事，意在辟谣。2月27日，又在我党创办的《实报》上刊登伍豪启事，戳穿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阴谋。3月4日，中共又通过《申报》刊登《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的紧要启事》，进一步辟谣。

这本来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把它翻了出来。江青集团如获至宝，要用国民党机关制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经破产的谣言，来诬陷周恩来，从而制造一个打倒周恩来所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重型炮弹”。

在毛泽东主持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有了解当时情况的同志，用事实对国民党特务机关和江青从不同角度诬陷周恩来的问题，给予了有力批驳，并且点着当时装着闭目养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这才承认了事实，点了头。

毛泽东当时做结论说：“这件事情已经搞清楚了，是国民党制造的谣言。”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团并不死心，王洪文在毛主席已经作了结论以后，还下令给他在上海图书馆的小兄弟，要他们继续搞有关“伍豪事件”的材料。

当我们讯问此事，王洪文对他曾在毛主席已经对“伍豪事件”作了结论后，仍然借此整周恩来的事实矢口否认，还赌咒发誓、捶胸顿足地说他“绝对不会反对周总理。”

对他的抵赖，我们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结论的政治局会议后，他本人还要搞“伍豪事件”的亲笔批示。面对证据，他紧张得大汗淋漓，尴尬不堪地自言自语说：“我，我怎么会在这个时候，还，还有这样的批示呢？我，我怎么会……”

我们追问：“这是不是你自己写的呢？”

他见白纸黑字，再无法推脱，不得不说：“这，这倒是我，我的字……”

在整个讯问谈话期间，我们对江青和其他被隔离审查对象的正当的、合理的要求，还是遵照领导上的指示，尽力予以解决的。

我们不仅在谈话时，主动过问他们吃得怎样，睡得怎样，学习怎样，还需要什么；而且叮嘱管理他们的同志，把他们的生活按规定标准搞好，晚上要关掉刺激眼睛、影响睡眠的强光灯。管理人员也经常征求这些人对伙食、卫生、医疗方面的意见，不断改进工作。我们了解到他们对报纸、杂志的需要，就增发了报纸和杂志。

许多重要的审查对象，他们对党在生活上、学习上的关怀和照顾都表示感激，痛悔他们过去对我们许多老红军、老干部、高级民主人士的折磨。

（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汪文风/口述，王凡、刘东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