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出生在安徽南部宣城(今宣州)一个叫金宝圩的地方。上小学时,母亲用仅有的一套花布给丁学良做了一身衣裳。“一个丫头”,穿着花布衫的丁学良受到同学们的耻笑。他躲在茅草搭的教室里,不肯出去上体育课。因为阳光下,花布会更加刺眼。这在三年级的丁学良心里,足以铭记一生。
上世纪70年代末,丁学良赴上海复旦大学读硕士学位前,特意回金宝圩辞别,几位乡人老农仔细询问了硕士是个什么东西,最后得出结论:它等于早年的进士。乡人庄重地以家酿米酒祝贺丁学良“及第”,并叮嘱为官不可忘本虐民。
2004年末,丁学良应邀到清华大学做讲座,其间参加了一次聚会。一进门,就见坐在轮椅上的于光远老先生,丁学良上前,恭恭敬敬磕了一个头。在众人惊讶的眼神中,丁学良理直气壮:“于先生于我,不一般。”这不一般的,是知遇之恩。
没有受过正统、规范教育的经历赋予丁学良一大特点:没有条条框框的束缚。硕士研究生期间,他发表了好几篇闪现思想火花的论文,引起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及一些老先生的注意。1982年,丁学良毕业后调入北京。
那两年,他白天在办公室上班,晚上在办公室睡觉。当时的办公桌是按照级别配备的,于光远先生的桌子有1.8米长,也够宽,躺在上面最舒服。丁学良感激的,还有“常睡先生桌子”这一条。
1983年,丁学良的硕士论文《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观之概览》在首届“中青年社会科学奖”的评选中荣获一等奖。这个奖也促成了丁学良被推荐至美国留学。
1984年8月,口袋里揣着向公家暂借的600美元,丁学良第一次登上飞机就出了国。语言,是丁学良在美之初感受最大的“智力上的痛苦”。
转入哈佛时,丁学良基本完成了留学生涯中最痛苦的阶段,语言上有了较大进步,加之喜好辩论的天性,美国人很买他的账。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和思想家丹尼尔·贝尔教授当时在哈佛社会学系任教,他连用三个“非常好”夸奖丁学良的学期论文,并欣然答应担任丁学良的博士生导师。
(摘自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