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性情固执、难与他人共事;华国锋则与观点不同的干部也能做到关系融洽,他在“文革”前就是高干,因此那些刚恢复工作的老干部容易接受他。“四人帮”为何也能接受他呢?
对周恩来的悼念活动
从1975年12月到1976年9月短短一年内,中国有4位高层领导人离开了人世。先是康生,他曾是中共安全部门的领导人,在他的手中有数百名被控背叛革命的干部遇害,他于1975年12月去世。接着是总理周恩来,他死于1976年1月8日凌晨。红军的缔造者和早期军队领袖朱德死于1976年7月。毛泽东在1976年9月撒手人寰。“四人帮”在1976年10月被捕。
1976年1月8日,在周恩来去世的当天下午,政治局开会筹备追悼会事宜,当时仍名义上担任副总理的邓小平于下午6点30分把政治局撰写的讣告草稿送毛泽东批示。第二天一早,毛泽东就批准了讣告,对以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和朱德为首的107人治丧委员会的人选也没有提出意见。毛泽东甚至同意由邓小平致悼词,将周恩来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但是毛泽东没有出席追悼会。他让机要秘书张玉凤解释说,他行动不便,无法出席。他给周恩来送了一个花圈,
到1975年9月,周恩来的体重已从过去稳定的130多斤减少到仅80斤。邓小平、叶剑英等亲密同事常去医院病房看望他,即便当他已无法说话时也是如此。1月5日,他最后一次做手术时,邓小平和李先念等人守候在一旁。周恩来去世的当天下午4点,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说,很多外国代表请求前来表达他们的敬意。当天下午晚些时候,邓小平在会见阿尔巴尼亚大使时宣布,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外国驻京大使可以参加吊唁活动,各国领导人可以前往中国驻该国使馆凭吊,但不必派代表团来京。
当电台和广播喇叭里传出周恩来逝世的噩耗后,举国上下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1月11日下午,运送周恩来遗体的灵车在100辆黑色轿车的跟随下,经天安门广场驶往西山的八宝山革命公墓,周恩来的遗体将在那里被火化。尽管是数九寒天,但有一两百万人伫立于街道两侧。悼念的群众听到让他们担忧的谣言说,政治局不顾周恩来的遗愿,下令将他的遗体火化,他们愤怒地堵住了车队,直到邓颖超向他们保证说,遗体火化是周恩来本人的要求。
1月1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幅覆盖着党旗的周恩来遗体的照片,这意味着悼念活动已得到允许。于是成千上万的人前往劳动人民文化宫瞻仰周恩来的骨灰盒。虽然禁止佩戴黑纱白花,但制作黑纱的黑布和扎小白花的白纸还是在北京脱销。到1月12日,约有200万人前往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敬献过花圈和祭文。
邓小平的露面与辞职
在1976年1月12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张春桥提议由叶剑英元帅在1月15日宣读政治局为追悼会准备的悼词。叶剑英在一个月前刚宣读过康生的悼词,尽管邓小平当时正受到猛烈批判,他还是想给邓小平一个宣读悼词的机会。其他政治局成员接受了叶剑英的建议。毛泽东虽然有权阻止,但是否定政治局的决定也会令自己难堪,因此也同意了由邓小平宣读根据政治局指示正式拟定的悼词。
在追悼会上,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向精心挑选的5000名与会者宣读了悼词。据经常给周恩来和邓小平当翻译的冀朝铸回忆,很少感情外露的邓小平“读到‘我们的总理’时声音哽咽,停顿了一下。每个人也都在落泪”。这是邓小平在1977年春天复出之前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1976年1月悼念周恩来的活动仅仅让政治局的批邓会议中止了几天。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两次检讨很不满意,在周恩来追悼会的前一天就做出指示说,要把这些检讨印发政治局,做进一步的讨论。
在1月20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当邓小平第三次做检讨时,他再次表示希望有机会见到毛泽东。但是,毛泽东一向拒绝跟他的批判对象见面,这次也不例外。
当邓小平知道自己无法单独见到毛泽东后,立刻提笔给他写了一封信,实际上是宣布自己准备辞职。他把信交给了毛远新,请其转交毛泽东。他写道:“我首先向主席提出:解除我担负的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责任,恳请予以批准。现在,已过去两个多月,批判还将继续下去,再不提出会妨碍中央的工作,增加自己的过失。至于我自己,一切听从主席和中央的决定。”毛泽东在收到邓小平的信后,第二天与毛远新见面,听他汇报邓小平在昨天会上的表现。在毛远新看来,邓小平的检讨仍然不充分。毛远新还向毛泽东汇报说,三位副总理——华国锋、纪登奎和陈锡联(这三位年轻的省级干部分别在1973和1969年调入政治局,日后成为更高职务的主要候选人)——都请求有人牵头处理国务院工作。毛泽东立刻回答说,可以让华国锋带个头,并随即主持党的日常工作。
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
华国锋不仅对外国人来说是个新面孔,甚至对中国民众也是如此,但毛泽东认识华国锋已有20年。毛泽东第一次见到华国锋是在1955年,当时华国锋在毛泽东的家乡湖南湘潭任地委书记,大力拥护毛泽东激进的农业集体化政策,给毛泽东留下了良好印象。
在过去的20年里毛泽东一直很了解华国锋,华国锋在每一场政治运动中都坚决拥护毛泽东,而每一次运动之后也都得到提拔。在毛泽东1959年批判彭德怀和后来林彪坠机后批判林彪时,华国锋都证明了自己是毛的可靠拥护者。其他北京领导人是在1973年华国锋升进政治局后,才有机会对他有所了解。
王洪文性情固执、难与他人共事,华国锋则与观点不同的干部也能做到关系融洽。华国锋在“文革”前就是高干,因此那些刚恢复工作的老干部容易接受他。“四人帮”也接受他,因为他们乐观地认为此人性格温顺,易于操纵。
毛泽东告诉毛远新让华国锋牵头的同一天(1月21日),张春桥和江青安排召开了清华、北大的党委会议,会上第一次点名批判了邓小平。曾经受到邓小平支持者批评的清华干部迟群,带头组织了更多公开批邓的会议。
中国民众和外国媒体是从1月26日的《人民日报》上预感到了华国锋的高升。虽然这则新闻没有用通栏大标题,而是放在第三版一条不起眼的报道中,只说华国锋接待了一个罗马尼亚贸易代表团。1月28日,毛泽东正式让华国锋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2月2日,邓小平提出辞职两周后,党中央向全国高层干部宣布:经政治局一致同意,任命华国锋为代总理。邓小平这时已经退出人们的视线。他提出辞职后,直到1977年夏天才回来工作。
就当时而言,毛泽东虽然放弃了邓小平,但他并没有放弃抓安定团结,而华国锋(与王洪文不同)既不树敌,也不搞派系。华国锋是一步一步被提拔起来、能够解决问题的实干家。虽然华国锋缺少马列主义理论素养和外交经验,但毛泽东希望他能逐渐熟悉这些领域。也许对于毛泽东来说,他确信华国锋不会否定“文革”。
但是,在高层缺少经验的华国锋只是被任命为代总理。1975年1月,毛泽东对邓小平表现出的领导能力十分放心,便把党政军全部头衔正式交给了他。相反,华国锋在1976年1月既没有进入政治局常委,也没有被任命为党的副主席,甚至没担任任何军队要职。但是毛泽东确实把主持政治局会议、领导党和政府日常工作的全部责任交给了华国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