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点赞的“四有书记”谷文昌

从福建到浙江到中南海，习近平多次提过谷文昌，还在一篇题为《“潜绩”与“显绩”》的文章中，称赞他“在老百姓心中树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谷文昌曾在海岛东山县工作14年，“文革”期间被下放当过公社大队社员。无论在哪里，他都将老百姓放在心上。1987年，他魂归东山，当地百姓泣泪相迎，自发捐资建纪念馆、塑雕像，自愿为他守一辈子墓……

“不把人民拯救出苦难，共产党来干什么！”

谷文昌，1915年出生，194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0年，谷文昌随解放军南下支队，解放了离台湾最近的闽南海岛东山。旧社会的“三座大山”被推翻了，但压在东山人祖祖辈辈头上的风、沙、旱“三座大山”，还横亘在面前：群众分到了土地，但种不出粮食，分地又有什么用？

一次，在下乡路上，当时还是县长的谷文昌，碰到一群村民，身穿破衣、手提空篮，一打听，要去乞讨。乞讨？东山解放都3年了，居然还发生这样的事。“我这个县长，对不住群众呀！”

“不把人民拯救出苦难，共产党来干什么！”“挖掉东山穷根，必先治服风沙”，东山县第一次党代会上写下决议：“十年内全面实现绿化，根本解决风沙灾害。”

然而，实现这个奋斗目标，谈何容易？沙刚搬走，风一吹，又埋上。只能靠造林来固沙。造什么林？相思、苦楝、黄桦……十几种树轮种了个遍，无一成活。屡战屡败，有人气馁。“这沙灾，连神仙都治不好，听天由命吧。”谷文昌对天发誓：“不治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

1955年，谷文昌担任东山第三任县委书记。干，一任接着一任干；种，一茬接着一茬种。为了找到合适的海防林种，谷文昌和技术人员翻尽资料，大海寻踪。听说广东电白县成功种活了一种名为木麻黄的树，谷文昌立即派人前去。捧着树苗，他像孩子捧着地瓜一样兴奋。

“上战秃头山，下战飞沙滩”。1958年一开春，一连4天，数十万株木麻黄遍植全岛。然而，失败又至。持续一个多月的倒春寒，冻死了几乎全部树苗，也寒透了所有人的心。几近绝望之际，技术员小林告诉谷书记，白埕村有9株还活着！谷文昌抚摸着那几株新绿的幼苗，就像抚摸婴儿的脸蛋儿，“能活9株，就一定能活9000株、9万株！”

希望，从这点点绿色开始。成立三人技术小组，开展“旬旬造林”试验，气温、湿度，风向、风力，详细记录在案。晴天种，雨天更种。终于，9株木麻黄，变成了20亩丰产试验林，又海潮般向各村漫去……

3年过去，421座山头、3万亩沙滩，尽披绿装，万亩防沙林、水土保持林，在童山、赤地、沙丘上傲然崛起，环护着田园村舍。

“你为百姓谋利，他们就真心拥护你”

如果说，治沙造林给东山人带来的是有形的财富、享不尽的“红利”，那么另一项德政，更实实在在地收获人心。

溃败台湾前，国民党残部疯狂抓壮丁，从仅有1.2万余户的东山，抓走4792名青壮年，留下了日夜思儿的白发爹娘、倚门望夫的新婚少妇、无依无靠的鳏寡孤独。这些壮丁家属人数众多，遍及全岛。依照两岸当时硝烟对立的情势，这些壮丁家属是不折不扣的“敌伪家属”。一旦扣上“敌伪”帽子，就是阶级敌人。

“壮丁们是被捆绑走的，他们的家属是受害人。”“共产党人要敢于面对实际，对人民负责。”时任东山第一区区委书记的谷文昌，向县委建议：把“敌伪家属”改成“兵灾家属”。

东山县委经认真调研并报上级同意后，采纳了这个建议，一律称作“兵灾家属”，并决定对这些家属，政治上不歧视，经济上平等对待，生活困难给予救济，孤寡老人由乡村照顾。

两字之差，天地之分。一项德政，十万人心！两年后的“东山保卫战”，验证了这一切。1953年7月，国民党部队万余人突袭东山，我守岛部队不过干人，兵力悬殊。东山群众特别是妇女，肩挑手拎，车轮滚滚，为前线运水送粮。刘阿婆家里曾被抓走3名壮丁，她不仅挑水支前，还掩藏保护了两名负伤的解放军战士。保卫战后在评选立功受奖的东山群众时，那些失去亲人的妇女竟占了一半以上，刘阿婆也荣获一等功臣。

“兵灾家属”后代、现在的“寡妇村”纪念馆老馆长黄镇国，有着切身体会。“老百姓最质朴。你为百姓谋利，你替群众解忧，他们就真心拥护你。”

“不带私心搞革命，一心一意为人民”

入闽前，谷文昌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第五大队第三中队党小组长。部队原来的任务是接管苏沪杭，情势突转，上级要求他们随军南下，接管福建东山。听说语言不通，气候湿热，“三个蚊子能炒一盘菜”，很多北方人犯憷了。谷文昌第一个举手：“共产党员，党说要去哪里，就去哪里。”

1969年冬，时任省林业厅副厅长的谷文昌，全家下放至闽西北偏远的山区——宁化县禾口公社红旗大队。7个多月后，对农田水利颇为内行的谷文昌被任命为隆陂水库的施工总指挥。在那里，张瑞栋认识了谷文昌。

张瑞栋原是水利局水利规划队员，被精简下放回乡务农，后又调入指挥部任施工技术员。从一个县技术员变成一个大队农民技术员，从挣工资的变成了挣工分的，他闹起了情绪。谷文昌觉察后，去找他谈心。“我是经过沟沟坎坎的人，但我始终坚定，任何时候都要相信党，相信党组织。”“我都愿意为改变禾口穷苦面貌拼上这条老命，你是禾口人，有什么理由不为父老乡亲出力呢？”

换别人，张瑞栋会认为这是说教，可说者是谷文昌，他听进去了。因为谷文昌就是这么做的。下放期间，谷文昌每月准时交纳3元党费，他从没忘记自己是名共产党员。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是他的新战场：到生产队当农民，夫妻俩一年拾粪积肥上万斤；守在田里检查虫害，领着技术员日夜试验，终于让所在村子，在全社第一个实现了亩产过《纲要》，全村人也终于吃粮从年头吃到年尾不断顿。“谷文昌，谷满仓”，名字就这么传响。

被“点将”到隆陂水库任总指挥，本来被安排住旧祠堂，但谷文昌坚决不肯，要和80位民工一起睡工棚，竹片当床板，稻草当褥子。每天清晨5点起床，打石、挖土、挑土、推土，什么都干……

“一个56岁的老革命，一个省厅级大干部，论委屈，谷文昌岂不比我更大？”

张瑞栋从此安心，这一安，便在基层一线安了30年。因工作出色，他被评为福建省劳动模范。张瑞栋也牢牢记住了那句话：无论任何时候、什么岗位、任何境遇，都要相信党，牢记自己是党的人。

“当领导的要先把自己的手洗净，把自己的腰杆挺直”

谷文昌去世后一周，爱人史英萍便拆除了家中的电话，连同谷文昌的自行车，一并上交：“这是谷文昌交代的，活着因公使用，死后还给国家。”公与私，情与法，利与义，谷家人想得明白，活得本分，划得清楚。谷家家风中照见的，是谷文昌生前恪守的当官底线。

谷文昌定下“为官两原则”：“只要对百姓有利的事，哪怕排除万难也要做到；凡是对党威信有损害的事，哪怕再小也不能做。”他常对身边人、对家里人说，“当领导的要先把自己的手洗净，把自己的腰杆挺直。”

蹲点湖尾村，谷文昌和村民一起劳动，一起喝地瓜汤，原本就有胃病、肺病的他，得了水肿病，痛得在床上打滚。警卫员看不下去，溜回县委秘书室开证明，买回一斤饼干。一向好脾气的谷文昌发火了：“赶快退回去！群众在挨饿，我怎么吃得下？”

到外地开会，安排好了住房，却常常不见人影。他嫌住宿费贵，干脆和通讯员一起，找了家一晚1.2元的房同住，“怕浪费公家的钱”。

调到省城，他随身只带两个旧木箱和两瓮咸菜。家里也只是添置了几把藤椅、一张石桌。别人奇怪：怎么不买木制的？“我当林业厅副厅长，家里一下多了好几件木家具，我怕别人说是揩公家油，以后别人还不都得跟着学？”

谷文昌妻子史英萍，同为南下老干部，解放初即任东山县民政科科长，1952年定为行政18级。可每次提职、提薪，谷文昌就动员爱人“让一下”。直到谷文昌去世后的第3年，才升为17级。

身边的工作人员换了几茬，他没有提拔重用一个人；他招收别人进单位，偏偏不安排自己的5个子女人公职；哪怕是一辆自行车，他也不许他们碰一碰，因为它姓“公”。谷文昌的五个子女，除了长子退休前在厦门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工作，其他4位退休前都只是漳州最普通的科员、企业职工。甚至第三代，也多是普通的幼儿园老师、糖厂职工、单位司机。

这样的“家规”“家风”，今天看来有些不近情理，可能还会被讥为“不食人间烟火”。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谷家兄妹对父亲有了更多的认识，从理解到崇敬，从崇敬到感悟。“我们的日子虽然平淡，但过得踏实。这是父亲留给我们的一笔无比珍贵的精神财富。”

（据《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