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氏三姐妹：革命同路人

曾有学者如此评价：“从浦代英、雷迅（浦石英）、卓琳（浦琼英）三姐妹的人生旅程，使人真切地感受到她们三姐妹在漫长岁月中的心灵成长过程，从她们身上可以形象地看到中国妇女追求自身解放的艰难和曲折，感受时代的急遽演变和发展。”

三姐妹投身革命

1993年，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记述了母亲卓琳出生于云南宣威“著名实业家”浦在廷家。从此，邓小平的夫人卓琳姐妹及岳父浦在廷的身份才不断凸现出来。

浦在廷（1871-1950年），宣威榕城镇人，出生于宣威一书香门第。浦在廷拥护国民革命，参加北伐战争，担任过滇军后勤部长、广东省烟酒专卖局局长和全国商会副会长。1923年，孙中山为其火腿公司题赠“饮和食德”，宣威火腿更加声名远播，香飘海内外。孙中山病逝后，革命遭受挫折，浦在廷被迫退出军界，解甲归田，回到宣威老家。1950年12月因病去世。

浦在廷与夫人雷氏共生育三子五女。受其进步思想影响，次子浦承纲从黄埔军校一期毕业并参加北伐；三子浦承绪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三个女儿浦代英、浦石英、浦琼英，其中浦琼英即是邓小平夫人卓琳。

浦琼英1916年4月6日生于宣威榕城镇下堡街，从小随父母在昆明，昆华女中附小毕业后考入昆华女中。与两位姐姐一道，受音乐老师、共产党员赵琴仙的教育和影响，接受了进步思想。浦琼英自幼活泼开朗，成绩优异，喜爱体育运动，在学校运动会上拿到短跑第一名，又在全市运动会上取得好成绩，1930年在省运动会被选为少年组50米短跑运动员，加入云南代表队。于1931年随云南省代表队前往南京参加运动会。到达南京后，因“九一八事变”，运动会已取消。浦琼英不愿随队伍返回昆明，经父亲同意到北平读书。到北平补习了几个月后于

1932年考入北平一所女子中学。

1935年北平爆发了“一二九”、“一二一六”学生运动，通过两次学生运动洗礼，浦琼英的思想产生了质的飞跃，为她后来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基础。1936年，浦琼英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同年，姐姐浦黛英、浦石英也同时到北平读书。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三姐妹先后到达革命圣地延安。在陕北公学学习，并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革命后，浦黛英改名为浦代英，浦石英改名为雷迅，浦琼英改名为卓琳。从此，姐妹三人开始了在延安的革命生涯。也正是在这段短暂而美好的时光里，她们先后缔结了自己的幸福婚姻。

大姐浦代英和乐少华

浦代英在抗大学习的时候，除了进行各个学科的理论学习之外，学校还经常安排红军干部来给他们讲党史和红军史。

有一天，浦代英一个人正在宿舍看书，蔡畅忽然推门走了进来，和她拉起了家常。

蔡畅问了一下浦代英家里的状况后，提到了她的婚姻大事：“在这以前你没有考虑过自己的婚姻问题吗？”浦代英说没有。

蔡畅笑了起来，“你已经26岁了，目前生活又比较安定，我觉得你应当考虑一下这件事了。在周围的男同志中，有没有引起你注意的人？”浦代英赶紧说：“没有没有。我从来没注意过什么人……”蔡畅笑着说：“要是这样的话，我请你注意一下乐少华……他不是给你们讲过故事吗？”

蔡畅的一席话犹如平静的湖面落下了一块石子，在浦代英心里荡起了一圈圈的涟漪。乐少华当时在抗大第一队，是经常给学员们讲故事的红军干部之一。或许是因为不平凡的经历的缘故，他那棱角分明的脸上总有一种坚毅的神色。但他这个人并不死板，非常有幽默感，他每一次讲故事都会把学员们逗得捧腹大笑。学员们和他处得也较为随便，有时候他还到学员宿舍来聊聊天。

乐少华1903年出生在浙江镇海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家庭，1925年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4年11月，红七军团与闽浙赣苏区的红十军及新升级的地方武装合编，组成红十军团，军团长刘畴西，乐少华担任政治委员。

1935年1月底，红十军团返回闽浙赣边苏区时，被敌人合围在怀玉山地区，经过顽强战斗，弹尽粮绝，指挥员大部分牺牲，方志敏、刘畴西被捕，后来在南昌英勇就义。

红十军团机关人员、后勤人员和伤员等先头部队在粟裕参谋长率领下突围脱险，继续从事游击活动。乐少华因伤势严重，被秘密转回浙江家乡养伤。1936年，他的身体渐渐复原，当时，党中央需要一批工人出身的党员干部，就把他调到了延安。他一开始在陇东任西北青年干部训练班主任兼政委，不久就来到了抗大。

这样一个有着光荣经历的红军干部，当时在浦代英的心中引起的只能是一种尊敬、崇拜等同志式的，甚至是下级对上级、青年学生对革命前辈的那种情感，蔡畅的话使浦代英感到惶恐不安。

蔡畅说：“你这个人真是太不敏感了，难道你到现在还没有看出他是喜欢你的？”浦代英自认为很不敏感。蔡畅又说：“乐少华是一位红军老同志，他虽然对你有好感，但因为自己的年龄比较大，不好意思对你开口。你对他的印象怎么样？”

印象当然不错。不过，浦代英又有点纳闷：“你这个乐少华怎么会这样？自己的事情不自己来说，偏找个第三者来帮忙。你虽然年龄大一点。但也只大我8岁，难道这也能成为你不来直接找我的借口？”

后来，浦代英和乐少华单独在一起的时候，问他：“你为什么不直接对我说呢？”乐少华笑了笑，说：“我觉得让蔡畅说更妥当些。”

后来浦代英才知道，在当时，一个共产党员找对象首先要得到组织的同意，尤其像她这样出身于剥削阶级的人，更应该经过组织考查了解，才能通过。当时蔡畅在中央组织部工作，因此乐少华首先要把自己的意见告知蔡畅。

那段时间，浦代英一心扑在工作上，日子过得很充实，她和乐少华的关系也发展迅速，觉得生活是那么清新而可爱。

1937年12月，一个晴朗的日子，他们二人组建了自己的小家庭。

卓琳和邓小平

1939年秋，邓小平从太行到延安开会，遇见了正在陕北公学学习的卓琳，很有好感，便以他特有的方式展开了“攻势”，并取得了成功。

关于他们的婚恋，卓琳回忆说：“邓小平和邓发都是从前方回来的，住在一个窑洞里头。他那时是1 29师政委，在太行山工作，还没有结婚，邓发想让他在延安找个合适的，就把他带到学习班来了。一次我去曾希圣家，曾希圣说有人想和我结婚，问我愿不愿意。我表示不愿意，因为当时我还年轻，还想再工作几年。曾希圣跟我谈了两次，我都不愿意。”

这当然是托词，卓琳在回忆录中写下了她真实的想法：因为当时长征老干部都是工农干部，我们就怕跟工农干部结婚，怕他们没有知识，说话说不到一块儿。延安有个笑话：一个工农干部和一个知识分子结婚了，两个人晚上沿着延河看月亮。女同志说：“哎呀，你看天上的月亮多漂亮呀！”丈夫说：“有什么漂亮的？我看不出来。”当时我想，我可不能找个工农干部，一定要找个知识分子。

但是邓小平并不灰心。他让人捎话来，问能不能面谈一次。卓琳同意了。

他们一起来到曾希圣家。邓小平对卓琳说：“我这个人年纪大了，在前方作战很辛苦，我想和你结婚，可是曾希圣和你谈了，你不同意。我这个人不太会说话，希望你考虑一下这个事情。我年纪比你大几岁这是我的缺点，我希望在其他方面可以弥补。”

邓小平找卓琳一共谈了两次：第一次谈谈他的情况；第二次谈谈他的希望。卓琳听后，觉得这人还可以。一呢，他是知识分子；第二个呢，她想，反正早晚都得结婚——她那时已经23岁了。卓琳还想，认识邓小平也不是一天两天了，现在他又亲自找来，说话又那么诚恳，也就同意了。但有个条件，结婚后马上离开延安，因为她害怕别人笑话她也嫁了个“土包子”。对于这个条件，邓小平不假思索地同意了。

在延安杨家岭毛泽东住的窑洞前，邓小平的几个老战友把两张桌子拼起来，说：“今天我们会餐啊！大家都来会餐吧！”当时也没有说要结婚。当时在延安的中央高级领导人，除周恩来治伤外，毛泽东和夫人江青、刘少奇、张闻天和夫人刘英、博古、李富春和夫人蔡畅等都来了。

李富春对卓琳说：“你也认识邓小平，大家会会餐，现在给你们腾出个窑洞，吃完饭后你们一块儿回去就算结婚了。”这是战争岁月中典型的婚礼。

小妹雷迅和赵文献

大姐浦代英结婚以后，浦琼英（卓琳）和浦石英（雷迅）有时到他们家来玩，姐夫乐少华对她们很热情，就像对待自己的亲妹妹一样。有一次卓琳、雷迅到大姐家来，正好遇上萧华，萧华喜欢摄影，乐少华就请他给四个人照了一张合影。

雷迅在陕北公学小卖部工作了半年后，被选送进了中央党校妇女培训班学习。后来，因为党校妇训班和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合并，她也跟着一起进了延安女大。1940年6月，她从延安女大毕业，被分配在中央总务处保管股。

1941年1月，她调入延安边区保安处检察所，她就是在这时和赵文献认识的。赵文献在三边保安处，他到延安来开会，经人介绍认识了雷迅。后来他们结婚了，雷迅也调到了三边工作。

赵文献1908年出生在陕北延安一个普通农民家里，自小放过牛，种过地，在乡间上过几年学，后来还当过小学教员。1935年4月，陕北红军攻打宜川城时，他在群众中组织赤卫队，配合了红军的行动，这样，他就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这一年9月，他在宜川县苏维埃政府军事部做秘书，并从事扩红、组织地方游击队工作。10月，他任宜川县财政部长，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8年1月，他在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任巡视员。1939年3月调三边分区任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员兼分区保安处处长、三边地委委员。

那时候三边一带很不安宁，因为八路军主力部队开赴前线，国民党和日寇就利用当地的土匪对边区进行骚扰，打家劫舍，奸淫烧杀，暗杀我工作人员，无恶不作。赵文献经常带领部队，配合负责保卫边区的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参加清剿土匪的战斗。

在那种情况下，可以想见雷迅是多么的担惊受怕。1943年初，边区境内的土匪基本上肃清，他们的生活才恢复安宁。1946年7月，三边分区保安处撤销，地委成立社会部，赵文献担任社会部部长。10月，部队打下横山县城，他担任横山县委书记。后来，三边地区又有小股土匪活动，治安环境恶化，重新成立了保安处，赵文献便又回到了原来的岗位上，继续担任保安处处长。

雷迅一直在三边分区保安处内勤股工作。她是一个对工作极为认真负责的人，她说：“我不敢说我能够对革命做多大的贡献，但我至少可以做到不拖文献的后腿，让他一心一意地去工作。”

（据《无悔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