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氏三姐妹：外交奇才，巾帼英豪

安徽合肥籍的“龚氏三姐妹”龚普生、龚澎、徐畹球，以各自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长留在人们的记忆中。龚普生和她的夫君章汉夫、龚澎和她的夫君乔冠华，都曾长期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从事革命工作，都是新中国知名的外交家。徐畹球1946年为当时中共代表团在上海承租办公生活用房“周公馆”，功不可没。

龚普生：共和国第二位驻外女大使

龚普生，1913年出生于上海，其父龚振鹏是被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称为“有德有年，功在民国”的辛亥著名人物。

1913年10月初的一天，在上海革命党人的协助下，龚振鹏拎着简单的行李，带着妻女，躲过检查网，秘密登上一条运煤船。他们在舱底颠簸了一个多星期，到达日本。第二年的10月10日，龚普生有了妹妹二都（乳名，即龚维航、龚澎），这使得她的流亡生活中多了一个小伙伴。她俩一同玩耍，一同随父母返国，一同上小学到上大学。险恶的社会环境，逆境中的家庭熏陶，使得她们过早成熟，她们的学业也日益精进。

“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后，悲愤与苦闷中的北平学生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指引下，走上街头，展开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声此起彼伏。“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了，1935年12月12日，龚普生姐妹在未名湖前的临湖轩，主持召开外国记者招待会。学生召集的记者招待会，尤其是普生姐妹伶俐的口才、泼辣的作风，给到会外国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二九”当天情况的真相、学生们对时局的看法和要求，通过龚普生姐妹的介绍迅速传到全国，传往世界。可以说，这是龚普生姐妹在外交上崭露才华的开端，为她们以后的外交生涯奠定了基础。

1937年抗战爆发后，龚普生受党派遣在国统区并赴国外从事统战和宣传工作。1941到1 944年，她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并于1942年获得硕士学位。

1945年春，第二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联合国酝酿成立。中国是联合国发起国之一，董必武作为解放区代表参加了中国代表团。龚普生的丈夫章汉夫是董老的秘书，不久，龚普生也来到美国，成为联合国秘书处的研究员。在联合国初创的三年中，她做了一些筚路蓝缕的开拓性工作。1948年回国后，龚普生任中共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委员。新中国成立后，龚普生任外交部国际条约法律司副司长。

1950年，新中国外交工作刚刚起步，便遇到美国武装侵略台湾和朝鲜，中国派出志愿军入朝参战，却被美国操纵联合国反诬中国是“侵略者”的问题，12月23日，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通知联合国秘书长赖伊，中国已组成代表团将“出席联合国安理会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所提出控诉武装侵略台湾的会议”。不日，中国代表团出现在安理会讲坛上。大使衔特别代表伍修权，顾问乔冠华、龚普生。

“文革”时期，龚普生也被迫“靠边站”整整十年，直到1977年才重回司里担任顾问。

1979年至1983年出使爱尔兰，成为继丁雪松（冼星海夫人）后我国第二位驻外女大使。她还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顾问，全国政协委员。

龚澎：英姿飒爽的女外交家

1933年，龚澎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1936年，龚澎加入中国共产党。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她辗转奔赴延安，入陕北公学。1938年底分到晋东南八路军总部当秘书。在太行山区，她经受了战争环境的考验，又于1940年来到山城重庆，到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和中共中央南方局外事组工作，担任周恩来的翻译兼秘书。自此，她受周恩来言传身教达30年之久。

1942年，乔冠华从香港经东江游击区转桂林到重庆，到八路军办事处做外事工作，同时每周二为《新华日报》写一篇国际述评。这一年，他还曾因肠胃病人院开刀，而龚澎也恰在住院动手术。同病相怜，同趣相投，同志相爱。对他们的结合，周恩来曾赞日是件好事，周恩来邓颖超后来还曾把曾家岩50号南方局代表团住所楼上自己的卧室让给乔冠华、龚澎夫妇住。乔冠华、龚澎，在斗争中成为携手并肩的“新闻夫妇”。

由于乔冠华、龚澎夫妇在对外宣传上的巨大感召力，自然受到了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甚至受到公开的恫吓，但他们毫不畏惧。许多外国新闻记者和外交官，透过他们介绍的新闻真相，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真正力量，并逐步认识到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和无能。后来，有不少外电报道，其内容就是直接引用龚澎发布的消息。

1946年，国共两党的和谈终于破裂，蒋介石政权发动了反人民的内战。5月，中共中央决定中共代表团、第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均迁往南京，不久，又在上海设中共代表团办事处。龚澎在南京梅园工作一段时间后，又到上海编辑出版英文版的《新华周刊》。但这一在外国记者和外国旅沪公民中发挥了相当作用的周刊，仅出三期，便被勒令停刊。根据周恩来指示，龚澎旋往香港，由她化名“钟威洛”主编的英文刊物《中国文摘》很快又在香港面世。《中国文摘》每半月出版一期，它及时地向全世界报道大陆上如火如荼的解放战争的进展情况，成为让世界了解中国，让解放区联系世界的一个窗口。该杂志每期“观察家”专栏，几乎都出自龚澎的手笔。

新中国诞生以后，龚澎成了外交部第一个女司长——新闻司司长，以后又担任了部长助理，兼任周恩来办公室主任秘书。从1950年代到1960年代中期，龚澎经常随同周恩来、陈毅等出访，并参加国际会议，是周恩来，陈毅在外交方面的得力助手。在出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中，龚澎往往又兼新闻发言人，她的敏捷、伶俐而不失庄重的语言频频赢得欧，亚、非被访问国主人和国际会议代表们热烈的掌声，她为新中国外交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70年9月20日，龚澎因脑溢血逝世。在住院动手术时，周恩来总理曾亲自到医院看望，并和大夫们详细讨论治疗方案。长时期超负荷的工作，“文革”初期强烈的身心摧残，终使她抵御不住病魔的侵袭，她以不足56岁的年华，辞别人世。

徐畹球：为中共代表团承租周公馆

徐畹球，与龚普生、龚澎为同胞姐妹，因过继给徐婉姗为养女，取名徐畹球。徐畹球从上海启秀女中毕业，考入沪江大学。1940年代初，她同从美国回来的孙克勤先生结婚。风度翩翩的徐畹球和学识渊博的孙克勤经常出入交际场合，逐渐在上流社会站住了脚。

1946年5月的一天，徐畹球的弟弟龚维禹带来了一位神秘的客人。待到客人宽衣脱帽后，畹球不禁喜出望外，原来是二姐维航（即龚澎）。久别重逢，姐妹俩有说不尽的亲热话，但此番姐姐很快就扯上了正题，她是来请妹妹代租房屋的。原来，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曾于4月份致函国民党行政院的宋子文和蒋梦麟，提出“政府还都在即，敝团为与各方联系及时协商起见，拟于京沪两地筹设办事处”，要求“在南京拨予房屋两幢，上海拨予房屋一幢。”这时正是国共和谈期间，这一要求是合理的，但5月18日蒋介石却批示有关部门“希予婉拒”。新任上海市长吴国桢接阅密电后，即以种种借口拒拨我驻沪办事处办公用房。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指示潘梓年、章汉夫、华岗、许涤新、龚澎等先期抵沪，一面筹办《新华日报》，一面设法租房。

徐畹球对于二姐在“那边”的情况心里是有数的，她毅然承担起此重任。不日，她打听到思南路107号（今73号）有现房拟租，便以六根金条的代价把它承租下来。

6月18日，董必武自南京抵沪后住到这里。他看到这里地段好，房子也大，便果断地说：“既然不让设办事处，就称周公馆。”于是，思南路上这幢房屋的大门上就安上了新门牌，上刻中文“周公馆”。

从7月到10月，周恩来四次来上海，均住在这里。他在周公馆举行记者招待会，宴请“第三方面”代表，邀请文艺界名流座谈，接见来访的外国客人，部署中共代表团的工作，直到和谈破裂，我方工作人员有组织地转移和撤退，“周公馆”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而徐畹球对此堪称有功之人。

上海解放以后，徐畹球初留上海，当过家庭教师。后于1956年1月悄悄离沪，先到香港，后赴美国定居。徐畹球的丈夫孙克勤先生在美国成了古董商，于1970年代后期病故。

1980年代初，龚振鹏唯一的孙子龚荣荣结婚，徐畹球曾特地回来看望大侄子一家。她弹的一手好钢琴，重返上海自然忘不了看望当年的老朋友周小燕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