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滚与政治

总有一些摇滚歌手满脑子关于建立自由世界的想法，他们期待改变世界。虽然摇滚改变世界仅是一种虚妄，但鲁迅先生言：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在与政治的博弈中，摇滚始终向死而生：取消第三世界国家外债、实现东西德统一、消灭种族歧视、彻底消除贫穷、获得言论自由、呼唤同性之爱……对于悲观者而言，这个世界存在太多令人绝望的东西，正因为此，摇滚才有了它存在的理由。然而，摇滚乐从未带来真正的希望，但它总是唤醒激情——还记得少年心气时的自信与无畏吗？摇滚乐唤起的就是这个。

被利用的“自由”

前不久，美国地产大亨唐纳德·特朗普在宣布参选总统的记者会上，播放了摇滚歌手尼尔·杨的一首经典歌曲——《在自由世界中摇滚》，遭到了后者的严重反对。尼尔·杨说：“音乐是个普世的语言，我很高兴这么多人喜欢我的音乐，即使他们和我的政治信仰不同。但如果候选人要问我可否使用我的歌曲，我会说不……

尼尔·杨歌中的自由并非特朗普鼓吹的自由，反而字字充满了对后者的讽刺与挖苦。

“我们有上千个光点，给无家可归的人”——“上千个光点”是布什总统就职演讲中的用语，他呼吁人们彼此关怀，但在歌手眼里不过是伪善的修辞，因为共和党的经济政策，让美国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而歌中“我们有更温柔的拿着机关枪的手”则是对共和党军国主义的讽刺，以及对布什发动海湾战争的讽刺。

尼尔·杨不是第一个向总统说“不”的摇滚明星，也不是第一个因为歌曲被曲解而向政客表示愤怒的人，斯普林斯汀对里根做了同样的事情。

里根在竞选期间，用了布鲁斯·斯普林斯汀的《出生在美国》，并在演说中讲道：“美国的未来就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梦想中。它在许多美国青年所崇拜的偶像——新泽西州的布鲁斯·斯普林斯汀的歌声中。”

结果斯普林斯汀毫不客气地指责道：这位政客根本没有听懂我在唱什么，请停止使用我的音乐。事实上，《出生在美国》是一首控诉越战暴行的歌曲。

小布什的遭遇恐怕是史上最尴尬的。2000年他在竞选中使用了《在美国玩摇滚》，结果其作者摇滚歌手约翰·迈伦坎亲赴现场要求停止播放，并创作歌曲《去华盛顿》狠骂小布什。

借用摇滚乐里的煽动性与感染力，政治家企图将摇滚迷们变成政治选举的重要票仓，在调动民众情绪的同时，鼓吹着关于自由的理想。但是，政客理解的自由与摇滚乐手所谓的“自由”是两回事。正如尼尔·杨在致特朗普的公开信中说的那样：我不喜欢美国和许多国家的政治体系。因为民主越来越被企业利益所挟持。政客用越来越多钱来竞选，利益集团用越来越多金钱来游说，越来越严重的经济不平等，以及以金钱利益为支柱的立法，这一切都让企业的利益高于人民。我们知道，摇滚乐手真正关心的自由是免于被企业利益宰制的自由，是人们可以决定自己生活的自由，而这种“自由”与某些伪善的政治势不两立。

踢倒柏林墙

摇滚乐诞生的这半个多世纪，充满了动荡与巨变。从小众文化到流行浪潮，从生存维艰到商业时代的来袭，摇滚乐始终带有反体制和自由主义的胎记，歌唱着自我构建的自由世界。

有人曾经光着膀子、骑着摩托车、手持鲜花、穿越花丛，为抗议越战，去游行集会，去找舞台唱歌，去为这个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呼吁生存的自由。这个时候你明白摇滚乐中的自由世界是和平的、反叛的、自由的、永不停息的，它是抗衡虚无与犬儒的激越之声。

妈妈，他们可会扔下炸弹？

妈妈，他们可会砸碎我的皮球？

妈妈，我是否该建筑起一道保护自己的墙？

妈妈，我是否应相信政府？妈妈，他们可会把我扔到火线上？

哦，妈妈，是否所有人都在浪费时间？

生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热爱音乐的人大概都有听过Pink Floyd，这首诞生于1979年的反越战歌曲《mother》，更是令很多内心敏感的乐迷为之伏案哭泣。摇滚乐的感染力正在于此，作为无国界的语言，它将人类的命运联结在一起——也许，我们真的是兄弟姐妹，在彼此不相识的时候，你竟为我哭过，我也为你哭过。

当流行乐依然为小情小爱感伤，歌唱失恋的痛楚、世俗美好的时候，摇滚乐手们以其悲天悯人的情怀将关怀投射到世界的每一个黑暗角落——贫穷、疾病、战争、瘟疫、独裁与歧视。U2就是一支时刻盯着第三世界口粮问题的乐队。他们在《无人街》里唱着自己的理想：我相信天国将至，彼时天下大同。主唱波诺周旋于政治圈，面对面与各国政要谈判，要求取消第三世界债务。对于波诺，《时代》称之为“使减轻贫困国家债务变得性感的摇滚歌手”。

摇滚乐歌唱天堂，亦控诉地狱。正如大部分乐迷所见，爱与和平是摇滚乐普世价值的一部分，而摇滚的另一个重要内核是反叛精神。因为对爱与美好有着近乎完美的期盼，敏感的他们对粉饰出来的虚假美好充满了极端的厌恶。完美主义催生体制的反叛者。

当“地下丝绒”被哈维尔引进布拉格的时候，捷克民间迎来了官方文化之外的“第二文化”，摇滚来得正是时候，这时的捷克民间反建制活动日益活跃，摇滚无疑是反抗运动的一枚重磅炸弹。很快，“地下丝绒”的模仿者“宇宙塑料人”诞生，因为其生活方式与人生目标表现出反体制的倾向，很快引发了捷克民主主义运动。

这并不是摇滚乐参与的世界政治史上最大的事件。25年前的7月19日，美国摇滚巨星布鲁斯·斯普林斯汀越过柏林墙，在30万东德歌迷前放声歌唱，在划时代的柏林墙倒塌事件中，摇滚乐扮演了关键角色。不到16个月，柏林墙就倒在了一场不流血的革命中。

摇滚以政治为敌，摇滚当然关心政治——在争取民权、女权、反战、同性之爱的过程中，无论是流行音乐是披着朋克、新浪漫、新左派、后庞克、后摇滚、电音、嘻哈的面貌呈现，本质都无法扼杀它寻找向往的热血冲动。当我看到英国歌手声援码头工人、琼贝兹的身影穿梭于冷战时期的斩获地，看到U2与各国政要坐下来谈“勾销第三世界国家外债”，看到洛杉矶数千名同志合唱《我们终将解放》纪念石墙事件的时候……滚烫的灵魂，高蹈的理想，都是在回答“为怎样的自由而唱”的问题。

“自由”是什么，也许我们未必真的懂。有人唱了五十年，一万个鲜花碧日的春天，开满了带刺的玫瑰.....而我在这一年，至少听到了崔健的《时代的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