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之光

美国大学的学术自由受到了中国影响的威胁吗？中美教育关系史提示我们，也许我们更应该问的是，难道真的存在着所谓的“中国影响”吗？

1854年时，第一名中国留学生从美国大学毕业了。从这一刻起，教育上的影响完全是来自另一个方向的：即从美国到中国。作为1872年“留美幼童”计划的一部分，许多清朝留学生来到了新英格兰；在1870年到1949年间赴美学习的近40000名中国留学生带着知识与理念回到了中国，他们不仅建设了中国的工业，还刺激了自由化的社会变革。在这一时期，除了作为人才的来源之外，中国对美国大学并未产生可以察觉的影响。在同一时期，司徒雷登等美国人和约翰·霍普金斯、耶鲁、哈佛等机构，建立起了中国最早的一批现代大学，并为中国引入了对自然科学、应用科学和社会科学等学科的学术研究。在中国发展的初期，这些大学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一直延续至今。它们不仅仅在美国和中国均推动了知识的进步，也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2005年时，中美之间高等教育方面的交流数不胜数，其规模和种类仍在扩充。中国大学采用了美式学术标准和规范，中国学者也在与美国专家合作，在美国期刊上发表文章。中国青年占在美留学生总数的29%；目前，共有近30万中国留学生持有赴美学生签证。1980和1990年代时，多数赴美留学的中国人是研究生，如今前来留学的本科生也越来越多。根据一份专业报告，在美国高校就读的中国本科生数量在过去十年间增长了九倍。美国中学乃至暑期课程里中国留学生数量的增加也反映了中国人对美式教育的渴望以及美国的吸引力。

对于这一问题——美式观念和文化对这些留学生的思维有何改变，归国留学生又是如何影响整个国家的——我们研究得还不够多。不过，中美之间自1854年以来在教育上的合作关系显然表明，虽然我们无法预测或是控制美式教育影响中国留学生观点、抱负和事业的方式，但这种影响总归是有利于美国的国家信誉与中国社会的多元化的。

让我们再来看看中美教育关系这个不等式的另一端。美国学者很少尝试在中国期刊上发表文章——这些期刊大多质量低劣，多数都充斥着抄袭和弄虚作假的现象；也很少有美国留学生试图获得中国大学的学位。多数美国留学生之所以前往中国，是为了完成学业项目所要求的短期语言和文化课程。总之，中国教育对美国人的吸引力不大。

无疑，美国大学对于中国的影响力要远远大于中国大学对美国的影响力；正如同美国在中国的软实力——美国对中国的机构、抱负、品位以及价值观的影响力——要远胜于中国在美国的软实力。当要求对我们与中国进行接触这一政策作出调整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刺耳时，我们应该将这一点牢记在心。

中国的筹码

不过，中国对美国大学还是具有影响力的，而且这种影响力正在增长。这种影响力不来自价值观、理念，或是教育制度的吸引力，而是主要来自经济方面。

1980年代和1990年代赴美留学的博士生大多获得了留学补助。今天，多数中国留学生支付的是全额的、按照对州外学生标准征收的学费。对于许多学校而言，这笔学费成为了资金的重要来源。在2008年之后，美国本土申请进入州立大学就读的外州学生数量开始减少，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留学生的学费就变得更加重要了。这个时候，美国大学不光增加了招收中国学生的数量，还设立了新的学位项目，甚至在中国建立了“美式校园”，按美国标准向中国本地学生收取学费。

美国大学还竞相开办面向中国中层领导人的管理培训课程，以及面向中国高中生的夏令营。美国商务部估计，2013至2014学年，中国学生对美国经济作出的贡献达80亿美元。

然而，尽管来自中国的学费十分重要，但更加重要的是中国为美国社会注入的人才与活力。许多中国留学生在毕业之后留在了美国。来自中国的移民促进了美国所有专业领域和学科重要专业知识的进步。这些“新美国人”创办了美国公司、组建了美国社区，令美式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而他们多数都是作为留学生来到美国的。因此，我们必须意识到，当我们谈及“中国留学生”时，我们往往也在谈论我们的“美国”邻居和同事。

金钱并不是美国大学希望从中国得到的唯一东西，它们之所以与中国展开合作，还是为了完成自己的学术使命。美国学者需要接触中国的档案、数据和研究地点；他们需要采访中国专家，调查中国民众；他们需要对美国学生的海外机遇进行研究，因为如果这些学生不了解中国，就无法成为本领域的领袖。总而言之，由于中国几乎位于所有全球问题的核心地带——战略的、经济的、技术的、环境的、公共卫生的——如果不与中国接触，美国大学就无法尽职尽责地做好自己的工作。

对美国大学而言，接触不仅仅意味着提供学术上的中国项目，或是与中国展开教育交流，还意味着在中国建立起更为复杂、多面的利益，建立起自己的对华关系和对华政策。这虽然有风险，但仍是一项积极的进展。

风险犹存

对于中国如何运用手中的影响力，美国应当保持戒备。如果美国学者的研究领域被认为会对中国当局构成威胁的话，他们有可能被列入黑名单。中国大学的领导层也要向中共负责，因此，尽管有着许多优秀、勤奋的学者和学生，但在探索知识之外，中国高等教育的主要使命还在于为经济及国家实力的发展培养相关人才。

中国对教育的投资力度很大，使得相当大一部分中国人都能够获得大学学位；但当局对于学术也存有戒心：长期以来，中国的大学和知识分子都认为自己承载着推动社会现代化、纠正政府错误政策的道德与爱国主义责任。这一点在近代中国的历次社会运动中都显现无遗。对这一学术行动主义的戒备，正是目前当局将中国大学转变为抵御西方价值观渗透的前沿阵地的原因所在。在这样的政策指导下，教育当局希望大幅减少课堂上讲授的西方教科书的内容。

对于在中国土地上发放学位的美国学校而言，这样的情况不啻为一种威胁。如果西方教科书都被视为影响青年、削弱国家的载体，那么西方的系所和大学岂不是更加危险？更进一步的是，外国教育机构也与其他非政府组织一道，被置于了政府的严格监管之下。

以学术自由为根本的美国大学将如何应对这样的局面？与美国高等教育相关的所有机构都应该严肃地思考这一问题。

路在前方

尽管政治局势和意识形态氛围都有缩紧的趋势，但美国大学依然可以在不对学术自由作出让步的情况下，与中国同行展开合作。事实上，开展这种形式的合作不仅仅是可能的，对于完成其学术使命、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而言，更是至关重要的。

对于美国大学而言，依然存在着巨大的行动空间，因为中国政府对于校园管理的收紧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停留在纸面上。诚然，中国的学术圈、文化圈和媒体圈都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焦虑与担忧，但迄今为止尚没有系所被强制要求改变阅读书目或是重新安排课程；在大学课堂里也尚未系统地贯彻这些意识形态运动方针。

此外，许多学生和学者也对限制西方教科书的命令进行了嘲讽。南开大学校长就在一份党报上发表文章指出，自己不同意清理学术队伍的说法。其他批评者则指出，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是来自西方的舶来品。

整顿校园的说法有可能并不会落到实处，原因在于，北京对待来自西方的知识的态度终归是矛盾的。西方依旧在几乎所有学术领域都领先于全世界，中国当局对这一点了然于胸。因此，虽然将西方文化妖魔化，但如果不精熟地掌握来自西方的知识，那么中国是没有办法完成现任领导层的改革目标的。领导人希望中国成为国际上知识经济的领导力量，希望中国的大学能够培养出更多具有创造力的学生，“净化校园”的方针无疑是与这一目标相悖的。

摆在中国领导人面前的是这样一个悖论：在实现现代化的同时，还要保持“中国性”。当下，中国在国内和国际上均面临着一系列严峻挑战，同时又在以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经历着转型；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更加希望能够处理好这一悖论。如今，在中国一切都处在变化之中，风险与机遇都是巨大的，对于中国、中国的邻国，以及美国而言，都是如此。

正因此，美国应该继续充满热情地与中国接触。作为美国思想与技术上强大之源，大学在与中国的地缘战略竞争、以及推动两国合作从而令这种竞争不至于失控的过程中也发挥着关键作用。

为了实现自己的学术使命、推进国家利益，以学术自由原则为立足之本的美国大学必须积极与中国接触。为了既与中国同行展开良好的合作，又维护自身的学术自由原则，美国大学在今后的交往活动中应当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在建立任何交流机制或是学术项目时，应该就学术自由、学术操守和学术严谨性的标准与中方达成一致，并形成谅解备忘录，规定一旦上述标准受到侵犯，合作就将被取消。这样的条款将对双方发挥警示和保护的作用。其次，该谅解备忘录应该公开发布，因为任何不具备彻底透明度的行为都会引发对于中美的系所、大学、学生及相关当事方的合理怀疑。第三，美国大学不应允许任何国家的政府干预教师的任命，也不得干预学术交流项目的具体安排。最后，在对合作项目进行规划的每一个阶段，都应该咨询美方系所的意见，并对项目是否具备足够的学术质量进行评判。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固然大学的管理者要考虑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因素，但系所只需要对学术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