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不许生,能不能生

2015-04-29 00:00:00杨帅
财经文摘 2015年9期

人口之于中国,一直是个大问题。

1957年,马寅初在《新人口论》中指出,按照3%的预计净增长率,50年后中国人口将达到26亿,迎来“爆炸”。2010年,易富贤在《大国空巢》中则指出,按照1.18的总和生育率,2100年中国人口将降至4.46亿,迎来“坍缩”。

拜计划生育政策所赐,爆炸的未来越发不可能出现,如今的问题是,坍缩的未来又有多大可能?

说不清的数据,看得出的问题

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算起,人口学可谓发展已久。按说知道人口基数、人口净增长率,预计未来人口并非难事。可是偏偏在中国,人口净增长率说不清楚。

人口学常常用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衡量生育水平,它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妇女在育龄期间,平均每人的生育子女数。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当总和生育率达到2.1时,称人口保持“世代更替水平”,意即人口相对于上一代人不增不减。发展中国家受到更高的育龄前死亡率影响,对世代更替水平的要求也相应更高。

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2012年发布的《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2010年全国总和生育率为1.18110,其中“城市”为0.88210,“镇”为1.15340,“乡村”为1.43755。

1.18,这就是易富贤做出“坍缩”预计的基础。听起来低到人们意料之外,但是想想“One-Child Policy”的本义,这样的数字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当然,许多学者对此表示质疑,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表示,考虑到流动人口和低龄女性的漏报,实际总和生育率应该在1.6上下。不过他也认为,即便是1.6,仍然太低了。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负责人也作出说明:“有些指标(如出生人口、死亡人口和按分年龄妇女生育率计算的总和生育率)现场登记难度较大,漏登率要相对高一些。”

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在今年年初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指出:“有人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断定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低至1.18的水平,今后还将越来越低,……显然距离事实太远。”但是他口中的近年生育率,也始终在1.4-1.6之间低徊。

过去几十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经历了一次跳水过程:七十年代初期是5.8,八十年代初期是2.4,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总和生育率是2.3,1995年降至1.5,2000年的普查数据为1.22,即使进行科学口径调整,最终也只是1.4,直到2010年的1.18。

虽然数据说不清楚,但问题已经显而易见。

翟振武表示,中国目前的政策生育率是1.47,也就是说,全国所有的人都按政策生育,平均每个妇女生1.47个孩子。

中国需要的世代更替水平,只会高于2.1,而维持1.47的政策生育率,等待国人的将是一个老龄化极其严重的社会——劳动力不足,却有大量老人需要赡养。

根据卫计委7月公布的数据,2014年中国0-14岁低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16.5%,比第六次人口普查降低0.1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不断上升,从2010年的13.3%提高到如今的15.5%。

问题仍在恶化。

允许生,就能生?

7月10日,国家卫计委透露,在全面放开二胎方面,目前正在抓紧制定相关规定——这是近半年来卫计委第六次回应相关问题,也是第一次改口。全面放开二胎,终于排上了日程。

但问题是,让生就能生吗?

回顾历史,韩国于1962年开始实行自愿性计划生育政策,不是强制,只是提倡一对夫妻只生两个孩子。随着经济的发展,韩国总和生育率从60年代初的5.9急降至90年代初的1.59,经过几年讨论,政府最终于1996年取消计划生育政策。然而时间窗口一去不复返,近十年来无论政府如何鼓励生育,韩国一直处于“全球生育率超低”乃至“最低”的行列。

类似的情况也曾出现在日本、新加坡、越南、泰国等等。实际上,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除了战争等极特殊原因,生育率一旦降下去,从来没有成功恢复的先例。

我国放开“单独二胎”的历程也印证了这一点。放开之前,卫计委的预期是,全国每年新增出生人口约200万。但实际情况是,从2013年底至2015年5月,全国只有139万对符合“单独二胎”政策的夫妇办理了再生育手续。

选择不生的那些人,不是不想生,而是生不起。

“我很喜欢孩子,也想再要一个,但是现实情况还是不允许。”北京市民王佳欣说道,“孩子每月上幼儿园要3000多元,再加上其他的费用,就要6000元左右,如果再要一个孩子,还房贷都有些困难了。”

王女士的苦恼并非孤例,实际上,几十年来的计划生育政策推动了全社会养育体系的奢侈品化。

当年一家有三四个孩子,养育方式就是“放养”——成材与否全看自己。但如今,四位老人、一对父母的未来期待和教育目标都集中在了一个孩子身上,从洋奶粉到营养品,从兴趣班到重点中学,这些“选修课”都成了“必修课”,因为不修就输了。

在这种社会状态下,一户家庭想要回到放养状态也不可能,想要生个二胎自然难上加难了。

养育体系的奢侈品化,在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城市越明显,对于北京和上海的适龄家庭而言,生养第一个孩子的压力都会让他们心生退意。

今年年初,在上海这个国内老年化率最高、户籍人口负增长的城市里,卫计委官员公开呼吁,更多符合两孩政策的上海家庭应提出生育申请。

然而,并没有什么用。

与此同时,在山东省的一些内陆乡镇,计生官员还在强制上环与结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