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虹之争

2015年6月26日，白宫变成了彩虹的颜色。

这天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5：4的票数裁决通过美国全境承认同性婚姻。

“今天美国向平权迈进一大步，同性恋者拥有了结婚的权利，跟所有人一样。”作为虔诚的基督徒和前布道者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推特上写道。

“爱，胜利了。”他又说。

推特被六色彩虹元素的旗帜与图标刷了屏，用修改彩虹头像或上传挥舞彩虹旗照片的方式，挺同者们辨识着自己的伙伴，分享彼此欣喜的同时，试图占领着公众视线所及的每个角落。

这也是一个集体的宣告：他们几十年所争取的法律面前平权的尊严，如今宪法给予了他们。

然而平权仅仅意味着解决了最表面最基本的尊重问题，而深植于文化与信仰的矛盾并未消除。

I’m angry， not gay

每年六月，世界各地的同性恋群体都会举行“同性恋骄傲日大游行”。在旧金山，街道商铺上会插满粉红色三角旗，DJ和Club在现场播放音乐，街道上灯火通明，路上满是装着华丽醉酒狂欢的同志……他们用最高调的方式向全世界展示自己高傲的姿态，并庆祝1969年他们在历史上的第一次亮相。

1969年6月28日晚，在纽约石墙酒吧，正在为刚刚去世的女同伴举行葬礼的四百多名同志与到酒吧例行检查的警察发生了群殴。被按在卫生间强行验明性别的变装皇后首先发起抵抗，随后大批同志发起反击，警察动用警棍殴打他们，而他们则向警察扔瓶子与石块。警察局闻讯，增派警员，强行驱散了围攻的同志们。

抗议活动并没有就此结束，随后的四天更多兴奋的同志高唱《同性恋力量》集结于“石墙酒吧”，要求政府与公众尊重他们，给予他们平等的自由与权利。美国其他地区和各国的同志闻讯，欣喜于同胞们的勇敢，纷纷发来电报，以示声援。这次抵抗运动催生了美国“同性恋解放阵线”以及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荷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同性恋组织。

“石墙暴动”之前的同志是见不得光的，他们以乞求怜悯与包容的卑微姿态活在暮色中，他们有一个浪漫的代称，叫作“Twilight Lovers”。

尽管二战后，“垮掉的一代”的出现强烈地冲击了美国的传统宗教与道德体系，但同性恋群体并未像嬉皮士一样肆意昭彰。相比较纵欲、吸毒、毫无社会责任感的群体，同性恋者似乎更加令主流社会所厌弃，前者的离经叛道多被视为叛逆文化的外延，而后者仅仅被简化为肮脏的性。

“人若与男人茍合，像与女人一样，他们二人行了可憎恶的事，总要把他们治死，罪要归在他们身上。”反同者最喜欢引用《圣经》里的这一段。宗教影响着美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反同性恋的宗教人士认为同性相爱即为罪，是耶和华所憎恶的。“随从逆性的情欲”就应像对待中世纪异端一样“受永火的刑罚”。

七十年代，美国的嬉皮士运动进入尾声，而追求性享乐的风气盛行，宗教价值观遭逢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此时的同性恋成为一种流行符号，因为崇尚反叛精神，一些质疑宗教与传统的大学生加入到了为同性恋请命的游行之中。1973年，美国同性恋终于完成了“去病理化”之争，同性恋不再被认为是精神病，也不会再有强制“治疗”。

像所有的矛盾体一样对立而生，宗教势力与同性恋群体在70年代末一起被卷入政治中心。在同性恋运动进入权利运动的同时，宗教势力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展露于政治舞台，与保守的共和党结盟，并借此巩固自身的价值观阵地。

在里根执政的80年代和小布什执政的二十一世纪头十年，美国的LGBT运动几乎没有突破性进展，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里根执政期间，由于艾滋病的爆发，人们将恐惧转嫁为对同性恋的抗拒。经过漫长的时期，随着科技与医学的进步，人们才逐步认识到同性恋不等同于艾滋病。

同性恋问题变成全民话题，并获得大批非同的支持者是1998年的事，年轻、阳光的21岁的同性恋者、大学生马修·谢巴德在怀俄明州的拉莱米市郊被反同残忍地殴打致死。事件发生后，引发了公众关于同性恋恐惧症和同性恋话题的广泛讨论，同性恋问题再也不是只能藏匿于夜晚的话题了，更多的非同人士加入挺同队伍，希望这个小众群体能够得到重视和更多人文关怀。

直到2003年，美国同性恋性交非法的法律才正式被废除，第二年马萨诸塞州成为第一个允许同性婚姻的州，2010年美国军队开始允许士兵出柜，废止了“不问不说”政策，而在此之前，美军有1万多名同性恋者因公开性取向而遭开除。而今年，他们的平权运动取得了制度上的全面胜利。

淡蓝之光

选择荒蛮的“繁殖恋”，放弃“同性恋”，是他们最终无奈的选择。

国内同妻人数约有1600万，这是哈尔滨工业大学今年四月出具的历时三年调查出的结果。

与美国不同，宗教并非他们获得世俗认同的主要阻力。而深植于国人心中的“传宗接代”“无后为大”的传统观念才是症结所在。下一代问题往往成为一段婚姻的关键：“奉子”即可“成婚”，而离婚亦要考虑后代的教育与成长问题。

在国际ILGA组织发布的LGTBI rights in the World地图上，在承认同志权利的红黄色地带和严厉处罚同性恋者的蓝紫色地带之间，是广阔的灰色地带，中国就处在这个地带上，即：既没有明确的禁止性法律，也没有支持性和保护性法律。

尽管没有殴打甚至杀害的极端事件，也没有来自宗教界的严厉声讨，中国同志平权运动进展较欧美国家和港台地区起步晚，发展缓慢。中国LGBT争取平权运动只有短短二十年时间，到1997年为止，某些同性恋行为在中国仍属违法；直到2001年，同性恋才得以从精神疾病名单中剔除。不过，这一切只是正在变化中的一部分。

邓小平南巡给整个社会带来了开放的讯息，就在1993年，多元的文化契机和思潮涌现，打破了同性恋在舆论界的沉默。这一年，陈秉中在《中国健康教育》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同性恋艾滋病健康教育》的文章，在中国首次提出有关同性恋人权的保障问题。随后，万延海在北京举办了“男人的世界”文化沙龙，一个专为同性恋男子开设的文化中心。

九十年代中期，同性恋的权益问题引起了主流媒体的关注，一度成为南京、上海等大城市午夜直播节目的热衷话题。1995年，在上海几百名中外女同性恋者聚集于世界妇女代表大会，舞会期间，她们完成了历史上的第一次集体亮相。

1998年，有人凭借互联网工具建立了同志聊天室，互联网的介入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社交方式。同年，第一期女同非公开出版物《天空》面世。

千禧年之交，第一对女同志公开订婚仪式，她们双双身穿婚纱，在上千同志的祝福中，深吻，交换戒指。

尽管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这个隐蔽的群体逐渐走向明朗，但身份问题依然困扰着他们，因为组织无法注册，公开募捐难以实现。其次，政策的界限并不明晰，2005年12月，北京同性恋文化节因其敏感性而被叫停。

身份上的认同与制度上的保障是再也容不得回避的问题，尤其是随着国内外名人“出柜”消息的传来，同志维权脚步也随之加快。“首例同性恋扭转治疗案”和“首例同性恋职场歧视案”相继曝光，职场歧视案虽未下判，同性恋扭转治疗案则以原告胜诉终结。“同性恋不是病”被法官写入判决书。

李银河曾连续三年向两会递交《同性恋提案》法案，但是没有任何反馈结果。

根据李银河提供的两份修改方案：一是设立“同性婚姻法案”；二是在现行《婚姻法》做一些小的改动：《婚姻法》中的“夫妻”二字改为“配偶”，在第一次出现“配偶”字样的地方加“性别不限”四个字。

在对待同性恋的态度上，中国政府并不明朗。6月17日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各会员国在第17届会议中投票通过了关于性倾向和性别身份的人权决议，这一结果在联合国大会或人权理事会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但中国投了弃权票。

本栏目责任编辑： 李馨（zhangyisuri@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