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城市建设的五个应当

中国的智慧城市建设已经走过了五年的历程，2014年11月24日，在深圳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高交会”）上，中国首部《智慧城市系列标准》正式发布，该《标准》于2015年1月1日开始试行。有的专家十分乐观地称，智慧城市建设进入井喷期。在这样一个时期，要想更好地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必须树立新的理念，探索更加切合实际的路径。

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应当走出一个误区即把智慧城市等同于网格化，把智慧城市建设等同于网络建设。在不少城市，智慧城市建设尚处在起步阶段，对于智慧城市的理解也还比较片面化。有的地方的智慧城市建设者认为，只要我用信息化的手段对城市问题进行管理就是智慧城市了，于是热衷于建立各种各样的信息平台和网格，以为有了平台，问题就会自然而然地解决了。实际上，平台建设只是智慧城市建设的一个基础，并不是全部。智慧城市是以信息平台、信息加工、信息转化为基础，能够以较低成本、最大化地解决城市管理中存在着的诸多问题的城市。有的城市投入很大资金建立了信息平台，但缺乏对信息的加工和运用，平台运行效率低下，对于城市管理问题的解决作用并不突出。因此，在智慧城市建设的过程中，一定不能只重视网格化的硬件建设，而忽视软件建设。

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应当把便利市民生活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使市民生活更加美好。智慧城市建设不是为了智慧而智慧，为了信息化而信息化，而是为了方便市民的生活。北京西城区构建的“全响应”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工作体系使得百姓生活越来越方便，买菜先看菜价大屏幕，遇到困难可以拨打楼门长的PDA，居民不出社区就能办理事项。北京石景山区的“一呼百应”志愿行动平台方便了社区党委和党员群众的联系，能带动更多党员志愿者和居民朋友参加社区建设，使更多弱势群体得到有效的社会服务。这些成功的模式告诉我们：智慧城市建设的出发点必须紧紧立足于广大群众的需求之上，任何时候都不能偏离。有的地方搞智慧城市建设是为了方便自己如何管理百姓，出发点是自己的部门利益，而不是群众利益。这样的智慧城市建设肯定不会有真正的好效果。

智慧城市建设应当有助于不断提升城市安全水平，能够减少不安全因素的发生。城市不安全因素的存在严重地影响到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最大限度地减少城市不安全隐患，确保人民群众能够安居乐业，应当成为智慧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在发现隐患、消除隐患等方面，信息化手段有其特殊优势。航空界有个著名的“海恩法则”：每一起严重事故的背后，必然有29次轻微事故和300起未遂先兆以及1000起事故隐患。在信息化建设中要建立更加安全的监控系统，使城市的地上地下运行系统，都能得到有效的监控;要利用大数据的挖掘和分析，去发现存在的安全隐患，有些问题就存在于大数据之中，只要深入分析和研判，往往就会发现存在这些问题。

智慧城市建设应当有助于提升城市管理的科学化水平，防止出现不应有的决策失误。当前，中国的城市建设与管理中还存在着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决策水平不高。因此，提高城市管理者的决策水平是当务之急。在这一过程中，信息化建设发挥着独特作用：利用信息平台，掌握最大化的也是最为客观真实的数据，这是决策科学的基础;利用云计算和大数据的分析，发现靠个人或少数几个人分析发现不了的问题;利用信息平台，建构解决问题的模型，或者进行模拟实验，为解决问题提供模拟方法;利用数据和挖掘出来的资料，对事物的未来发展提前进行预判，对可能出现的问题也能做到心中有数，超前作出决策。

智慧城市建设应当有助于提高城市公共服务的水平，使市民得到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一方面，在城市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过程中，不断加大信息化的含量。例如在城市社区就有就业服务体系、社会保障服务体系、文化教育体育服务体系、养老助残服务体系、卫生计生服务体系、安全服务体系、流动人口服务体系、环境美化服务体系、便民服务体系、志愿服务体系等多个体系。这每一个体系都需要信息化，同时还要把所有这些体系整体化，使各个服务体系之间建立起有机的互动联系，这同样需要信息化建设。另一方面，利用信息平台建设，可以监督政府工作人员服务市民的质量和态度，尤其可以防止公共服务中的某些腐败行为的发生。如近几年来青岛市建立科技反腐机制，针对社会上反映强烈的住房公积金问题，对单位和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缴存比例和缴存额的上下限实施信息化监察，确保住房公积金控高保低政策的落实。财政部门还录入资金使用单位提交的信息，通过扫描发票和上传附件，使监察人员掌握各单位资金使用情况，促进资金落实到项目而不被挪用。这些都得到了市民的拥护和支持。

智慧城市建设要从基层做起

□ 施昌奎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管理研究所研究员 所长）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具体体现。智慧城市就是运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手段感测、分析、整合城市运行核心系统的各项关键信息，从而对包括民生、环保、公共安全、城市服务、工商业活动在内的各种需求做出智能响应。其实质是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实现城市智慧式管理和运行，进而为城市中的人创造更美好的生活，促进城市的和谐、可持续成长。《智能北京行动纲要》明确指出，北京要形成覆盖全市的物联基础网络，要在智能交通、电子病历、远程医疗、智能家庭、电子商务等重点领域实现创新和突破，从而提升城市整体精细化管理水平。举个例子，美国目前通过建立大数据实现了全国电子病历的分类与集成，医生可以通过数据库调取全国同类病历和相关专家的全部信息，通过比对、分析和诊断，可以为病人找出最佳治疗方案和最佳治疗医生。这说明，智慧城市已经突破了单一城市的地域概念，是多城市的联动。

智慧城市建设要与城市定位紧密相连。《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将北京定为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天津为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和改革先行示范区;河北为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对北京而言，智慧城市建设要与城市当前的发展形势与任务紧密相关，要结合人口、资源和环境做文章，加强市政设施、交通、环境、人口、应急等领域的智慧化管理体制和机制顶层设计，推进智慧城市建设步伐。

智慧城市建设要从基层做起。北京朝阳区八里庄街道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八里庄街道“云动”模式的出现是大数据时代的产物，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通过建立大数据的“云动”平台，形成了“三纵三横”治理理念。通过“积分管理”和“积分消费”的经济手段，创立了灵活的基层公共服务社会化运营机制，激活了社会各方力量，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依法治理的前提下，使街道工作达到“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使居民工作实现“自转、自治、自强”。八里庄街道“云动模式”的功能、特色和作用可以用“123456”来概括，即：一个平台、两大职能、三大功效、四大要件、五大特色、六大意义。

一个平台：八里庄街道“云动”全域服务监督管理指挥中心。

两大职能：

（1）提高政府绩效职能。按照扁平化要求优化工作流程，简政放权，提高政府工作效率。

（2）提升社区公共服务社会化水平职能。按照信息化和社会化的要求，提升全领域、多层次、交互式综合服务水平。

三大功效：

（1）区域内云信息的集成功效。区域内所有领域的所有信息都将纳入平台，成为决策的重要支撑。

（2）社会参与共同治理的合力功效。通过积分制，动员社会各方力量和成员，共同参与治理所辖区域面临的所有问题。

（3）反应和处理的快速功效。通过建立“云信息平台”，集成所有信息。依据准确及时的“云信息”，采取快速决策和行动解决棘手问题。

四大要件：

（1）社会组织运行维护。通过市场公平竞争程序而产生的平台运营管理组织。

（2）全领域。是指以“创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为内核，涵盖党建党务、经济发展、城市管理、社会服务、安全生产、社会事业等多个领域的全范畴网络综合体。每个领域内建设符合自身功能定位的管理服务子系统，子系统内组建实施具体工作任务的管理服务模块。

（3）多层次。是指在“全域”内以对象的角色和任务分为决策层、管理层、服务层三个层级，形成监督、管理、服务的稳定闭环结构。

（4）交互式。是指在闭环结构内设置双向信息流，通过信息化、大数据和移动互联技术，将全域内的各层级对象、各级子系统、各个管理服务模块有机联系在一起，互联互通、互助互动，动态的完成整个全域中心的监督、管理、服务功能。

五大特色：

（1）创立了灵活的基层公共服务社会化运营机制。设计了动力机制的永动性和可持续性，管理机制的人性化和精细化，运营机制的社会化和市场化，监督机制的广泛性和有效性。

（2）按照云信息要求整合了区域的信息资源。将分散信息整合到统一的云信息平台。强化了信息的交互性。扩大了信息抓取的广度和深度。提高了现场信息的精度。

（3）加强了云信息与公共服务的融合。强化了大数据时代信息集成功能。提升了云信息处理在决策中的地位。提高了发现问题的预估和预判能力。提升了云信息下的快速反应和处理能力。

（4）提升了社区公共服务运营效率，丰富了基层公共服务提供渠道。流程再造提高了政府工作效率。创新了公共服务平台外包形式。拓展了基层公共服务渠道。

（5）激活了社会各方力量，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动员了社会各方力量广泛参与基层社会公共服务。通过积分制，实现了将个人利益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对接。

六大意义：

（1）由政府主责转变为全民参与。在政府主导下，通过“积分”引导，充分发挥各类社会组织、居民个人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使得社会组织和个人从被动参与管理到主动承担主体责任，政府从大包大揽到放权到全民参与，实现政府、自治组织、单位市民三者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工作格局。

（2）由重监督转变为重落实。以往政府部门的工作会依靠于下达指令并通过大力监督的形式来实现，部分社会组织和个人会不认可这种管理的方式从而产生逆反的心理，使得工作无法顺利开展。全域服务中心通过创建管理模块，将繁杂的监督工作推向平台由居民自动完成，将机关干部的精力解放出来，由用权去管理到用心去落实，实现工作重心由监督到落实的根本转变。

（3）由政府落实转变为责任清晰。随着“云动”平台工作模式的深入推广，政府工作由重监督到重落实的转变深入人心后，必将会引导出一批主动承担主体责任、能够做好社会服务的社会组织和个人，届时发生的问题将不再依赖于政府主导落实，平台上规范清晰的主体责任和明确的工作流程将指导居民顺畅有序地自行开展工作、解决问题。

（4）由层层传递转变为扁平管理。政府单位原有的层层传递的工作流程既浪费时间，又有可能因为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信息误导。全域服务中心是一个依托信息化、大数据和移动互联技术开发的智能化平台，改变了现有基层多头服务多头指导的局面，提高了效率，降低了信息不对称发生的概率，实现了高度信息化和智能化的扁平管理。

（5）由数据滞后转变为实时动态。平台最大的特色即是高度的信息化和大数据、移动互联技术的应用，通过开发不同的APP应用系统，实现对地区常住人口、流动人口数据和地区企业经济数据等各类数据的实时采集、实时上传、实时更新、月度分析、动态掌握。改善了以往迟迟抓不到数据的现象，也减轻了政府工作人员的工作量。

（6）由政府投资转变为社会反哺。政府作为责任主体的管理模式让政府财政支出不断增加，且效果并不是一切都尽如人意。而全域服务中心利用有效的积分鼓励机制，充分调动了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主动承担主体责任的热情，实现了政府单方单纯增加投资到社会组织和居民实现互惠互利的根本转变。

总之，智慧城市建设要夯实基础，从基层做起，特别是街道和社区。

智慧城市建设中的政府角色定位

□ 杨宏山（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院长助理，地方政府发展战略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智慧城市是当前城市管理的一个热门话题。随着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地理信息系统、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为提升城市信息化水平、增进数据共享和资源整合提供了重要抓手，也为建设智慧城市、支持科学决策提供了技术手段。近年来，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服务等领域，都在应用信息集成技术改进日常运作。国务院也就促进智慧城市发展作出具体部署，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拓展和集成应用信息技术，提升精细化、智能化管理水平，减少资源浪费，化解“城市病”问题，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

一、智慧城市的本质

近年来，我国城市已经规划、立项或建设了很多智慧城市项目。然而，不少地方也存在思路不清、盲目跟风，照搬建设的问题。推进智慧城市建设，需要明确智慧城市的本质。

“智慧城市”的根本在于“智慧”两个字，“智慧”是一种基于神经器官的高级综合能力，包括感知、记忆、理解、联想、情感、逻辑、识别、计算、分析、判断、决定等多种能力。智慧让人可以深刻理解事物的过去和现状，并通过思考、分析而把握将来的发展趋势。所谓智慧城市，实质上就是利用信息技术，增进信息和数据共享，提升信息集成和应用能力，通过大数据的分析比对，提升各类服务的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匹配性。

智慧城市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利用信息技术增进信息共享。城市运行和管理涉及的信息资源，可分为政府信息、市场信息、社会信息、科技信息等类别。由于专业化分工产生的各自为政问题，各行各业运作形成的信息资源也存在碎片化问题。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尤其是新一代互联网、物联网、地理信息集成系统、云计算付诸应用，极大地便利了信息集成、数据共享。部门主导、沟通不够，一直是城市管理的短板。现代信息技术不仅为政府部门间的信息共享提供便利，还极大地便利了政府、市场、社会之间的信息和数据共享。

智慧城市的另一个功能在于信息集成和综合应用。有效信息是科学决策的基础，不仅政府决策要以充分信息做支撑，企业、社会组织、家庭和个人决策也需要及时获得有效信息。可以说，信息化水平直接决定着决策的科学性。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需要在信息资源共享的基础上，提升信息集成和综合利用水平，保障信息准确可靠。如在卫生领域，推进智慧医院、远程医疗建设，普及应用电子病历和健康档案，可促进优质医疗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综合应用。推进“多卡合一”工程，可促使社会保障卡、金融IC卡、市民服务卡、居民健康卡、交通卡等公共服务卡的应用集成和一卡通用。

智慧城市系统还具有一个深层次功能，即通过深度挖掘和有效利用城市运行中形成的各种大数据，提升各类服务需求和有效供给之间的匹配性。今天，人们使用的网上购物、网上订餐、“滴滴打车”、“神州专车”等在线服务系统，就是将分散的信息集聚成大数据，通过大数据的分析比对，在各类服务的供给和需求之间建立快捷通道。

二、智慧城市的建设原则

建设智慧城市，需要厘清政府和市场各自的角色定位。当前，一些号称“智慧城市”的政府工程项目，实际上是干了政府不该干的事情。例如，一些城市政府搞市民租房决策支持系统、企业选址决策支持系统、家庭保健服务卡、一刻钟商圈加盟网络等，花了不少钱，最后却是不了了之。有的解释说由于数据不足，有的说加盟商热情不高。其实，这些都是政府不该做的事情。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看，政府的意义在于弥补市场缺陷，凡是市场能够有效提供的服务，政府就不必进入。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需要强调一点，政府并不是万能的。

建设智慧城市，政府要做的事情集中表现在三个领域：

一是推进跨部门信息共享。这是建设智慧城市首当其冲的政府工程。政府部门掌握了大量的公共信息资源，这些信息不仅对城市整体规划和其他部门决策有价值，对企业、社会单位和市民个人决策来讲，政府部门掌握的信息资源也是重要依据。在现行体制下，由于部门主义、各自为政、权力分散，跨部门信息共享面临困难。推进智慧城市建设，需要加强顶层设计，明确信息资源共享的标准，增进跨部门信息共享，深化信息集成和综合应用，提供更加便捷、高效、低成本的公共服务信息。

二是应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提升城市公共服务需求和问题识别能力。在城市运行中，人们的服务需求可分为公共服务需求、商业服务需求、公益服务需求。城市政府的基本职责在于提供公共服务，尽可能地满足市民的公共服务需求。在这方面，北京市率先建设网格化管理系统，现在走在全国前列。下一步，北京“十三五”时期网格化管理规划，有必要将提升公共服务需求和问题识别能力作为工作重点。这方面的问题识别存在两条途径：一是设置网格监督员，通过监督员巡查上报获得问题信息;二是提供统一的公共服务热线，收集市民的投诉信息。目前，北京市各区县的网格化管理系统主要通过第一种途径获取信息。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有必要以公众需求和问题信息识别为导向，以区县为基础层级，整合各部门的热线电话系统，推出统一的非紧急救助公共服务热线，以便于公众参与和反映公共服务问题。北京市朝阳区设置统一的“96105”政府热线，凡是与政府服务相关的非紧急事务，包括政府信息咨询服务，该热线都予以受理，它增进了政府与市民的直接沟通，也为收集和识别城市治理的问题信息提供了可靠途径，这方面的经验值得总结推广。

三是应用大数据改进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大数据现在是一个热词，但是在城市管理中的实际应用很不够。不少官员和学者津津乐道的大数据应用项目，实际上还停留于展示性功能阶段。这里，我想推介一下广州市“三规合一”、厦门市“多规合一”案例，这是大数据应用的新典范。目前，在国家层面，国土资源部和住建部各有一套技术标准，地图的地理原点不统一，给地方行政审批管理造成很多麻烦。广州市是最早提出和推进“三规合一”的城市之一，它通过标准转换和技术手段，将规划局、国土局、发改委的规划整合在一张空间地图上，实现一张图管理、大数据应用。现在，厦门市已经实现城乡规划、国土资源规划“两规合一”，为城乡空间审批管理提供统一的技术标准。

三、政府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的角色

智慧城市建设涉及政府、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城市政府不应单打独斗、大包大揽。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看，政府的角色在于制定战略规划，提供激励机制，支持各类市场主体投资于智慧城市项目，对于市场不能有效提供、城市发展又必不可少的智慧城市项目，政府则要务实推进、投资建设。

第一，智慧城市建设要坚持市场为主，让市场主体发挥决定性作用。推进智慧城市建设，既要制定战略目标，也要探索合理的推进路径、建设和运用模式。只有坚持市场为主，注重激发市场活力，才能形成可持续发展机制。政府提供激励机制，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建设投资和运行智慧城市项目，但切不可大包大揽。我们在调研中看到，一些政府部门自行立项建设的信息化管理系统，在实际运作中远未实现立项初衷，甚至连事倍功半的效果都达不到。与政府项目相比，很多市场化项目却是风生水起，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迅速做大做强，甚至成长为大公司，如阿里巴巴、京东、神州专车等。

第二，坚持需求导向，务实推进政府项目。我们看到一些政府部门投资建设的智慧城市项目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有的变成了展示性工程，领导和来宾视察就打开系统展示一下，日常并不投入应用;一些政府部门重复建设类似项目，投入大量财政资金，各自系统却不能有效对接。为扭转重建设、轻实效问题，需要坚持以实际需求为导向，把分散的系统整合起来，推进信息资源共享，推进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共享，促进公共服务便利化，使公众实实在在地享受到智慧城市建设的成果。

第三，坚持掌舵而不划桨，在政府项目中引入企业运作机制。智慧城市项目是个系统工程，需要具有配套的技术支撑，要积极探索智慧城市项目的发展路径，创新建设和运行模式。政府投资的智慧城市项目，可通过政府采购、合同外包、财政补贴等途径，引入企业参与建设和运行。人们经常看到一些政府项目批准后，找几家小公司来分包干活，这样不是长久之计。多个公司分别介入，系统集成和整合就会有困难。鉴于此，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要与有技术实力的大公司进行合作，形成智慧城市的政府战略规划，确保顶层设计不颠来倒去。这种整体方案可形成自上而下的推动作用，有利于促进信息资源共享和综合利用，同时强化信息安全。

智慧城市建设的基本内涵与功能探讨

□ 段霞（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特大城市研究院教授 ）

自IBM公司于2008年11月提出智慧地球（Smart Planet）概念，国内各界对智慧城市（Smart City）建设表现出持续的热度，目前我国正在开展或规划建设的智慧城市有数百个，住建部、科技部、工信部、发改委等部门在抓试点，地方政府更热衷于将先进的互联网技术叠加到城市各项功能之上，拿来国内外一些知名企业的智慧城市解决方案，买设备、铺宽带、建机房、上云中心、搞智慧产业园，轰轰烈烈。由于多数城市匆匆上马，并未切实结合城市自身问题和市民需求来设计规划，中央有关部门也意识到了这些问题，2014年8月专门由八部委联合出台了《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当前智慧城市建设第一位的问题就是缺乏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那么，顶层设计究竟要设计什么呢？我们不妨探讨一下智慧城市的基本内涵与功能作用。

研究国内外智慧城市概念的各种提法，笔者认为智慧城市是在信息互联网技术支撑下，基于开放创新理念、移动技术的融合发展以及社会发展的民主化进程，创建的一种适应新的社会环境、满足市民需求的城市发展高级形态。其中，信息技术发展是智慧城市建设的基本条件，适应新环境与市民需求的新理念是智慧城市实现的关键，市民参与城市治理的民主化进程则是智慧城市实现的保障。三者缺一不可。否则，不能解决城市当前发展的困境、不能满足市民需求、不能引导市民发挥城市主体作用的盲目技术改造和投入只会造成巨大的浪费和民众的反感，偏离智慧城市的本质属性与发展方向。

理解智慧城市的本质内涵要从今天城市发展面临的巨大挑战说起。现代城市管理体系是在适应城市作为现代工业聚集和物质财富产出场所的百年进程中逐渐形成的科层官僚制，其典型特征是：通过等级结构合理、分工明确、职权清晰、专业化队伍、严格的规章制度和组织的非人格化来实现垂直稳定、有序协调、分工合作的管理安排。其主要问题在于：由于过分强调照章办事使组织成员成为理性的政策执行工具，变得墨守成规，缺乏灵活、弹性和人性关怀的价值判断，偏离了公共部门为市民服务的本质要求。加上每个部门内部细分成不同的责任单位，看似分工明确规划合理，实则将复杂的、具有内在逻辑的城市管理与服务变得破碎，信息、责任、职权变得零碎，公职人员因职权所限要独立解决市民困难、应付新的情况和问题变得困难，相互推诿成为常态。为了突破科层制管理弊端，回归到以人为本的公共部门管理，以民众需求为导向，以信息技术为手段，对政府层级、职能、权责、公私部门关系以及信息系统等碎片化问题进行协调与整合，为民众提供无缝隙、一站式服务的整体性治理模式成为改革方向。而智慧城市建设理念恰恰可以沿着解决城市长期遗留问题为导向，设计规划一个可以整合各种资源、突破各部门管理边界与利益障碍的智慧平台，提高城市各种系统的感知、反应、学习、改进能力，激发市民参与城市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和服务能力，从而实现交通更便捷、居住更舒适、环境更美好、设施更安全、管理更低成本与高效，城市生活品质更好的发展目标。因此，世界各国、各大城市都对城市的数字化、智能化、智慧化抱有重大期待，希望借助技术的力量实现行政体制自身改革无法完成的革命。

以新加坡为例，新加坡曾在2006年推动“智能城市2015”计划，提出要建立一个与国民互动、共同创新的合作型政府，一个无缝流畅、以民众为中心的整体型政府。经过近十年的努力，新加坡近98%的公共服务通过在线方式提供，其中大部分都是民众需要办理的事务，2014年日本早稻田大学的一项调查表明，新加坡公民对电子政务的满意度为96%，企业的满意度为93%。无论是个人需要申请的服务项目、社区问题反映还是设备故障保修，都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或电子邮箱等方式发给责任部门，最多一两天，问题就会得到解决，而且有大批社会组织、义工活跃在城市治理的各个领域。尽管我们也可以看到计划提到2015年新加坡的通讯行业产值要实现翻番、出口收入增长3倍、增加8万个工作岗位、九成家庭使用宽带、学龄儿童家庭电脑拥有率达到100%等目标，但是这是结果而不是出发点。新加坡的成功在于这些数字目标的实现是建立在利用这些信息更好地服务市民、让民众享受一站式服务的基础上，这才是成功的关键。2014年新加坡政府公布了“智慧国家2025”的10年计划，重点依然是整合信息，使政府的政策更具备前瞻性，更好地服务人民。

同样，由微软、甲骨文、思科等75家世界知名机构组成的智慧城市委员会（Smart Cities Council）一直在北美、欧洲、中东等地推广其智慧城市建设案例，其解决方案都是从如何增强城市的流动便利性、获得足够的清洁水源、减少能源消耗、保证社区安全、促进经济发展等问题出发，探索一个整合各部门利益、统筹部门职能、使各种资源能够高效融合、释放管理效率和服务潜力的智慧平台，从而实现城市的宜居性（Livability）、可操作性（Workability）、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

由此可见，智慧城市建设的出发点不在搭建技术平台，也不在产业规划，而是基于市民需求和城市病治理进行整体性诊断，提出整体性解决方案，使城市问题可预知、可预防、可调控，使市民需求可以得到在线服务、一站式解决。体现以下三大功能：

（一）感知-自适应功能

智能传感设备将城市公共设施物联成网，城市运行系统实时感测天气、环境和需求变化调整到最节能、最安全和最宜居状态，如公共照明可以根据光线的变化、预警防灾系统可以根据感知危机自动启动相关程序，市民及时获得相关信息与服务。

（二）诊断-问题改进功能

通过对城市设施、环境、安全、交通等的智能化控制，对城市的每个角落实施监控，一旦发现问题便可以启动问题识别解决程序，根据高效率、可达性、专业化、低投入原则迅速解决问题，同时案例存入系统开放给相关方学习改进，最终实现城市复杂系统问题逐一逐层分解，专业团队承担或市民自助互助完成的局面，大大降低地方政府的工作强度与难度，节省财政开支。

（三）对接-需求创造新消费功能

通过搭建智慧平台，将市民、企业、社会组织、政府等各种需求即时发布，各种资源、要素通过响应平台实时对接，类似于淘宝、滴滴出行、3D打印与各种网上定制服务，创造出基于网络平台的各种新的城市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和财富创造方式，在满足市民需求的同时增强了“互联网+”时代的产业竞争力，顺利过渡到新经济形态。

通过这三大功能的实现，如图所示，智慧城市将具备以下四个层级的特点：1.感知与服务;2.体验与培养;3.共享与高效;4.改善与提高。从而实现智慧城市建设应有之使命，使长期困扰人类的城市复杂巨系统能够有序运行，自觉服务于市民需求，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与自然环境友好和谐，使城市朝着“发展更科学，管理更高效，生活更美好”的方向转变。

创新管理机制 搭建“互联网+”平台

服务挖掘工程地下管线安全

□ 贾明雁 （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 委员）

地下管线是输送能源、信息和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载体，水、电、气、热、通信、输油、工业等地下管网的安全稳定运行支撑着一座现代化城市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近年来，国内外城市施工外力破坏地下管线事故时有发生，给公共安全、经济发展和市民生活带来严重影响，更反映出政府的管理能力。

目前，北京市已拥有地下管网总长度16余万公里，新旧并存，权属众多。从政府管理看，分属市市政市容委、市水务局、市经济信息化委、市新闻出版广电局、市通信管理局、市公安局等10余个政府行业主管部门管理。采取什么样的管理措施？如何预防和减少施工外力破坏地下管线事故发生，是摆在政府管理者面前的重大课题。

一、需求导向，服务为先，搭建信息沟通服务平台

2010年，市政府要求市市政市容委作为全市地下管线运行的综合协调管理部门，协调地下管线单位与挖掘工程建设、施工单位建立地下管线安全防护工作机制。目前的管理现状是规划、建设、路政、交管、园林绿化、水务等部门在加强工程管理，防止施工破坏地下管线等方面出台了一些规定并设定了相应的行政许可。

通过深入调研和分析，我们意识到造成施工外力破坏地下管线事故主要是由于历史原因，工程建设、施工单位无法准确掌握施工区域管线信息，同时也存在沟通渠道不畅。以往挖掘工程建设单位要了解掌握施工区域内的地下管线信息，主要通过到城建档案机构查询、到各地下管线权属单位查询或者委托勘察单位探测查明等方式。但由于当前全市统一的地下管线档案资料库不健全，建设、施工单位需要打多个电话、跑多个单位或召集众多会议，不仅费时费力，仍由于众多原因不能取得良好效果。

北京市市政市容委紧紧抓住“任何一个建设施工单位都不希望挖断别人管线，每一个管线单位也不愿意别人挖断自己的管线”这一利益共同点，树立服务型政府理念，充分运用互联网信息技术，在不替代各项行政许可的前提下，在市市政市容委政务网站建设“北京市挖掘工程地下管线安全防护信息沟通系统”，以满足建设单位与管线单位之间信息公示、信息交流、权属确认等实际需求，消除信息不对称的壁垒，促进信息共享。将往常的会议、发文、电话等交流沟通手段，转变为虚拟化、扁平化的平等交流平台，降低了行政成本，提高了工作效率，突破了行政权属、级别等体制机制的屏障。

“北京市挖掘工程地下管线信息沟通服务平台”采用B/S结构，基于.Net技术架构开发，系统部署在互联网域。主要由信息公示、信息沟通、政府监管和系统管理等业务模块构成，满足政府部门、建设单位、管线单位和社会公众等用户需求，实现工程建设信息和管线防护信息的沟通共享。

平台主要应用流程如下：

（一）用户注册：工程建设单位与管线权属单位在平台注册，由后台对注册信息进行审核。

（二）信息发布：注册成功后，工程建设单位或施工单位于开工前，登录平台发布工程信息。

（三）查看信息：管线单位每个工作日登陆系统，查看工程信息;在5个工作日内回复施工区域是否有本单位权属管线和资料查询联系方式。

（四）沟通配合：工程建设单位根据管线单位的回复信息，方便了与相关管线单位的联系，通过查询相关地下管线资料，进行现场确认，实现了双方 “手拉手”共同做好施工管线配合工作，在保障工程顺利实施的同时也保障了地下管线运行安全。

二、“互联网+城市管理”的创新探索，初见成效

北京市市政市容委在地下管线运行综合协调管理工作中，顺应“互联网+”发展趋势，充分应用信息化和互联网技术，开展了“互联网+城市管理”的有益探索。通过互联网应用优势与创新政府服务模式有效结合，为提升管理效果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在政府部门结合企业需求主动补齐政府公共服务短板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建设单位和管线单位由原来的“被动管理者”变成了“主动参与者”，相互协调、沟通、配合，共同做好管线防护工作。企业的主体作用和自律意识也进一步强化，形成了政府部门与企业各方共同参与、合作共治的良好局面。

“北京市挖掘工程地下管线信息沟通服务平台”自2011年9月开始运行至2015年6月底，共有38个政府部门、255家建设单位和121家管线权属单位使用了该平台，平台累计为1229项挖掘工程提供了服务，这些工程均没有发生管线被破坏事故。据不完全统计，2014年全市施工破坏地下管线事故数量相比2012年下降了18%，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